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错觉
苏门答腊的地震、俄罗斯的坠机事件、一个男人将自己的女人在地下室关了30年、海蒂·克鲁姆和席尔分手、德意志银行破纪录的工资报酬、在巴基斯坦发生的暗杀、马里总统的辞职、掷铅球的最新世界纪录，人们真的必须要知道这些事情？
我们的信息很灵通，但知道的很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200年前发明了一种有毒的知识类型：新闻，即世界各地的消息报道。新闻对于我们的精神的影响，就像糖对于身体的影响一样：新闻是可口的，容易消化的—但长期下来却是有害的。
3年前我开始进行一个实验。我决定不再阅读新闻，取消了所有报纸和杂志的订阅，把电视机和收音机从家中搬走，将苹果手机上的新闻应用程序删除，我不再碰任何一份免费的报纸，而且当飞机上有人在我面前阅读报纸时，我会有意识地看向别处。在最开始的几个星期这么做是不容易的，很煎熬，我总害怕会错过些什么。但在一段时间之后，我有了一种新的生活感觉。3年之后，我的思维变得更清晰，见识更深远，可以做出更好的决定，有了更多的时间，而且最好的一点是：我从未错过什么重要的新闻。我的社交圈子—不是指脸谱网，而是现实中真正的朋友和熟人—起着新闻过滤器的作用。
回避新闻有很多的理由，我这里只说最重要的三个。第一：我们的大脑对于骇人听闻的、与人物相关的、喧闹的和变换快的刺激会有极为强烈的反应—而对于抽象的、复杂的、需要解释的信息则有着极为微弱的反应。新闻制作者便利用了这一点。吸引人的故事、显眼的图片和耸人听闻的“事实”会牢牢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结果就是所有构思缜密的、复杂的、抽象的和不易看透的内容都会自动地被隐去，尽管这些内容与我们的生活和与对世界的理解更加相关。所以说为新闻消费的结果就是凭借一张错误的危机入场券在大脑中闲逛。花钱去看新闻的人会把大多数话题的重要性完全估计错误，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危机不是真正的危机。
第二：新闻的意义是不大的。人们可以在过去的1年内看完大约一万则短新闻—每天约30则。请你很诚实地说出一则新闻，它使你能比以前做出更好的决定—对你的生活、事业或生意。没有人在我提了这个问题之后能说出2则以上的新闻—从一万则新闻中。多么可悲的比率。新闻机构要的是使你相信，他们给你提供了更具竞争力的优势，很多人就这样受骗了。实际上关注新闻不是什么竞争力的优势，而是种劣势。如果关注新闻真的可以使人们获得更多成功，那么记者早就应该站在收入金字塔的顶端了，但他们并不是这样。
第三：浪费时间。普通人因为新闻平均每周浪费半个工作日。从全球范围看来，这给生产力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比如2008年在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恐怖分子在残酷的自我满足欲望中杀害了200人。请你想象一下：平均一个小时有10亿人在关注孟买的悲剧，他们关注着这一新闻，听着电视上某些“专家”和“评论家”的喋喋不休。这是个很符合实际的推算，因为在印度有超过10亿的人口，但我们还是按照10亿保守地计算，10亿人每关注一个小时加起来就是10亿个小时，换算过来就是：有
2 000个人的寿命被新闻消耗了—比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9倍，这个视角虽然很讽刺但也很现实。
消除掉这100多个思维错误和行动错误，与放弃新闻一样，可以给你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你害怕没有新闻的生活会使你被朋友们排斥？你也许不知道在西伯利亚某处有飞机坠毁，但是你可以理解这世上深层次的而且往往不是一目了然的关联，你可以将这些与其他人分享。谈到你不看新闻的事情时你不要有顾虑，人们会很感兴趣地听你讲述。长话短说，请你放弃对新闻的消费，而且是全部。你可以阅读长篇的背景文章和书籍，因为如果想要理解这个世界的话，没有比读书更好的方法了。
在此我感谢科尼·盖比斯托夫，他熟练地编审了这些文章并对其作了最后的润色。我感谢汉斯-于尔格·鲁芬纳尔关于有意义的生活目标的机智讨论。没有一个人可以像纳西姆·塔勒布那样，与我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即使我与他之间隔着大西洋），我们每天关于明智思考和行动的对话是我生活中智慧的闪光时刻。我感谢ZURICH.MINDS组织的科学家们关于科学研究现状的讨论。我感谢汉泽尔出版社的马丁·雅尼克极为专业的合作。当然，我要感谢所有在这一优秀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米歇尔·克鲁格、弗里西塔斯·法伊尔豪尔、赫尔曼·里德尔、加布里埃勒·尤及戈尔、玛丁娜·阿伦特、安娜·马克格拉夫以及其他所有为这本书和上一本书的成功做出很大贡献的人。我感谢超级代理人约翰·布罗克曼对于该书美国版和英国版的发行的贡献。如果我没有每周把自己的想法转化为文章的压力，这些关于思维和行动的错误就不会以图书的形式出版，所以我要感谢弗兰克·施尔马赫博士，是他将我的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的专栏上，乔瓦尼·迪洛伦佐和莫里茨·米勒－维特将文章发表在《时间报》上，马丁·施比勒将文章发表在《星期天报》（瑞士也有出售）上。我感谢画家埃·博霍和西蒙·施蒂勒为我的文章所绘的插图。编辑塞巴斯蒂安·拉姆斯佩克，鲍尔茨·斯波利和盖比·施瓦戈尔（三人都供职于《星期天报》），以及休伯特·施皮格尔博士（供职于《法兰克福汇报》）用他们的火眼金睛在这些杂文刊发前消除了所有错误和不明白的地方—在此我要表示由衷的感谢。经过多次编审之后出现在这里的一切文字，由我来承担责任。我最要感谢我的妻子莎宾娜·里德，她每天都在向我证明，“美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语）更多是来自清醒的思考和明智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