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化霜融后的亮丽
那天下午，瘦瘦的雨，意兴阑珊地从铅灰色的天空不断地洒落，空气里饱饱地蕴含着让人不适的潮意；然而，风尘仆仆地赶来的我，一看到教室里的情况，空气里那一份潮湿，立刻泛入了眼眶。
毫不宽敞的教室，挤挤地坐了五六十人，有华人，也有印度尼西亚人。天花板有盏孤零零的灯，不情不愿地散发着看上去有点邋遢的亮光。此刻，把满室昏暗驱走的，不是这盏懒洋洋的灯，而是孩子们一双双湛湛发亮的眸子。
老师起劲地教，孩子认真地学。
琅琅的读书声，响彻整个校园。
这所拥有350名学生的中文补习华校（高山杯印华公学），位于山口洋（Sinkawang）。
山口洋是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岛一个恬静美丽的小城，人口17万，其中55％是华人，迄今还保留着许多美丽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
众所周知，自从印度尼西亚政府在1966年关闭全国华校后，中文便成了印度尼西亚一枚“无形的地雷”，无人能碰、无人敢碰，它与毒品同被列为“入境违禁品”。听说读写，全在禁止之列；连华籍初生婴儿都不许取中文名。
这种情况，持续了长长长长的32年。
到了2000年，印度尼西亚实施教育改革，久被禁锢的中文，才从“伸手不见五指”的“文字地牢”里释放出来。
如今，印度尼西亚许多中小学都把中文排进正式的课程内，而中文补习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冒现。
上述小城山口洋，是华人群集之地，印度尼西亚朋友都众口一词地表示，那是学习中文的大宝地，也是培养未来师资的大本营。
在印度尼西亚文坛前辈杨兆骥和作家陈冬龙的陪同下，我从雅加达飞赴位于赤道线上的坤甸（Pontianak），再从那儿乘搭汽车到160公里外的小城山口洋去。
高山杯印华公学是全山口洋最大的中文补习学校。校长是现年六十一岁的叶石喜。2002年7月，在社会的大力支持与家长的热烈要求下，学校正式成立。据叶校长表示，报名者十分踊跃，有的老远地从别的乡镇赶来，其中还包括了好些印度尼西亚人哪！
叶校长说：“中文解禁，是久盼而来的天大喜讯，我们得抓住良机，尽量做、尽快做；能做多少，便做多少。”
校方以北京华文学院（原中国语言文化学校）编写而由中国暨南大学出版的《汉语》系列教科书作为教材。学生多半来自经济贫瘠的农村，他们早上到印度尼西亚政府学校上课，放学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到补习学校来，每天花三小时修读中文，日日如此。
每月学费3万盾（约合新币5元余），那些赤贫者则由赤道基金会资助。
教员多半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都是印度尼西亚中文被禁之前的华校毕业生。由于经费短缺，教师月薪只有寥寥80万盾（约合新币143元）。尽管入息低微，可是，看到一度死亡的中文如同植物般重新抽芽生长，日益茁壮，他们在精神上所得到的满足，全然弥补了薪金的微薄。
该校的刘碧莲老师就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学生认真学习的勤奋精神，是她教学最大的驱策力。
她满脸激情地说：
“学生上课，全都聚精会神，学得很起劲，万一听不明白，便会在放学后主动留下来，问个一清二楚。作业不必催，更不用逼，都是自动自发地交的。平常就算是刮大风、下大雨，他们依然还是不旷课、不逃学。到了假期，他们便勤奋自学，认认真真把每份作业做好。”
哇！这不是新加坡所有教师最憧憬、最向往的学习情况吗？究竟刘老师是如何激励学生的？
她微笑地说：
“嗳，学生都是自动自发想要学习的。”
啊，“自动自发”！
这就是最大的关键了──学生有了强烈的学习意愿，老师当然就相应地有了教学的热忱。教学相长，水到渠成。
然而，学生为什么会有这样强劲的学习欲望呢？
该校一名十五岁的学生，是印度尼西亚的达雅族，取了个中文名“林丽娜”，就读于五年级，是全校成绩的佼佼者。她家务农，农闲时和朋友来校旁听，一听就上瘾了，于是正式报名修读。
我要求见见这名学生。
肤色黧黑，双目灵动如水，有着一股不属这个年龄的沉着稳重。
问她为什么爱读中文，她以流畅的华语娓娓应道：“我喜欢听老师讲故事，也喜欢看故事书。”我问：“你最喜欢哪一个故事呢？”她不假思索便飞快答道：“狐狸和乌鸦。”我又问：“这个故事为什么吸引你呢？”她侃侃而言：“故事里有很多很大的道理，比如说，那只乌鸦很傻，没有看清楚狐狸的真面目，便被它骗了；那只狐狸呢，不诚实，很狡猾，很可恶。这个故事是教我们不要像乌鸦那样容易上当，也不要像狐狸那样随便骗人。我们应该努力读书，靠自己的力量好好做人。”
我很惊讶，一方面讶异于她思维清晰，另一方面，也惊叹于她发音的准确和用语的纯净。
我打破砂锅问到底：
“你热衷于中文学习，还有其他原因吗？”
她老老实实地应道：
“读中文，在印度尼西亚有很大的好处，以后可以当老师。”
啊，真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对于世世贫穷的务农人家来说，能由日晒雨淋的农田走入春风化雨的杏坛，的确是一项很大很大的推动力。印度尼西亚语言开放的新政策，无形中也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那些学得好的，以后还可以搭乘中国的经济顺风车。
语言，的的确确是跟着经济走的。
林丽娜有个十三岁的妹妹林燕娥，怀着同样的梦想，和姐姐一起在印华公学勤学中文。
她俩将来想执教鞭的这个愿望，绝对不是可望不可即的“镜中花、水中月”，因为印华公学的年轻教师叶美妮，就是她们学习的楷模。
叶美妮年仅十九，但却能以流畅的华语在课室里施展教学的魅力。我在没作任何特别安排的情况下，进入教室看她教学。当时，她正示范朗读，咬音极准。一名学生试读而且读得不错，她便说：“很好，现在，请你表扬表扬自己。”该名学生得意至极，摇头晃脑地说：“棒棒棒，我真棒！”其他学生，齐齐鼓掌，气氛很是热烈。接着，她又对全班说：“让我们一起表扬表扬他，好吗？”学生们齐声赞美：“棒棒棒，他真棒！”有一两名学生不小心说溜了嘴，把“他”说成了“我”，叶美妮立刻含笑纠正：“噫，是他读的，又不是你，干吗称赞自己？”其他孩子都笑开了，师生之间，有很好的互动。
四年前，叶美妮报读印华公学，勤奋苦学，成绩优异，被派往雅加达进行一个月密集式的训练，之后，又再被派到中国广东省江门幼儿师范学院，接受一年师资训练。2006年，正式受聘于印华公学。
她是新一代印度尼西亚华人在短短几年内苦学成功的典型例子。
她满怀信心地说：
“语言，只要全心全意地学，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目前，在山口洋，类似这种补习学校已多达十余家，学生人数由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
离开印华公学时，早来的暮色像滴落在宣纸上的墨汁，迅速弥漫，雨丝呢，依然满天飞舞，可是，莘莘学子铿铿锵锵的读书声，依然快快乐乐地飘荡在校园里。
看起来，山口洋他日成为印度尼西亚“生产”中文教师的大宝地，绝非无稽之谈。
至于首都雅加达，学习中文的风气也非常蓬勃。
在印华作协会长袁霓的安排下，印度尼西亚文友海燕和碧珍陪我参观了雅加达的卫理基督教中小学校。
2002年，印度尼西亚教育部颁布了新法令，允许各校增设中文课程。
这虽然不是强制性的，可是，那些没有在第一时间响应上述措施的学校，却立刻感受到了社会排山倒海的压力，因为有无开设中文课，已成了家长选择学校的考量因素。
中文于是在各校呈现百花齐放的大好状况。
卫理学校小学部共有学生一千余人，校长谭瑞琼指出，目前印度尼西亚面对的是严重的“教师荒”。中文32年不见天日，过去许多华文基础深厚的老师已步入中老年，新鲜血液的培养又不能一蹴而就；粥多僧少，青黄不接。有关方面只好从中国内地和台湾请来老师支援。
为了提高学习兴趣，该校也主张电影教学。主任扬了扬手中的影碟，说：“我们刚刚在课室放映了这套电影，他们都非常喜欢呢！”我一看，啊，原来是由梁智强导演的影片《跑吧，孩子！》
看电影，学会话，学了会话又与老师不断对话，在这种“双管齐下”的教学策略下，学生通常都进步极快。
老师有教学的热忱与策略，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和动机，再加上政府大力的鼓励和推动，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教育已由2000年的曙光初露而变成今日的阳光遍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