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带领湘军同太平军先后作战十余年，他在军事上经常强调要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还经常告诫他手下将领，如李元度、左宗棠，及他弟弟曾国荃等人：治军必须脚踏实地，注意小事，才可每日成功。在曾国藩家书中曾看到这样一件事：曾国藩发现对军队奖罚分明，能够鼓舞军队士气，于是特别要求他弟弟关注制作赏赐将领们的物件、兵器等事情，可见曾国藩在治军上事事关心，明察秋毫，这点上就连他的幕僚们也对他佩服有加。
3．利用靠山办事
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
——曾国藩
多年的官场生涯，使曾国藩深深懂得，当今为官，没有皇上的信任、满蒙亲贵的支持，要办大事是不可能的。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前，他想这性质不同，团练如果不能打仗，必然会成为一支实际上的军队。满人对握有军权的汉人，一向猜忌甚深。这支军队将会招致多少嫌猜！弄不好，非徒无功，还有不测之祸。
曾同藩与恭王、肃顺都有过多次接触。恭王才思敏捷，器识闳达，是皇族中最有头脑的人物。肃顺是郑亲王乌兰泰尔的第六子，明练刚决，敢作敢为，不但是满族中数一数二的拔尖角色，也是合朝文武中少有人比得上的干才。上半年在京城时，曾国藩就知道皇上将会重用肃顺，依靠他来整饬朝纲，力矫弊端。肃顺的入阁拜相，只是明后两年的事了。有恭王、肃顺的信任，有皇上爽快地接受，还怕朝中无奥援吗？
自唐鉴密荐皇上使用曾国藩后，皇上一直在考虑起用曾国藩，但未最后拿定主意。为此事，皇上分别召见恭王奕訢和内阁学士肃顺。二人都竭力主张起用汉人来平太平军。恭王说曾国藩是先帝破格超擢的年轻有为人才，是林则徐、陶澍一类的人物，要皇上予以重用。肃顺更明确提出，当前两湖动乱，请饬曾国藩在原籍主办团练，效嘉庆爷平川楚白莲教的成法，给曾国藩方便行事的权力。如此，则洪杨可早日翦灭，国家可早得平安。皇上欣然接受，并夸恭王、肃顺见识卓越，老成谋国。
拿捏十成把握后，曾国藩便向朝廷呈上一道奏折，要在省城建大团，自然并不是仅仅为了防卫省城，镇压匪乱。他的主要意图在于建立一支新军。他的想法是：先招募少数人，加以严格训练，使之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再招募十倍二十倍的人，立即就可成为一支劲旅。到时拉出省外，与太平军较量。满人对汉人向来防范甚严，兵权由朝廷牢牢控制，从不放心让汉人多带兵，更不允许有人像明代戚继光那样建“戚家军”。
或许是曾国藩的奏折写得含糊，或许是由于时局危急，咸丰帝知绿营不足依靠，希望有一支新的军事力量出现，也或许有恭王、肃顺和唐鉴的竭力担保，使得咸丰帝特别相信曾国藩，居然很快便亲自批复：“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4．挫折即是转折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曾国藩
中国历史上纯粹的文人率兵打仗而功勋卓著的不多见，曾国藩是其中一位，或许正是这一点，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引人注目。人们这样评价他：“德比诸葛，功过萧、曹，文章无愧韩、欧，实为近百年来难得的圣贤。”毛泽东也十分推崇曾国藩，他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血诚”，即内心真正之诚，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统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曾国藩把它贯穿在统军思想中，整个团队上下精诚团结协力同心，把强盛于湘军的太平军镇压了下去。
不难发现曾国藩的部将多对他忠心耿耿，他们宁死不投降，没有一人背叛过他。这何尝不是“血诚”精神深入人心，发挥积极效果。相对来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没有血诚精神，以致相互勾心斗角，天京内讧，自相残杀，连多次打败曾国藩的将领石达开都脱离太平军，孤军西行。太平军后期，上将韦俊等多人相继投敌，接着又发生了八王叛杀谭绍光的事件，整个太平天国的事业耗损殆尽。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被任命为江西正考官，风尘仆仆赶往江西。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一行人抵达小池驿（今安徽太湖县），忽然家人来报，说母亲江氏去世了。曾国藩泪水立即落下，他已离开家14年了，本来打算办完江西的差事就回家看望老母，想不到与老母已成永别。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写道：“一闻此信，无地自容……一出家辄14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
曾国藩脱下官服，披麻带孝，经黄梅渡江，然后逆流西行，于八月二十三日方才到家。这时，太平军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后，乘胜进入湖南，长沙危在旦夕。三个月后，曾国藩暂时把母亲安厝在居室后山，接到咸丰帝的寄谕，令他帮办本省团练。这年底，曾国藩正式开始筹办湘军。
曾国藩的戎马生涯充满了坎坷。出山后，他即与湖南官员发生摩擦。咸丰四年，曾国藩率水陆两军两万人马，一路杀向岳州，竟遭惨败。接下来的靖港之战，又掉入了太平军的圈套。自衡州出师以来，与洪秀全打的两仗，都以惨败告终，还不知湘潭那边战局如何，长毛如此诡计多端，怕多半也会失败。辛辛苦苦训练了一年，期望建不世之功的湘勇，竟是如此不堪一击。曾国藩灰心至极，他选择了投水自杀，幸被属下及时发现，救了起来。
后来，湘军攻克城陵矶，平定湖北，使曾国藩稍感风光。可是九江之役中，湘军又一次战败，曾国藩于绝望中再一次选择自杀，又幸被彭玉麟救起。之后，曾国藩率军与太平军在江西苦苦周旋，在咸丰五、六两年，没有取得任何可以炫耀的战功，相反，他在官场的明争暗斗中与江西官员结怨极深。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接到父亡的消息，不待朝廷恩准，就急急回乡丁忧去了。咸丰八年五月，曾国藩被重新启用，带着对朝廷的感恩戴德之情重返战场，等待他的却是几乎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在三河镇，他的6000湘军阵亡，弟弟曾国华也死于疆场。咸丰九年，曾国藩奉命入浙作战，他与属下商议，当务之急，仍应留在安徽，夺取安庆，进而进攻天京，才是最佳选择。他计划分四路进攻安庆。四路大将进击，看起来很厉害，但对于此时的曾国藩来说，可谓满腹苦衷。他手下不足万人，连续的失败使他小心翼翼，不敢轻易行动，加上身上癣病发作，整个身心痛苦不堪。
咸丰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曾国藩移师宿松（今安徽宿松），他在给弟弟沅甫的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不知兵力果足以庇之否？”腊月十五，多隆阿突出奇招，命鲍超放弃围攻太湖县城，转而驻扎离太湖县城40里的小池驿。曾国藩听到鲍超驻军的消息，心头有着许多不祥之兆。此时，陈玉成的太平军离小池驿很近，倘若乘鲍超立足未稳，迅速攻打，必然凶多吉少，而太湖城下，只有唐义渠一军，不过3000人，如果太湖县城的太平军出而迎敌，受两军夹击，后果实在不堪设想。所以此项战略，遭到曾国藩的极力反对，他一急，“癣疾大发，为十多年所仅见”。
鲍超军草草立好营房，陈玉成大军旋即大股围捕，日日攻击不息，遭到鲍军殊死抵抗。战事拖到除夕夜，多隆阿一支援军成功进入鲍营。从咸丰十年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五，两军会战进入白热化，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随后几日，战局发生了变化，胡林翼的大量援军从英山方向挺进太湖，使陈玉成腹背受敌，无心再战，恰逢洪秀全令他回援天京，他便收兵离去民。这时湘军一股作气，收复了太湖、潜山。曾国藩接到战报，喜出望外，癣疾也好了一大半。
咸丰十年三月初，湘军攻到安庆城外。四月，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两江总督何桂清败逃，被朝廷法办。朝廷再三考虑，下旨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湘军从此成为对付太平军的主力。几次失败，曾国藩都迎来了事业的转机，所以，人生沉浮，主观意志至关重要。
5．深谋远虑，隐忍中挺住
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
——曾国藩
有人做过这样的设想，假如曾国藩向清朝倒戈，那么清朝将会提前退出历史舞台。当时的确有人向曾国藩暗示过，去夺取清朝的江山。但曾国藩在他的势力最强盛的时候，也没有动过一丝反叛的念头。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假设。
有一天，一个叫阎敬铭送给曾国藩一封密信。曾国藩心想，这是一封什么信，如此神秘？他拿上信一看，更加惊奇，信封上并不是写的他的名字，而是胡林翼的大名。拆开看时，才知这是肃顺近日写给胡林翼的一封密信。信中说的是这样一件事：
江南大营溃败，皇上近来寝食不安；何桂清临阵脱逃，皇上更为愤恨。皇上打算在东南几省内选一个可靠的人代替何桂清，为此事垂询过几位亲贵大臣。昨夜，皇上对肃顺说，拟授胡林翼为两江总督。肃顺听后沉吟片刻，说：“胡林翼才学优长，足堪江督之任，但若调离，鄂抚一职则无人可代。”皇上问：“叫曾国藩任鄂抚如何？”肃顺说：“六年前，皇上命曾国藩署鄂抚，几天后又撤销前命，曾国藩想必心中不快。事隔六年，又叫他任鄂抚，显得皇上恩德不重，不如干脆叫曾国藩作江督。胡与曾是好友，必定会协调合作。那时上下一气，东南局面将有转机。”皇上点头说：“你考虑的是，就这样办吧！”
曾国藩掂量一番后，认为东南数省只有自己最有资格任江督一职，看来肃顺说的是实话。从咸丰三年带勇以来，就巴望着能有这一天的到来。现在，这一天眼看就要到了。这个时候的两江总督，其实就是与太平军作战的最高统帅，也就是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要站在这个高度上作一番统筹全局的安排。然而，过去历任两江总督的怡良、何桂清等人，都没有看清自己的位置，或者看到了，但手中无足够的可直接调配的军队，也当不成真正的统帅。曾国藩是可以充当这个统帅的。他有自己的嫡系力量——湘勇，他要制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切实可行的用兵计划，大大扩充湘勇，指挥两江的绿营，做一个号令威严、三军敬畏的统帅。想到这里，曾国藩再一次涌起对肃顺的感激之情。
他要给肃顺写一封极机密的信，派人专程送到北京去。曾国藩抽出一张纸条，又慢慢地磨着墨。猛然，他记起了肃顺要胡林翼将信给他看的话，心中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肃顺要将这种绝密的事告诉胡林翼和自己呢？按理，他不应该泄漏出来。”
曾国藩心冷静下来。对于肃顺的为人，他是清楚的。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愦者，但他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肃顺曾与恭王关系较好，后来他仗着皇上的宠幸，连恭王也不放在眼里。曾国藩想，今日的肃顺，不就是历史上的权臣吗？恭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与他们相比，肃顺可谓势孤力单。皇上虽说年轻，但据说有痨病，万一有不幸，肃顺岂是恭王的对手？肃顺这样明目张胆地拉拢自己，安抚胡林翼，是不是心怀叵测？想到这里，曾国藩心中冒出一丝恐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样的大事，还是以谨慎为好。
曾国藩停止磨墨，将纸收到抽屉里。他决定不给肃顺写感谢信，今后即使真的上谕来了，也只能按规矩办事，给皇上上谢恩折，不能与肃顺有私下的联系。
后来，肃顺被人弹劾下台，有人靠曾国藩是肃顺的党人，但在肃顺处没有查抄一封曾国藩与肃顺往来的书信。
曾国藩实际上是个勤于功名的人，但他不张扬，在隐忍中表现。他一边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打仗，一边关心着自己的政治命运。他在京报在首要位置上看到一则明谕：“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循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政。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事，不准干预公事。特谕！”
看到这则明谕，曾国藩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深知，在他离开京师，创办湘军到现在十余年间，恭王一直是他在朝廷中最强大的支柱。咸丰帝在世时，恭王以皇弟之亲贵，力劝咸丰信任他，重用他，尽管遇到多方掣肘，满蒙猜忌，甚至咸丰本人也不甚放心，只因有恭王这座大靠山在，曾国藩始终还是受到器重的。当然，那时还有肃顺的大力支持。咸丰死后，肃顺被处决，但恭王拥戴功勋巨大，位居议政王，朝廷一切大事，皆出于恭王一手。恭王将曾国藩引为心腹，给予完全信任，直至节制四省兵力，成为三藩之乱后军权最大的第一个汉人。后来，曾国藩渐渐看出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是一个权欲极强，心机极多，手段极狠的女人，她不甘于大权旁落，与恭王常有龃龉，太后与恭王之间的不合，使朝中有识之士为之担忧，处于军事最前线的曾国藩则更是忐忑不安。
现在，曾国藩终于明白了，攻克金陵后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之事，如富明阿的暗访，三御史的参劾以及沸腾人口的物议，很可能都是西太后这条线上生的事。是不是西太后害怕恭亲王利用湘军这支军队，作为日后重演辛酉政变的工具？还是西太后讨厌恭王过于重用汉人，使湘军坐大，成为满人江山的最大隐患？不管怎样，恭王的被罢黜，在曾国藩看来，是这十余年间所受到的打击中最为致命的一次。
一天上午，一道圣旨让曾国藩从忧愁和恐惧中走出来。皇太后、皇上批准曾国荃开缺回籍养病。当然，上谕还是客气的。先肯定他“迭克名城，勋德卓著，攻拔江宁，厥功尤伟”，又说他因办理军务心力交瘁，若不准其开缺养病，非体恤功臣之道，最后赏他人参六两，说朝廷正资倚畀，望加意调治，等到病体痊愈，即动身来京陛见。这些客气的表面话背后所包含的心思，曾国藩已洞若观火。
“要隐忍挺住！”他这样告诫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