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希诺瓦：俄国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象
相对于19世纪以后俄国文坛名家辈出、著作如林的局面，此前漫长的岁月中出现的作家作品只能算作涓涓细流。然而，它们不仅是辉煌的文学高潮的序曲，而且在中俄文化的交流史上也留下了印记。让我们从古罗斯最早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开始，对这些经历史风雨的冲刷已不甚清晰的轨迹作一番巡礼吧。
《伊戈尔远征记》是中世纪英雄史诗的上乘之作。那位不知名的作家用艺术的彩笔为我们展现了公元11至12世纪在古罗斯大地上发生的那悲壮的一幕：伊戈尔率军出征南俄，与波洛夫人浴血奋战，被俘后拒不受降，后逃出险境，重返罗斯。史诗鲜明的主题、生动的形象、壮阔的场面、灵性的自然，让人叹为观止。
这部史诗在写到伊戈尔战败的场景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诗句：
第三日，天昏地暗：
两个太阳暗淡无光，
两根紫红的光柱熄灭了，
两日新月--
奥列格和斯维稚托斯拉夫--
被黑暗遮盖，
沉向茫茫大海，
他们的败迹在希诺瓦各族人民中激起了无比的晓勇。
基辅大公在伊戈尔失利后，向王公们发出团结起来的呼吁，在他的"金言"中有赞颂罗曼等王公昔日战绩的一段：
而你，勇猛的罗曼，以及姆斯季斯拉夫啊！
勇敢的思想带引你的智慧去立功。
为了功勋，你在豪勇地高翔着，
好比旋飞在空中的苍鹰，
想要勇猛地驯服那些飞鸟。
要知道，你有的是头戴拉丁盔、
身披铭甲的好汉。
他们的威势使大地震颤，
还震惊了许多国家--
希诺瓦（Xинова），
立陶宛，
亚特维雅吉，
杰列梅拉，
就连波洛夫人也抛弃了自己的长矛，
在钢剑的威势下，
低下了自己的头。
史诗中一再出现的那个拥有各民族人民的"Xинова，引起了后人的注意。关于"Xинова"一词有众多的解释，有的俄国专家认为指的是匈奴人，是匈奴的古斯拉夫称谓；有的认为是古罗斯人对东方游牧民族的统称，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利哈乔夫就持这种观点；而作家奇维利欣则从词源上作了进一步的考证，认为它指的是中国。当时世界上不少语言称中国为"<img=t00084_1.jpg>"，而<img=t00084_2.jpg>同根。他认为，这不是一种巧合，《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是一个消息灵通的社会活动家，"他当时肯定已经从来自拜占庭或阿拉伯的传闻中听到了关于古老的东方民族的故事。"而且还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在中亚山麓到顿涅茨克一带游牧的波洛夫人来到西方时，也捎来了远方的那个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已经存在了许多年的强大帝国的消息。"
在笔者看来，这种推测并非是无稽之谈。这里，我们可以稍稍回溯一下与此相关的一些史实。
中西文化的交流开始得很早，中国丝绸的西传甚至可以追溯到商代。汉武帝时，张赛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凿通了丝绸之路。公元前2世纪后的千余年间，在这条连接亚非欧的道路上出现过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国家，它使古代东西文化的交流得以真正展开。公元1世纪时，罗马作家普林尼的《博物志》已对丝绸之国作过想像性的描写。在以后的世纪里，这种交往虽时有阻隔，但发展势头渐趋强劲。到了公元7一11世纪，阿拉伯帝国和中国之间的交往已相当频繁。唐都长安是当时的国际性大城市，阿拉伯商队经丝绸之路络骤不绝地来到长安，城里甚至有被称为"番坊"的商人聚居地。阿拉伯人是中国文化西传的桥梁，当时的中亚和西亚一带对中国已不陌生。而在东欧平原，在第聂伯河流域，早就在那里生活的以罗斯人为主的东斯拉夫各部落在公元8一9世纪时开始联合起来。9世纪中叶，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不久即定都基辅，形成了被后人称为基辅罗斯的国家。初时，古罗斯的疆域尚小，不要说广漠的西伯利亚，就是连顿河也不在其内。《伊戈尔远征记》描写主人公一行策马奔向顿河时写道："啊，俄罗斯的国土！／你已经落在岗丘的那边了！"那一时代，中俄之间发生直接接触的可能性还很小。但是，古罗斯人与周边的民族和国家有经济和文化往来，阿拉伯的商人在10世纪初已经把有关中国的消息带到了伏尔加河流域。此时的丝绸之路西段中的北路已与古罗斯相关，它从中国的渭水流域出发，经碎叶向西，到达里海北面，进人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流域，再沿里海西北岸前往君士坦丁堡。
古罗斯在10世纪末至12世纪中叶与拜占庭的文化关系十分密切，而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中国史书称其为"大秦"）与中国也早已有往来。公元6世纪时，拜占庭人从中国学会了养蚕缎丝的方法。公元7世纪，东罗马史家席摩格塔在《莫利斯皇帝大事记》一书中对中国作了描摹，称陶格司（中国）国家统一，国内安宁，国君掌大权且可世袭，国势强大，无人可敌；陶格司崇拜偶像，法律严明，公正不枉；人性温和，技巧异常，善于经商，多有财帛等等。在唐前期就有7批东罗马的使者通过丝绸之路来访，中国也有使者前往。因此，《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从来自拜占庭或阿拉伯的传闻中"听到有关中国的消息当不奇怪。
与此同时，驰骋于中俄疆域之间的游牧民族确实也有可能捎来"远方的那个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已经存在了许多年的强大帝国的消息"。在当时的征战中，那些马背上的民族或国家的疆域是很不确定的，他们无意中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起过某种信使的作用。《伊戈尔远征记》中骚扰罗斯边境的波洛夫人和达特拉人、谢尔比尔人、托普恰克人等部落一样，皆属突厥族。它们与俄罗斯人交战，同时又与他们通婚。史诗中写道："这时勇敢的俄罗斯人结束了他们的酒宴：他们让亲家们痛饮，而自己却为俄罗斯国家牺牲了。"这里的"亲家"指的就是波洛夫人，波洛夫人的首领康恰克是伊戈尔的儿女亲家。当时的中国与北方和西域的游牧民族的关系同样错综复杂。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那时"中国和西伯利亚、中亚所发生的关系在现在看来虽是中俄关系，但在当时只是一种间接的、个别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已含有中俄关系的意义。因为在汉唐以来，无论在西伯利亚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铁勒、薛延陀、拔野古、仆骨、同罗等，在中亚细亚一带的大月氏、大宛氏、大夏、康居、奄蔡等地方，在目前固全是俄国的土地，在当时却和中国都有深切的关系……"。
然而，不管《伊戈尔远征记》中的是否真的指中国，史诗中频频涉及东方民族和国家却是事实，作者的东方想像本身已经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中俄之间的直接接触开始于马克思在点评《伊戈尔远征记》时所说的"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进犯和控制俄罗斯的时期。这里，我们仍需回溯一下相关的史实。
13世纪初，强大起来的蒙古族建立了以成吉思汗（铁木真）为首领的统一的蒙古国，并且立即开始南下和西征。南下大军先后灭金，灭南宋，1271年改国号为元，统一中国。大规模的西征有三次，13世纪中叶其势力范围已远及东欧和西南亚。第二次西征主要目标是俄罗斯，大军由蒙古大汗派出、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1240年灭基辅罗斯。后拔都在里海北面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建都，名为钦察汗国。俄罗斯人因其帐殿为金色，又称其为金帐汗国。金帐汗国一直存在到15世纪末。
俄罗斯学界不少人认为，蒙古人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小，仅限于对一些东方词汇、实用艺术中的某些主题、封建上层的服饰特征等的借用"。但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就认为这种影响是深层次的，是深刻的，而且它与中国有关。他指出，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没有独立的政府，其最高统治者是中国的大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大汗实际上干预了俄罗斯和钦察汗国的事务。因而俄罗斯不仅在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上受到中国的影响，连思想观念也接受了影响，比如白俄罗斯的得名就与中国的方位--色彩对应关系有关：西方与白色对应。他还认为，若将基辅罗斯与莫斯科罗斯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蒙古的影响有多大。在基辅罗斯时期，王权、教权与民主权利这三者是平等的，民众对国家事务享有发言权。而蒙古人统治200多年之后，情况完全改变，王权急剧上升，社会各阶层必须绝对服从沙皇，为之效劳，并受严格控制，连昔日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了沙皇的奴仆。
维尔纳茨基强调了蒙古人统治时期中国体制和中国文化对俄罗斯的深刻影响。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应该说，有一定道理。这首先是因为钦察与窝阔台、察合台、伊儿四个汗国均系后王封地，名义上仍属时为元朝的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钦察汗国无外交事务决定权，臣服的俄罗斯公国还得将王公子弟送到元大都作人质。其次，蒙古帝国在逐渐强大的过程中接纳了不少汉人和汉化的契丹人，有的还身居要职。如成吉思汗和继任者窝阔台的重臣（官至中书令）耶律楚材就是契丹人，他在户口、赋税、农业等方面循汉制的建议多被采纳。在拔都西征前2年，燕京还设立了供蒙古子弟学习汉文的国子学，并招收大批汉人进人蒙古民政机构，人主中原后蒙古人自身也在逐步汉化。这些因素确实会在金帐汗国时期的俄罗斯产生影响。再有，落后的蒙古帝国的南下西怔在给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民族带来破坏的同时，对东西交流却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疆域辽阔的蒙古帝国在各地建立了完善的释站制度，中俄之间的陆路交通更加畅通，特别是原已存在的丝绸之路的西段北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波罗和叔叔马飞·波罗大体上就是沿着这条路途经俄罗斯来到中国的。13世纪50年代，尼科·波罗兄弟携带珠宝等商品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来到当时的钦察汗国经商，在都城萨莱逗留后，又往东一直来到夏都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还被元世祖忽必烈待为上客。这一时期中俄之间有了直接交往的可能。中国的丝绸、火枪和日用品等直接进入了俄罗斯，当时的诺夫戈洛德成了东西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而元朝的大城市里也出现了俄罗斯的金器匠。在蒙古帝国的长期统治和物质交流频繁展开的背景下，比模仿东方生活方式更深层次的文化上的影响自然也会随之出现。
说到文化上的联系，这里似有必要再提一下上文提到的"契丹"。俄语中的"中国"一词与"契丹"发音相近，这里似有某种文化上的勾连。契丹是中世纪游弋在漠北的一个民族，公元7一9世纪时先后依附过突厥和中国。10世纪初建契丹国，局部实行汉制，逐渐强盛。后南下中原，改国号为辽，其西北疆域深入西伯利亚腹地。12世纪西迁，后为蒙古族所灭。契丹强盛之时，影响远播海外，以至中世纪的欧洲、中亚和西亚的一些国家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称中国为"戈台国"（即"契丹"的转音）。地处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的亲王海敦在《契丹国记》中称："契丹国者，地面最大国也。幅员之广，莫与伦比。人口众多，财富无穷。……其国人聪慧灵巧，远过他人。……其国亦实多奇异物品，贩运四方。制工优雅，精美过人……"这段文字写于元成宗时期，也就是说指的已是元朝时期的中国，但仍称契丹国。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的著述中也将金朝时的中国称为契丹。13世纪后期，哈桑所著的阿拉伯文兵书《马术和军械》中仍把中国传入的军械称之为"契丹火枪"和"契丹火箭"。契丹强盛和影响远播之时，正是古罗斯国家形成和开始有书面语言的阶段，俄语中的KHMA可能就在此时出现，而后只是沿用此名泛指中国而已。这样的推测，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不过，如果认为"俄罗斯人称中国人为契丹人与其说是误会，毋宁说是他们早就认识到契丹人早已汉化，成为中国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似乎不够妥当。处于经济文化发展起步阶段的俄罗斯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估计还不会这样深。
至于维尔纳茨基将金帐汗国的统治等同于"中国大汗"的统治，这一点看来也值得推敲。因为金帐汗国虽然接受"中国大汗"的册封，但独立性相当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上的关系日益疏远，宗教、文化以及社会习俗上的差异也越加明显。如元朝的蒙古人崇尚喇嘛教，而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则信奉伊斯兰教；元朝的蒙古人逐渐汉化，而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则在推行其制度文化时也多少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一规律在起作用。因此，对金帐汗国时期俄罗斯文化中的外来因素的估价似应恰如其分。
金帐汗国时期，俄罗斯作家写下的作品大都反映的是俄罗斯人民与蒙古人侵者斗争的史实。比较著名的有佚名作者的《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金帐汗国遇害的故事》、《舍夫卡尔的故事》、《激战马迈的传说》和《脱脱迷失王攻占莫斯科及俄罗斯国沦陷记》，以及索封尼·梁赞涅茨的《顿河彼岸之战》。这些作品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在外族人侵时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特定的形势也使这些作品凡是涉及东方国家时，都将它们视作敌国。如《顿河彼岸之战》就有这样的文字："让我们缀词联句，欢娱俄罗斯大地，将悲伤抛给西姆所有的东方国家"。对于中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和民众来说，东方的概念是与蒙古帝国，与金帐汗国，与拔都和马迈等统治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史料散失的关系，我们现在已很难见到这一时期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文字，即使有也是一星半点的。如14世纪的俄国编年史中简略地提到了宋朝在蒙古铁蹄下被征服的史实，巧世纪末尼基金在他的《三海航行记》中也有些许关于中国的记闻。中国、东方，这一切留给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的更多的还只是充满想像的空间。
2.奇异的国度：18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
18世纪前期的俄国是与彼得大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推行的改革措施使俄国摆脱了中世纪愚昧落后的状态，开始跻身于欧洲大国之列。这种改革也给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从30年代开始，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苏玛罗科夫、诺维科夫、杰尔查文、冯维辛和拉季谢夫等一批作家相继登上文坛。尽管这些作家的作品尚未产生世界影响，但是他们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俄国近代文学是从他们开始起步的。我们看到，"中国"这个词也屡屡出现在这些作家的笔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