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马世英别了康镜世、狄必攘，回到书院，听差迎着说道：“客人已到外边去了。”过了两三点钟，外间走进一个人来，穿着外洋学堂制服，向马世英脱帽为礼。马世英惊道：“那里来的东洋人?”仔细一看，乃是自己的一个学生，不觉大笑起来，上前握手。原来马世英有三个学生在东洋留学：一个姓鲁，名汉卿，为人勇敢猛进，在日本留学界中顶呱呱有名。一个姓梅，名铁生，深沉大度，很有血性。一个姓惠，名亦奇，办事认真，学问亦好。这回来的，即是梅铁生。马世英将东洋情形问了一番，然后梅铁生将来意表明。因为梅铁生三人，连次写信要马世英到日本求学，马世英虽答应了，却被书院里的人苦苦缠住。本府知府也是苦留，屡屡爽约。特派梅换生回国，面催马世英赴东。
马世英道：“这日本是我在梦里都想去的，怎奈目下没有脱身之策。好歹到明年，一定是要来的。”梅铁生道：“这谎你扯多了，要去就去，怎么要到明年呢?我知道你在这里，当的是山长，有许多人吹你的牛皮，有时知府大老爷还要请你吃酒，客客气气的，称称是老师，好不荣宠!到了日本，放落架子，倒转来当学生，你原是不干的。”马世英道：“不要这等说，难道我是这样的人吗?你如不信，我这里积有川资六百元，预备出洋的，你先带去。明年我如不来，尽可把来充公。”梅铁生道：“去不去由你，我不能替你带钱，我还有别项事情呢。”马世英道：“你在路途辛苦了，在此多住几天。”梅铁生道：“不能久住。”马世英道：“至少也要住两三天。”到了第三日，梅铁生坚要去了，马世英送了几十块洋钱，说道：“向汉卿、亦奇讲，明年正二月，我准定到东京。你们平日的议论要和平一点，还以习科学为是。”梅铁生道：“知道了。你到了才晓得。”
这回梅铁生满想马世英同他一路到日本，不料马世英托辞，等待来年，已十分不快。兼之马世英故意说出老实话，谓种种不可过激，更加不对。还有几个朋友，在安徽省城各学堂读书，打量去运动他们出洋，一直转回安庆省城。那城门口的委员，看见一个穿洋装的人来了，连忙戴了一顶大帽子，恭恭敬敬的站在门首。梅铁生毫不理他，一直向城里跑去。那委员教四名巡勇跟随其后。梅铁生行的是体操步子，极其快速。四名巡通走得气喘喘的还赴不上，直等梅铁生进了客栈，他四人方才赶上。站了许久，才敢说道：“小的们是城门委员大老爷差来伺候洋大人的。请洋大人给小的们一个名片，待小的们报明洋务局，洋务局再报明院上，让各位大人好来请洋大人的安。”梅铁生道：“我不是洋大人，是一个留学生，你要名片，却可拿一个去。”说罢，从怀中拿出一个名刺，交给巡勇去了。
到了次日，铁生正想望各学堂里去找人，在街上忽然会见一个同过学的朋友，扯住他到僻处问道：“你何时来的?有相熟的人会过你否?”梅铁生道：“没有会过，这话怎么讲?”那人道：“你不知道么?现在日本留学生发起一个什么拒俄会。驻日公使乌钦差打了一个电报与两江总督，说他们是名为拒俄，暗为革命。两江总督立即通饬各属，凡留学生在这几个月内回来的一体严拿，就地正法，现在办得很紧呢。”梅铁生道：“这事我在东京时候，没有听说。真是拒俄，难道也要拿办?理信全不讲吗?”那人道：“官场有什么理信?你不如早早走罢!从我们学堂里去出洋的，有一个名叫田汉藩，名单内也有其名，闻说已经回来了，昨日抚台差人到学堂里查问了一次。”梅铁生惊道：“他人不要紧，这田汉藩是我的至交，我一定要在此设法救他。不然，与他死在一块，也是好的。”便不听那人的言，仍在客栈里住。有知道的，日日来催他出走，他总不依从。正在那风声一天天的紧起来当中，有一个人要到东洋去，他又写了一封信交与那人，托他带交东京安徽同乡会诸会员，那信上说：
风闻汉藩兄已归，殊属可虑。现在风声益紧，诸友虽日促铁生返东，设铁生去而汉藩来，则势力益孤，故铁生决意在此静候，设法出汉藩于险。如其不能，情愿与汉藩同悬头江干，以观我四万万同胞革命军之兴!
这封信发后，当夜，客栈前忽然蜂拥多人，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日。走进两个警察局的小委员，带领三四十名巡勇，将梅铁生的衣囊行箧，一齐搜去。又有几个人扯住梅铁生的手，如飞的一般，带到警察局去了。略微问过几句，马上便送往抚台衙门，又倾囊倒箧的细细搜了一番，一点凭据没有。那抚台还是半开通的人，把铁生从轻开释了。那些委员巡勇可算白费了一番气力，大家面面相觑了一会散去。和梅铁生相熟的人吓得要命，个个避开了他，没有一个敢和他讲话的了。后来梅铁生打听田汉藩并没有回国，他也就起程到日本去了。
且说上文提及的那拒俄会因何而起的呢?原来满洲末年，朝中分了几派：守旧党主张联俄，求新党主张联日。留学生知道日俄都不可联，反对联俄的更多。俄国向满洲政府要求永占东三省之权，在日本的留学生闻知，愤不可言，言了一个拒俄会。不料满洲政府大惊小怪，便轻轻的加以革命的徽号。其实当时留学生的程度，十分参差，经满洲政府几番严拿重办以后，和平的怕祸要退出会去，激烈的索性把“拒俄”二字改称“革命”，两相冲突，那会便解散了。因此满洲防留学生防得更严，处处用满学生监察汉学生。又有许多无耻的汉学生做他的耳目，侦探各人的动静去报告。那时满洲有两个学生，一个名叫梁璧，一个名叫常福，专打听消息，报知满洲政府。留学生在日本，有一个会馆，每年开大会两次。有一回当开大会之时，一人在演台上，公然演说排满的话，比时恃着人众，鼓掌快意，忘却有满人在座。
梁常二人归寓以后，即夜写了几封密信。通知满洲的重要人物，说有缓急二策——急策是把凡言排满革命的人，一概杀了，永远禁止汉人留学。缓策是分几项办法：一、不准汉人习陆军警察，专派满人去学。二、不准一般汉人习政治法律，只准由每省指派数人去学。三、凡汉人留学，必先在地方官领了文书，没有毕业，不准回国。四、不准学生著书出报。五、不准学生集会演说。满洲的大员，接了这几封信，取着那缓办一策，行文日本政府。孰知日本的政党都说没有这个办法，一概不答应。满洲政府没法，只得叫各省停派留学生，封闭学堂。即有几个官办的，用满洲人做监督，严密查察学生的动静，严禁新书新报。那知压力愈大，抗力愈长，学生和监督教习冲突的，不知有多少，每每闹得全班退学，另组织一种共和学堂。书报越禁销数越多。那时上海有一个破迷报馆，专与政府为难，所登的论说，篇篇激烈。中有一篇《革命论》，尤其痛快。其间一段警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