“以前不知道，以前我很少去她那里。我问妈妈，妈妈说，羽毛球拍是在没生意的时候和别人一起锻炼用的，总是坐着会发胖。旁边的阿姨就插嘴说：‘你妈妈总拉着我和她打球，你看我现在苗条多了。’说完她们还一起笑了起来。”
“那饭盒呢？是妈妈的午饭吗？”“不是，那是一盒黄瓜头儿——吃黄瓜时掰下来的黄瓜尾巴，妈妈都留了下来。”
“做什么用的？”
“妈妈说用来美容，没事的时候她就用黄瓜头儿擦自己的脸。”女孩的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我突然发现妈妈一直都是很爱美的，虽然我们很穷，可我从未见她愁过，她一直都是很乐观的。”女孩有些哽咽了，“我想如果我死了，就太对不起她了……我在她那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到了学校，从此再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女孩现在已经上了大学。她说，是妈妈的黄瓜头儿挽救了她，是妈妈教会了她对待生活的态度。
电视里响起深情的音乐，手拿遥控器的我被深深打动了。在女孩平静的叙述中，我想象着她的妈妈该是怎样一个不平常的女人！一个被生计所迫、过着最底层生活的、用黄瓜头儿美容的女人！
为爱做的傻事
姬皓婷/文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在网上各色论坛里溜达，不尽是消磨时光，偶尔也会灵光一现，比如我眼前的这个帖子：
“30年了，曾经年轻过，曾经爱过，也一定曾经傻过吧。来说说自己所做的印象最深的傻事吧。”
有意思。在一旁偷乐着看别人做的傻事，似乎更能证明自己聪明吧。我欣欣然地一页一页往下翻回帖，却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感伤。应该是在傍晚的浮躁嘈杂中，却分明觉得，是在乳白的早晨，宁静的教堂：
“曾经对工程部一个人中意，每次吃饭算计他吃饭的时间，磨磨蹭蹭地出来，就为见他一下。”
“初二的时候，特喜欢一女生，就偷偷弄坏她的车，然后载她回家，第二天去接她上学，太傻了。”
“喜欢他，却不敢表达，他开一辆银灰色的别克，车号京**717。于是就开始走到哪里都注意银灰色的车，一见到银灰色的车就立即凑到跟前努力看车号是不是他的，因为车在人不在。虽然他都不知道我的心，我就是这样默默的。”
“上大学追一个女生时，那女生说饿了，深夜两点多，我马上翻墙出去找饭馆给她炒饭。等送到她楼下的时候，她在短信里说不想吃了，你拿回去吧。”
“深更半夜打电话，一次次地拨，听够3次‘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才挂，然后再打，直到手机没电。”
“傻事做得多了。最傻的就是在他离开之后每晚抱着他的照片哭，每天做事情的时候都会想他，大概有七八年吧。”
“我曾经跑遍清华所有的教室，为了找那个人。”
“很久很久以前，我用十块钱迭了个钻石，上面写着四克拉，至今还在。”
“考试前一天晚上为她辅导功课，结果自己的考试挂了。”
“为了在网上遇到他，在学习最紧张的时候整晚整晚泡在QQ上；在GRE考试前夕，通宵给他写辅修课学期论文；为了他能安心做我的朋友，去和另外一个人恋爱，为了他，和恋爱两年的男朋友分手，知道他失恋了，马上买机票，第二天飞了几万公里回来看他，为他放弃了事业国籍，回来了，他说还是对我没感觉，没办法爱上我。”
年轻的时候，以爱之名，我们想尽办法制造一切相见的机会，却装作漫不经心的偶遇；我们不远千里地飞来飞去，只为在那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送上一份祝福；我们节省下工资甚至饭钱，去买一沓沓的电话卡和手机充值卡；我们将聊天记录和短信都用小本子记录下来，一字不落地背过每一封E—mail，看他（她）喜欢看的书。听他（她）喜欢听的歌，做他（她）喜欢做的事，铭记他（她）曾经说过的话，我们在没人的时候变换各种语气表情练习表白爱情，排练了很久，却从来没有说出口过；我们发奋学习或者辞职流浪，甚至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只为了消除地域上的距离，却最终跨越不过心与心之间的距离——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青春的日子，真是让人难忘。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完满的结局，想来做这些傻事时，一定是伤心的，那就好好地伤心沉沦吧，这是专属我们的甜蜜的忧伤，他（她）不过是这段美好感情的见证而已。曾经这样爱一个人，这样默默地毫无计较地卑微地胆怯地爱一个人，是我们一生中多么美好的感情。有能力如此投入如此真挚地对一个人好，我们已经比那些因伤害而止步不前的人幸福。即使是错爱，一样动人。
总有一天，我们会长大，会把他（她）抛开。那些人那些事，那永不再来的舜花容颜，那满腹的如水温情和双目间的灼灼期待，那随水成尘风日无猜的淡然岁月，那曾经的思恋和由此带来的伤害，更多地成了一种幻觉一种臆想，成了远方和梦中的风景。当我们学会冷静理智，开始现实地看待感情，却再也傻不起来了，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独自等待
廖恒/文
在非洲的斯威士兰，我工作的医院坐落在漂亮、陡峭的莱邦博山的顶峰。在这里，人们为了看病，常常得走40公里或更远。
每天早晨，医护人员搭上一辆小卡车或大篷运货车，到那些极度贫困且急需医疗服务的小区为人看病。每次出发前，我都会买一些土豆、胡萝卜和苹果，送给我们遇到的人。在非洲，医疗服务不仅意味着提供药物，也意味着提供食物。我常常会准备好一袋糖果，分发给在小区里遇到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那天，我们来到一个孤儿家中。在斯威士兰，这样的家庭有15000多家。在那个用木头搭成的棚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她有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灰褐色的眼睛。她的名字叫坦兹尔。我从袋子里拿出一颗糖给她，她用当地的方言对我说了一句话：“医生，能再给我一颗吗？我要给我的妹妹。”同去的护士为我做了翻译。“当然可以。”我又给了她一颗。为一个肺结核患者做完治疗后，我们按原路返回，经过坦兹尔家的门前，我们向她说再见。让我们奇怪的是，坦兹尔没有吃我给她的第二颗糖，而是把它留着。护士说：“这小女孩真聪明，她为自己要了两颗糖。”接着她又问了坦兹尔几个问题，我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
坦兹尔今年7岁。两年前，她的父母像这个国家的很多人一样，双双死于艾滋病。父母的去世带给坦兹尔无尽的伤痛，可是，灾难常常结伴而行。父母离她而去的当年，坦兹尔与自己的妹妹失散，当时她的妹妹才3岁。此后，不管谁给坦兹尔任何东西，如果不是给她两份，她都不会接受。两个胡萝卜、两个布娃娃、两颗糖，一个给她自己，一个留给很可能已不在人世的妹妹。事实上，在坦兹尔居住的小木棚里，我们看到了她收集的一堆旧东西。她希望有一天，她能把这些东西都给她的妹妹。
我的一些朋友曾对我说，当他们看着非洲的这些孩子时，不知为什么，总会觉得这些孩子与我们的孩子不同，他们好像感觉不到痛，同样也感受不到爱。我也一直有相同的看法。但认识了坦兹尔后，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现在我坚信，这些孩子的痛深，爱更深。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被坦兹尔的故事深深地震撼着。回到住所后，一些同事告诉我，在斯威士兰像坦兹尔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都在各自等待着他们生命中同样重要的人。有的是父母，有的是兄弟姐妹，有的是祖父母。这些孩子都已经很长时间未与他们相见。虽然这种独自等待是一种煎熬，但我仍然相信，在这种等待中，孩子们都不是孤单的，因为有同一样东西一直陪伴着他们，那就是每个孩子居住的小木棚里放着的、他们一直收集的、准备有一天给自己亲人的一堆或大或小的旧东西。
我想起了一首古老民歌里的一句歌词：“当我们饥饿时，爱能让我们活下来。”我祈祷上天，这句歌词能在坦兹尔，以及其他很多像坦兹尔一样的小孩子的身上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