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烨发动剿藩战争后，几年一折腾，吴三桂的势力越来越弱，孙延龄吃了很多败仗，眼看就要被清军打垮，他小子不是个有骨气有志气的男人，到这时真正的尊严却不要了，又想回到清朝的怀抱。由谁为自己说情呢？他想只有请老婆帮忙了，可他与老婆已经分居多日。这一天他来到老婆身边，轻轻地叫了几声：“四贞，我……”四贞瞥了他一眼，说：“你叫我什么？”孙延龄说：“我以前不听你的话，弄错主意，眼下危急万分，求你怜惜夫妻恩情，快为我解围。”说罢挤出几滴眼泪。四贞不高兴地说：“像你这样忘恩负义的人，还念什么夫妻恩情？我从前再三相劝，叫你不要叛清，你不但一句不听，反从此不入我室，离开了我，去做什么王爷。好！好！你去做王爷得了！我是没福的人，不要再来惹我！”说罢她把身子转过去，不理丈夫。孙延龄忙又跑到老婆的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一边扯着老婆的衣服，一边哀求：“好姐姐、好姐姐，救救我……”
孙延龄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竟在娇小的老婆面前跪下，四贞的心立即软了下来，想起曾经有过的缠绵与温存，体内竟涌起情愫，她的声音变得温柔起来：“你悔已迟了，叫我如何为你解围呢？”老公说：“我已决定降清，但害怕皇上判我罪，求你到京城跑一趟，去见太后，为我说情，说我被人胁迫，一时糊涂才做出了蠢事。你为我开脱了罪名，我就是死了也会感激你……”四贞听老公一说“死”字，顿时潸然泪下，说：“你是好好儿活着，为什么自己咒死？你既然要我赴京，我就明日动身。”四贞去向皇上说，玄烨同意接受孙延龄的归降。
在都城北京，玄烨下令处死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可不管他是自己的姑父。同时，玄烨还争取了陕西提督王辅臣投诚，从而粉碎了吴三桂打通西北的战略思想。玄烨继而利用耿精忠与台湾郑经集团之间的矛盾，招降了耿精忠，并乘势进军，迫使郑经势力退出福建。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尚可喜忧愤而死，尚之信也因与吴三桂矛盾重重向清廷投降了。第二年，吴三桂竟在湖南衡阳称帝，国号“大周”，但几个月后就忧愤交加而死。他的孙子吴世璠在康熙二十年清军攻陷昆明后自杀。
经历8年的“三藩”之乱，终于在玄烨沉着应对下平定，他的位子坐得更稳了。
3．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凡人于无事之时，常如有事，而防范其未然，则自然事不生。若有事之时却如无事，以定其虑，则其事亦自然消灭矣。古人云：心欲小而胆欲大。遇事当如此处也。
——玄烨
玄烨继承事业，是个小娃娃，鳌拜不把他放在眼里，结果吃了大亏；吴三桂叛乱起因于玄烨撤消三藩，他也不把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的玄烨放在眼里，自以为身经百战，玄烨不是自己的对手，结果还是输给了玄烨。谁是真正的智者，通过较量就知道了。
鳌拜、吴三桂都过低地估计了玄烨的能力。除了他们，其他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有个叫杨起隆的人，当得知吴三桂叛乱，趁乱做起谋取权力与利益的梦想，他诈称“朱三太子”，与几个哥们秘密联络，把京城1000多个贵族家奴组织起来，定于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元旦那一天，趁官员入朝时，各自杀死自己的主人——并许诺将来建立政权时，被杀官员的官职就由该官的家奴担任，因此得到了不少家奴的拥护。
就在杨起隆即将举事的时候，消息泄漏了出去。郎廷枢的家奴黄裁缝在夜里喝醉了酒，胡言乱语，其中有些话里分明藏有阴谋，这让精明的老郎谨慎起来，他趁黄裁缝醉意正浓时，主动与他说话，目的是诱导他说出更多的秘密。原来黄裁缝也参加了杨起隆的组织。郎廷枢得知后大惊失色，当即擒住黄裁缝等三人到旗主处，举报了这件事。
另一个叫周公直的正黄旗人也发现了异样的动静。他向政府报告说，自己的家奴陈益正聚集30多人在家中密谋举事。最高当局领导玄烨先生得到汇报后，大吃一惊，但他没有慌乱，而是果断地命令正黄旗都统图海、祖永烈迅速率领官兵前去擒拿，结果当场拿获了案犯30多人。接着，他又下令关闭城门，严行搜查，捕获首要人犯数百人。首犯杨起隆闻风而逃，不久也被拿获，判处死刑。玄烨可谓镇定自若，举手之间平定了一场大乱。
对于案件的审理，玄烨十分重视，他认识到叛乱分子敢在京城发难，一旦得逞，后果不堪设想。刑部审完案犯，提交一份判决报告，拟将李株、黄裁缝等200余人按“谋反律”凌迟处死，其亲属自祖父以至子孙，还有叔伯兄弟及其儿子，凡男的年满16岁，都予以处斩；15岁以下之男子和案犯的母亲女儿妻子姐妹以及财产都籍没入官。
玄烨要亲自过问这样的案件，当审判报告交到他手上审核时，他琢磨再三，决定从宽处理，因为事情搞大了会引起轰动，就可能有人利用它滋事。天下再乱，京城不能乱；京城不乱，天下再乱也有办法扭转。于是，玄烨亲自下笔结案，只将李株、黄裁缝等9人凌迟处死，蔡文以下194人改为斩首。对于案犯亲属，玄烨不愿株连过多，一律免罪释放，其家产也免入官，受牵连之人亦不予追究。就这样，玄烨采用宽严结合的处理方法，使一场足以震惊全国的大案在无声无息中得到处理，没有引起大恐慌和震动，京城很快安定下来，没有影响自己平定三藩的大事。
过了不久，玄烨面临着一场更大的考验。康熙十三年四月初，河北总兵蔡禄准备叛乱响应吴三桂。蔡禄和襄阳总兵官杨来嘉原都是郑成功的部将。郑成功去世后，他们率部降清，被从优提拔，授以总兵官。当获知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后，蔡禄也萌生了反叛之意，开始和起兵反清的杨来嘉书信来往，购买骡马，制造兵器，命令士卒以捕鱼为名，进行军事演习，密谋发动叛乱。河北离北京近，他们决定夺下京城，把玄烨直接拿下。
如果不是正巧侍卫关保到河北出差，无意间探听到这个消息，那么事态会变得严重起来。关保急忙提前回京，把蔡禄与杨来嘉反叛的阴谋报告玄烨。玄烨很是吃惊，怎么都来与我过不去？欺我年轻是吗？河北属于京畿重地，一旦发生叛乱，首先就要威胁到京城的安危。而且，和杨起隆的乌合之众不同，蔡禄率领的是久经沙场的强兵悍将，对京城有致命的威胁。
形势万分危急，玄烨告诫自己绝对不能慌乱，一慌乱就没有主见了，就会发出错误的决策信号。作为一个智者，静如中流砥柱，动似水中行船。既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又要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这样才能面对棘手的问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潜能，而不过度膨胀。惟有把握好自己，谨慎操作，灵活应变，尽量少失误，才能得高分。
玄烨经过认真思考后，立即派内大臣阿密达领护军速赴蔡禄驻防地怀庆。在蔡禄还没有将士卒鼓动起来之际，阿密达就已率部迅速包围了他的衙署。蔡禄的部下企图负隅顽抗。阿密达指挥若定，率部冲进衙署，将蔡禄父子及同谋一并擒获，四月二十四日，押解北京处决。这样，一场叛乱又被扑灭在萌芽之中了。
4．将分裂者彻底摆平
台湾属国土一方，必应重置大清管辖，若不及时回归，恐复为外夷所侵。朕主意已决，乘机规取澎湖台湾！
——玄烨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清朝的玄烨不失为一位英明雄略之主。和平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是这位政治家的卓越功勋之一。
1662年，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同年，郑成功逝世，他的儿子郑经继位治理台湾。1681年，郑经突然死了，他的几个儿子同室操戈，爆发内讧。最后侍卫大将冯锡范平定内乱，拥立郑克塽登位。郑家第三代领导人生于台，长于台，统一观念淡薄，多次拒绝与玄烨和谈。可是由于郑氏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使得岛内人心离散，不少文臣武将以为孤栖岛上，前景黯淡，终非长久之计。
与此同时，祖国大陆的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社会秩序安定，民族矛盾缓和。削平西南方“三藩之乱”，平息西北方噶尔丹叛乱后，玄烨把大陆基本统一了起来。收复台湾，成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于是，玄烨把收复台湾提到日程上来，并作为三大重要而亟待办理的政务之一。
但也有人反对收复台湾，如户部尚书梁清标、刑部尚书介山、兵部侍郎温代等，他们认为台湾港口浅狭，船舰“驻泊无所，粮运不继”；另外“三藩”初平，要休养生息，不应再开征战。玄烨帝力排众议，说：“台湾属国土一方，必应重置大清管辖，若不及时回归，恐复为外夷所侵。朕主意已决，乘机规取澎湖台湾！”
玄烨看好两位将领，施琅和姚启圣。施琅是郑氏的旧将，掌握海上的险要，玄烨加封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令其打造舰船，操练水师。施琅上任后，日夜督操，练成水师2万，分载战船300艘，等待着最高统帅发布进攻号令。姚启圣是浙江人，少年时就以胆大敢为出名，后来在作战中立功，当上福建总督，玄烨命令姚启圣积聚粮草，随时准备渡海东征。
玄烨认为收复台湾，不能强攻硬拼，而应当稳扎稳打，争取和平解决，最后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对此，他派人与郑氏集团进行了九次会谈，可是，郑经企图依靠强大的水军，世代据守台湾，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这时玄烨意识到争取郑经等上层的希望不大。于是，玄烨就把目标转移到中下层将领和士兵身上，通过招抚，分化瓦解郑氏集团的力量，并作出征讨台湾的强势姿态。
郑氏听到清军东征台湾的消息，惊恐万分，他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大家意见几乎一致，即战必败。鉴于此，郑氏做出归降清廷，但“须援朝鲜例”，不受管束的决定。玄烨洞察郑氏不良用心，怒斥道：“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氏乃中国之人。”坚持台湾必受制于清廷，断然拒绝了郑氏的无理要求。
郑氏不愿归降，独立又不准，无奈作背水一战，祈求侥幸取胜，苟延残喘。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夏天，施琅力主出师，又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但是玄烨认为时机不可延误，久拖有害无益，于是果断下诏进取台湾。施琅由福州下海，乘南风先取澎湖，他说：“澎湖不破，台湾无法攻取。拿下澎湖，台湾不战自溃。”玄烨信任施琅，觉得非常有道理，澎湖列岛地处大陆与台湾中间，为台湾咽喉和门户。捏住咽喉，台湾也就不堪一击。当时镇守澎湖是台湾郑氏集团中威望最高的大将刘国轩。刘国轩沿海塘筑土垒、土墙，在港口沉船海底，把澎湖守得格外严密。
施琅先以“水鬼”排除海底障碍物，趁夜幕袭取了桶盘、虎井两小屿，以做前哨据点。接着，施琅分兵三路：50艘进攻西边的牛心湾；50艘攻击东边的鸡笼屿；自督战舰136艘直冲郑军主力。从黎明激战到夕阳西下，焚毁郑军舰船百余艘，澎湖列岛为清军占领。刘国轩回天无力，逃回台湾。
大获全胜后，施琅立即安抚澎湖居民及郑军降将，士卒给以银米，负伤者代为医治，有欲归见妻儿者派船送回台湾。施琅率军逼近台湾，这时候岛内人心瓦解，士无斗志。同时，施琅又派人以厚爵游说刘国轩。刘国轩看到屏障澎湖既失，清军攻占台湾轻而易举，权衡再三，力劝郑氏作出明智抉择：顺应时势，归降清廷。郑氏遣使至施琅军前，决计俯首称臣。
施琅派人飞马入京，奏请玄烨定夺。
紫禁城金銮殿，玄烨主持召开了对台专题会议。几个大臣主张武力夺取台湾，诛郑氏九族，以报郑成功举兵抗清之仇。对此，玄烨严词拒绝：“君子以德报怨，不可耿耿于怀于旧隙。台岛兵民同为炎黄子孙，理应共乐升平。”他决定把握这一良机，以武力助和谈的方式使台湾回归。不久，玄烨下达了对台政策，由施琅将军传给台湾郑氏当局。玄烨恩威并施：“澎湖已克，台湾荡平似秋风之扫落叶，如能诚心归降，则既往不咎，可将前罪尽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务令所得。”
1683年农历十月初八，郑氏大将冯锡范、刘国轩陪同郑王郑克塽，向施琅投降，献出台湾地图。从清朝顺治十八年，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宣布独立到玄烨收复台湾，一共是23年。台湾收复后，归属福建省。
5．以自己的方式修造“长城”
凡事暂时易，久则难。
——玄烨
1691年5月，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奏请皇帝，说自己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玄烨想，他的祖辈就是破长城而入主关内的，没有吴三桂帮忙或许会迟一些，但一定能入关统治中原，所以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堂堂一个大清帝国，难道用那些砖头就可保全？最后，玄烨竟然不同意修长城，他在高级干部会议上说：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曾修理，其时岂无过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重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自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绵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长城在军事用途上，价值的确越来越小。冷兵器时代，清兵能入关，而热兵器时代更是难保不破，如日本鬼子就攻克了长城。至于长城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应予以保留，是另一种意思。玄烨心里有自己的“长城”——以德立国，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从而拥护他的统治，这种无形的长城比实际的长城有用得多。
玄烨是个好学的皇帝，他上自天象地舆音乐法律兵事，下至骑射医药，蒙古西域拉丁文书字母，都有所通晓。他生活勤俭，待民宽惠，不断减少老百姓的负担，使得全国上下都很敬服于他。
玄烨对汉文化取接受态度，这一点与他的先辈努尔哈赤、皇太极是一样的。自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封建王朝后，中国历史发展2000多年，其中统治200年以上皇朝只有西汉、唐、明、清。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汉族，只有清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他们的成功更不容易，与其说甘愿同化于汉族文化，不如说他们的“大文化观”刷新了思维。文化合，才能民族合，正是如此，清朝才得以长达268年的统治。
玄烨明白满族人要长期统治华夏，必须利用汉人，而利用汉人，必先利用汉文化。但是他又不允许有人用汉文化的优越性来歧视满族文化，对此他制造了文字狱。一个名叫戴名世的人写了一部书《南山集》，里面收录有桐城人方孝标遗书，其有毁谤内容，玄烨得奏后，大开杀戒，牵连此案很多人被杀死。玄烨这样做完全是维护他的统治，却暴露出文化上的自卑心理。他自卑而不自弃，以小容大，建立自我。
除了“文治”长城外，玄烨也不放松对于“武功”长城的筑建。
在平藩战争中，玄烨发现了八旗子弟的战斗力比以前差多了，这是他最忧虑的事，所以与其让兵民去修长城，不如让他们加强训练，提个身体素质。于是他在远离长城的北方，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季，他亲率王公大臣，八旗官兵1万余人到“木兰围场”，参加为期20天的秋猎。
木兰围场，具有军事演习的实践意义。每次玄烨都亲临现场，做总指挥，他选定逐年轮换的狩猎区域，然后搭建170多座大帐篷为“内城”，250多座大帐篷为“外城”，“城外再设警卫”。第二天清晨，八旗官兵在玄烨的统一督导下集结围拢。在上万官兵声震云霄的呐喊中，玄烨一马当先，引弓射猎，其余万马奔腾，紧随其后。声势和规模都非常壮观。
木兰围场每年定时开，玄烨把这种秋猎方式制度化，目的有二，一是使满州王公大臣，八旗子弟保持住勇猛、强悍的风范，二是有政治意图，借此吓吓那些窥视北方边境的外敌，大清帝国不是好惹的。这种威慑作用发挥了良好的效果，使北方边境再无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