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齿很坚硬，舌头很柔软，但是牙齿会较早脱落，舌头却永远和身体在一起。所以，在遭遇挫折和困难时，放软身段，以低姿态去面对，刚柔并用，就能迎难而上，越过阻碍。
傲骨是一种刚强不屈的性格，是一种深藏坚定的自信，是一种不屈居人下的气质，是一种从里而外的铮铮铁骨，是一种蕴含深厚的内涵，是一种绝不让步的原则。中国的传统比较推崇韬光养晦，就是要求不能有傲气，但却提倡要有傲骨。
所谓傲骨，就是应当有志气，有自信心，有顽强不屈的性格。人生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失败和挫折随时会降临，然后冷眼和讽刺随之而来。只有战胜这一切不利因素，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否则，没有傲骨，很可能在现实的磨砺中无法坚持自己的梦想，很容易被现实打磨得失去自己的棱角。
需要注意的是，有傲骨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处处显露，就很可能处处碰壁，并因太硬而更容易折断。其道理显而易见，牙齿很坚硬，舌头很柔软，但是牙齿会较早脱落，舌头却永远和身体在一起。所以，在遭遇挫折和困难时，放软身段，以低姿态去面对，刚柔并用，就能迎难而上，越过阻碍。
曾国藩说：“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法达到自强的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的目的。
1834年冬天，曾国藩中举不久，第一次离开湖南独自赴京，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曾国藩的初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事有赶巧，这年恰逢皇太后的六十大寿，按惯例要增设恩科一次，所以年后还有一次机会。曾国藩征得祖父和父亲同意，便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恩科会试。于是，曾国藩谢绝一切交游，在会馆闭门读书。
但到了恩科，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一身傲骨的他当然很失望，但想到自己必须考中进士才能实现宏图，就又收拾心情，为下次的考试做准备。于是，他放软身段，不断地向别人求教、学习，想尽办法提高自己。
1838年，曾国藩再次进京会试。功夫不负有心人，曾国藩考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虽然得以金榜题名，但按照惯例，名列第三甲的进士不能入翰林，心高气傲的曾国藩很不服气，于是他进一步放下身段，潜心学习。结果，复试、殿试、朝考，曾国藩的成绩都很优异，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道光御览之后，道光皇帝又特别将他提为一等第二名，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翰林院。
曾国藩的傲骨是其锲而不舍，不断追求的精神动力，正是因为有一身的傲骨，有远大的宏图志向，他才能一次次不放弃。但是，光不放弃是不够的，还要有正确的方法来提高自己。于是，曾国藩选择了放软身段向别人请教、学习。就像钢材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坚硬，还需要融化的钢水来铸就一样。强是由弱壮大起来的。
曾国藩对此的理解是：“《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曾国藩一生以“挺”成就大事，他的“挺”就是最好的傲骨。从屡战屡败到屡败屡战，从顶着圣旨不出兵到“见死不救”，从地方到京城再到地方的沉浮……这一切都没有让他改变自己的志向，没有让他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也更没有选择随波逐流。他以一介书生之躯挺立在混沌时局的巨涛猛浪中，几近摇摇欲坠却仍然屹立不倒，并最终傲立潮头。没有如此的傲骨显然是坚持不下来的。
但是，曾国藩很讲求处世之道，他用刚柔并济的中庸之道在官场纵横几十年，一再升迁，虽然曾招致朝廷的猜忌和疑虑，乃至于除之而后快；也曾招致同僚的排挤和打压；曾招致下属的“逼宫”，逼其上位，但这些都被他巧妙地化解了。
我们常说“做人要做水一样的人”，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水很硬，它可以滴穿石头，但水也很柔软，你用什么形状的容器来盛它，它就呈现怎样的状态和形状；水很硬，它能渗透、浸润很多东西、很多地方，但水很也柔软，它遇到阻碍就会马上转向，从来不会去“硬”来。面对困难时，如果硬来不行，那就来软的，用一颗平常心待之，学会放软身段，不啻为极明智的处世之道。
多说话不如少说话，说话要恰当无误，千万不要花言巧语。因此，说话要分清场合、对象和时机，切不可因一吐为快而招致祸端。
说话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正因为容易，很多人就会肆无忌惮、满嘴跑火车、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得罪了人还不自知。也正是因为很容易做到，所以才更需要谨慎。所谓“言多必失”，一些人总是动不动就发表看法，提出建议，甚至批评指正。殊不知，说得越多，就越容易暴露问题，越容易有漏洞。更何况，没有人喜欢总有人在自己身边指手画脚。人有一口二手，这是否在启示我们要少说多做呢？
曾国藩将“多言”列为三戒之一。他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对做事一向低调的曾国藩来说，傲慢自然是不会有的，但是他曾吃过“多言”的苦头。
有好几次，他在席上取笑别人，反而遭到别人的讥讽，这使他很是尴尬。有一次上朝，他不经意地说了几句话，却顿时引起了同僚的猜忌。虽然他并非有意，但听者有心，搞得他很孤立，也很狼狈。遭遇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后，他发誓要从“戒多言”开始，重塑个人形象。
曾国藩总结出了多言的害处：
1、多言生厌。话太多了容易让人讨厌。如果有事没事总在不停地说，好像自己什么都懂，别人都是傻瓜一样，别人就会把你当成傻瓜。
2、多言招祸。俗话说“祸从口出”，说得多了难免就有不该说的说了，不能说的说了，或者主观臆断，说出来的话就好像要挑拨离间一样。
3、多言致败。所谓“守口如瓶”，一个多言的人必然是缺乏警惕性、没有保密意识的人。正是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能说，全图一时口舌之快，从而给自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4、多言无益。话多了伤气，说话太多，对身体健康是没有好处的。
《颜氏家训》中说：“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对成大事之人来说，严谨是重要的要求。同治六年(1867)九月，曾国藩给淮军名将刘铭传的信中说：“古来人才，有成有不成，所争每在‘疏密’二字。”“疏”则多言，“密”则守口如瓶。如果多言，透露出去的信息就会很多，一旦被对手察觉，便很容易导致失败。所以，《曾子·修身》曰：“行欲先人，言欲后人。”
曾国藩不但自己不断加强“谨言”的修养，还告诫下属和子弟也要“少说多做”。弟弟曾国华为人刚烈，说话苛刻。曾国藩特地给他取字为温甫，让他说话温和些，少得罪人。
曾国华战死后，曾国荃成了曾国藩的左膀右臂。曾国荃不懂得官场规律，总是多嘴多舌，言出无状。曾国藩不断给他写信，甚至当面加以责备。咸丰十年(1860)九月，对待是否北上援解北京之围一事，曾国藩一直以“缓”字应付。而曾国荃不明就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曾国藩斥责他：“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几次斥责教导后，曾国荃收敛了很多，曾国藩在给两个兄弟的信中说：“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谨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
对家人是如此要求，对下属也不例外。他在给叶光岳的批牍中教导说：“第一说话要谨慎，不可随口编凑谎话。”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家，1866年入曾国藩门下，与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并称四大弟子。他刚入曾门，曾国藩就告诫他要谨言。吴汝纶在日记中写道：
“《三代世表序》中‘盖其慎也’，‘慎’为立言至要之义。余初见曾文正公，公告以立言宜慎，因自举其箴戒之询，有云：‘慎尔毁誉，神人共鉴。’《史记》全部皆以慎为主，班氏亦能守其遗法，后之史书所以为秽者，由其不能慎也。”
古人曰：“话说多不如少，唯其是勿佞巧。”意思是说，多说话不如少说话，说话要恰当无误，千万不要花言巧语。因此，说话要分清场合、对象和时机，切不可因一吐为快而招致祸端。
隋朝有个大将帮助隋炀帝平定了北方，可以说是开国元勋，就因为他时常在皇上生气时进谏，有时候皇帝面子上很挂不住，但是他还是屡屡进谏，最后，皇帝终于在一次盛怒之下，将其赐死。临死的时候，他终于悔悟，把儿子叫过来，说：“把舌头伸出来！”然后他拿锥子刺儿子的舌头，刺得儿子满嘴是血。
父亲对儿子说：“我死后隋炀帝还会找人领兵打仗，平定南方，统一整个中国。他要找你，能不能去？能去，但记住，千万别向皇上提意见。把你的舌头扎出血是想告诉你：你的父亲是因舌而死的。”
孔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是指言语迟钝，结结巴巴，不善表达。“敏于行”则是指手脚勤快，反应敏捷，行动迅速。整句话的意思是告诉人们，要谨慎地想问题，办事情，要善于把思想化为行动，切忌空想，说空话；或说了，想了，却又不去做。
事实胜于雄辩。再雄辩的语言也没有真正的行动来得更有说服力。一个人说得再多，也不如做更让人信服。话是让人听的，但是耳听为虚；事是让人做的，所谓“眼见为实”。所以，要想做出成就，就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做个行动的巨人、语言的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