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在他的青年时代所写的诗歌中，一再描写了皇村（或以皇村为蓝本）的带有明显的中国园林意象的自然景物，如垂柳、湖面、花草、瀑布、亭台和林阴等等："在这里，我看见幼小的垂柳和杨树交错生长，／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清澈的水面上，／亭亭玉立的百合花像皇后一般在田野中／盛开，姿态万方。／瀑布像一股晶莹的河水／从魂岩累累的山冈泻下……"（《皇村回忆》）。皇村这片土地是令普希金"心驰神往的迷人的地方"："在那里的树林里，我情窦初开，坠入爱河，／在那里，我从少年成长为初谙世事的青年，／在那里，我得到大自然和幻想的抚养，／懂得了诗歌、欢乐和安详。"（《皇村》）中国式的凉亭与诗人初开的情窦相连："我单独在凉亭和她在一起，／……／我战栗，苦恼，目瞪口呆……"（《致娜塔丽娅》）"请怀着虔诚的心情／到这儿来吧，年轻的过客，／到这荒僻的爱的寓所。／我一度在这儿幸福地爱过，／又在甜蜜的激情中燃没；／甚至时光也曾为我们／在这儿停留一刻。"（《凉亭题诗》）伏尔泰是普希金最为推崇的法国作家之一，他在皇村期间读了大量的伏尔泰的作品，伏尔泰对中国的赞美无疑影响了这个"初谙世事的青年"。正如俄国学者阿列克谢耶夫所指出的：皇村"四周伸延着普希金屡次歌颂过的中国公园的幽径、草地和湖水"，"青年普希金的诗情难道不是在这些花园的"静谧"中、在"春天里天鹅的鸣叫声"中油然而生吗？难道他不是手握伏尔泰的书漫步在这些花园里吗？"可以这么说，青少年时代所处的环境也有意无意地影响了普希金后来对中国的态度。
上面提到的《致娜塔丽娅》一诗是普希金写于1813年的作品，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早一首诗篇。也就在这首诗里，我们看到了他对中国人的评价。这是他献给在皇村时钟情的第一位少女的一首爱情诗篇。娜塔丽娅是住在皇村的贵族B·托尔斯泰伯爵家庭剧团的演员。在这首诗中，普希金写道："我不是东方后宫的统治者，／我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土耳其人。／请你也不要把我当做／是一个有礼貌的中国人，／或是一个粗鲁的美国人……"这里提到的各种人物估计与娜塔丽娅所在剧团演出的剧目有关，其中的"中国人"可能也是上场人物之一。少年时代的普希金对中国人的这种"有礼貌"的印象显然来自于他曾经接触到的故事、书籍和演出。
随着阅历的增长，普希金对中国的印象逐渐清晰。1820年普希金因写作歌颂自由的诗篇而被流放到南俄，后又被软禁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时间长达六年多。在南俄期间，普希金到过高加索、克里米亚、基什尼奥夫和奥德萨等地。此时，普希金不仅有可能接触了居住在那里的东方民族的文化，而且因为与外交官维格尔的相识而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维格尔于1805年随一个外交使团出访中国，但因故滞留在中俄边境恰克图。他走访过中国的边境小城麦马城，小城的街道狭窄泥泞，但充满中国文化的气息；低矮的房子的"屋顶上总是高耸着两三层的木塔，涂得五颜六色，画着龙，挂着铃铛"；在孔子庙里有着"孔夫子的巨像，衣冠雍容华贵，高高地端坐在宝座上，还有已经磨得发亮的铁制的神灯……旧夜长明在孔子像前"；在侧庙的中国神完里供奉着战神，他"手握烈马的笼头站立着……"毫无疑问，维格尔的有关中国的描述，普希金一定是颇感兴趣的后来，普希金甚至在自己的《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中也描述过莫斯科的富商所建的"雕有绿色的龙，在金色的华盖下面是一些高官显宦的木雕像"的所谓"中国式"的房屋。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期间，普希金阅读了许多与中国有关的刊物和书籍。他曾从米哈伊洛夫斯克写信给弟弟，要求他订购"全套的《西伯利亚通报》"。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后，普希金的不少朋友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使普希金更多地把自己的目光转向这片广漠的土地，而《西伯利亚通报》经常刊登介绍中国的文章。俄国在18世纪派出的早期赴华使团的团长佩特林和斯帕法里等人写的有关中国的著述，都曾在这份刊物上发表。在南俄期间，普希金估计也已读到了汉学家季姆科夫斯基的三卷本的《经蒙古去中国旅行记》。
普希金离开米哈伊洛夫斯克以后不久，有一次在莫斯科的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文艺沙龙里结识了比丘陵，两人的友谊保持了多年。这时的普希金对中国的认识也大大加深。他大量阅读了当年能见到的俄文和法文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和文献，与比丘陵的交往又使他获取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普希金当年读过的和拥有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应该是很多的，目前保留下来的这方面的藏书仍达82种，如《中华帝国概述》、《谈中国花园》、《四书解义》和《赵氏孤儿》等。比丘陵曾多次把自己译的《西藏现状概述》和《三字经》等书籍送给普希金，书前均写有赠言。如《西藏现状概述》的书前写有："赠给仁慈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先生，以表译者的衷心敬意。1828年4月26日。"普希金还读过比丘陵的《北京概述》和《西藏和青海史》等书籍。
普希金在写作《普加乔夫史》和编辑彼得大帝史的时候，查阅过包括比丘陵的著作在内的不少有关中国的史料。他在《普加乔夫史》第一章中写到雅伊茨克哥萨克人的叛乱和卡尔梅克人向中国移民的情况时，他特意在注释中提到比丘陵："关于卡尔梅克人逃亡的最可靠的和最公正的消息，我们应该感谢亚金夫神父，他的深邃的知识和诚恳的著作，在我们和东方的关系上，投射出了那样多的明亮的光芒。我们在这里引用了他关于卡尔梅克人的一部尚未出版的著作中的片断材料，特此致谢。"比丘陵在他的那本根据中俄文献写成的关于卡尔梅克人的著作尚未问世前，就把清样寄给普希金，供他在写作时参考。
比丘陵在1829年赠给普希金的《三字经》译本受到评论界的好评。1830年初，由普希金主持被编辑的《文学报》第一期上刊出了一篇未署名的评论文章。文章谈到了《三字经》的书名本义、成书年代、编写者、主要内容，以及"言词简练但内容充实，用语朴素但含义深刻"的特点。文章称赞了比丘陵的译本，认为译本"旨在让它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因为书中阐述了中国人的一切哲理思辨，并附有欧洲人感到陌生的，会妨碍他们读其他中国书籍的概念和词语的解释"。文章还摘录了《三字经》开头的"人之初，性本善"等三个四行诗节加以具体介绍。后来俄国的研究者从文章发表的背景和作者的用词习惯等方面推测，认为这篇文章极有可能是普希金所写的。在1930年的多期《文学报》上刊登过由普希金安排发表的比丘陵的书信和文章，比丘林文中谈到的有关中俄语言的关系看来也引起过普希金的兴趣。
有一次，普希金还在文章《试驳某些非文学性指责》中编了一则"中国笑话"抨击无耻文人布尔加林。普希金将故事的发生点安排在北京，主人公一个是"脾气温和"的悲剧家方和，一个是"狡猾又不安分"的小说家方袭。方和写了一部悲剧，多次在北京的上流社会朗诵。方袭窃取了剧本的主要内容，并将它改编成一部"非常枯燥的小说"。可是这个窃取者反而诬告方和"无耻地剿窃了他的作品"。愤怒的方和只得将方袭"告到了北京的良心裁判法庭"。这则中国故事实际上谴责的是布尔加林对普希金的悲剧《鲍利斯·戈都诺夫》的剿窃行为：布尔加林依样画葫芦地将这部剧本改编成了小说《自称为皇者季米特里》。虽然这里是借所谓的"中国笑话"来讽刺俄国文坛的现实，但是也可以看到普希金对中国人的看法的变化。中国人不单单是"有礼貌的"和"温和的"，也有"狡猾的"和"不安分的"，这当然更贴近中国的现实。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也与中国发生了某种联系。在这部作品的一份手稿中，作者提到了"中国圣贤"孔夫子。在作品描述主人公奥涅金曾受到过的教育的第一章第六节处，有这么几句经过删改的诗行："［孔夫子］中国的圣贤／教导我们尊重青年／［为防止他们迷途］／［不能急于加以责难］／［只有他们肩负着希望］／［使希望……］"普希金对中国的孔夫子绝对不陌生，俄文和法文的有关孔子的传记和言论在当时的俄国并不罕见，而他喜爱的伏尔泰更是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再引用孔子的言论。普希金作品中出现的这些字句固然无法在孔子的言论中直接找到，但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中确实有着"有教无类"、"后生可畏"和"诲人不倦"这一类的提法，两者应该是相通的。正因为这样，苏联学者佩列洛莫夫认为诗人将主人公奥涅金所受的教育与孔夫子的教育思想联系了起来，孔子的"教育目的观被普希金吸收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了"。我们无法知道普希金为什么最终没有采用上述诗行，但最有可能的是与主人公的性格塑造有关："究竟把奥涅金写成一个拥有多少历史知识的人，普希金似乎有所犹豫"。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章中，还出现过奥涅金在剧院观看狄德罗芭蕾舞剧演出时的心理感受的描写："我早就厌腻了芭蕾舞，／就是狄德罗我也感到厌倦。"在这里，作者加了一个注以显示作者与主人公的区别："狄德罗的芭蕾舞剧充满生动的想像和非凡的魅力。我们有一位浪漫主义作家从他的舞剧里比从整个法国文学里找到了更多的诗意。"注释的几种异文中有"普希金自己说"，"普希金认为"这样的文字，很显然这个"浪漫主义作家"就是普希金。那么，这是部什么样的舞剧呢？诗体小说中写到了舞剧的情景："那些爱神、魔鬼和蛇怪／还在戏台上蹦跳、喧闹……"作者的异文是"还有那些中国人、神仙、蛇怪"，或"还有那些中国人、魔鬼、蛇怪"。根据俄国学者斯洛尼姆斯基的考证，这里指的是狄德罗的四幕大型中国芭蕾舞剧《韩姬与陶，又名美女与妖怪》。剧中，主角是中国人，同台演出的还有爱神和蛇怪等。狄德罗用"中国风格"改编了一个传统的题材，希望通过"异样的布景和服装效果"来表现反对专制暴政的主题。狄德罗把发生的事件移到中国，是因为"早在法国启蒙主义时代，中国与西班牙就被当做典故用以谈论自己的国家，以躲避检查。而"苏丹"一词在十二月党人团体里有着确定的涵义，使人联想到俄国的专制暴政"。1819年，该剧在彼得堡上演，普希金去剧院看了首场演出。若干年后，他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把对这部中国芭蕾舞剧描写融进了主人公生活的场景之中，可见剧本给作家留下的印象之深。
1830年1月初，普希金向沙俄当局提出随俄国使团访华的申请，理由是"暂时我还没有结婚，也没担任官职"，所以有去国外旅行的时间和精力。但是，直接的起因则是他向冈察洛娃的求婚被拒绝。就在他提出申请的前几天，即1829年12月底，普希金在《致友人》一诗中写道："出发吧，我已准备好，朋友们，／不论你们想去哪里，我都将紧紧跟随，／跟着你们，避开傲慢的她：／到遥远中国的长城脚下，／或者到沸腾的巴黎，或者，最终去那／夜里的划桨手不再歌唱塔索的地方。"沙俄政府早就把普希金视为异类，申请自然没有获批准。官方的的托词是："陛下不能满足你的关于允许你到异邦旅行的请求，认为这会使你耗费许多钱，还会使你脱离正业。你想随同我国使团赴中国的愿望也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所有参加使团的人都已确定，并且，如不预先通知北京宫廷，不得由别人替换。"而在《致友人》里面提到的一起出发的愿望也未能实现。俄国学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这里的"友人"当是指希林格和比丘陵。1830年初，希林格男爵和比丘林正准备前往西伯利亚的中俄边境考察，这对普希金自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从当时涉及的一些史实看，普希金提出要去中国，显然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20年代中期，普希金在南俄期间已经在他的诗篇里表现出对东方的浓厚的兴趣。1824年，在普希金十分熟悉的《记忆女神》文集中刊登过他的同窗好友马秋什金等人的一些材料，当时他们正在为寻找从北路到达中国的路线而在西伯利亚和远东滨海地区进行探险活动。1825年，普希金写下了这样的诗行："异国天空不安定的情人啊，／如今是否正坐在朋友之中？／还是又在穿越炎热的小径，／和那夜半之海的永恒的坚冰？"（《十月十九日》），这是献给马秋什金的。而20年代后期与比丘陵的交往进一步加深了普希金对中国的向往。而且，尽管普希金后来未能去中国，也未能随希林格和比丘陵前往西伯利亚考察，但是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的主题却依然萦绕在他的心头。
1830年5月，普希金向冈察洛娃的再次求婚被接受后，曾为处理事务在冈察洛夫家的领地小住。若干年后，有人发现了普希金当年使用过的书的书目，其中用得最多的是《中华帝国概述》和《谈中国花园》。同年秋天，普希金前往波尔金诺处理婚前事务时因遇瘟疫流行而滞留了三个月。这是普希金的一个创作多产期。他在那首著名诗篇《秋》（断章）中写道："我忘记了世界--在甜蜜的静谧中，／我飘然若仙，沉醉在甜蜜的幻想里，／诗情在我的胸中跃动、苏醒：／我心中情思汹涌、几乎难以抑制……"就这首诗的手稿中有"中国皇帝"的字样，"中国的皇帝"进人了他通常向往的"往昔的相识者"之列，诗人在奔涌的诗情中曾认真构思过一部以中国皇帝为主角的作品。在波尔金诺期间，普希金给妻子的信中还提到想绕道去中俄边境恰克图一次，从那里再返回京城。这一切使得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主题曾为普希金"热忱关注并为之激动不已"。
普希金在前面提到的《致友人》一诗中，在"中国"一词前面所加的修饰语有变化：最初的手稿上写的是"平静的"，首次发表是用的是"停滞的"，再版时则改成了"遥远的"。M.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在这种摇摆不定之中可以看出普希金有关中国的未完成的论文的纲要：这里提出的仍然是那个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都很尖锐的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个问题他十年前就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是在与恰达耶夫的论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这也是他尚未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评价中国的问题。普希金最终选择了一个中性的仅仅具有地理学上的意义的修饰语，因为这个问题是他当年紧张思考过但"尚未解决的问题"。
今天当我们翻检史实，寻找普希金与中国和中国文化发生过的种种关联时，其实也是进一步走近了这位杰出的俄罗斯诗人。这点点滴滴的联系在诗人多彩的人生历程中自然并不显眼，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透过诗人生命轨迹上留下的这些与中国相关的痕迹，也许可以缩小我们与这位异国诗人的距离，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诗人不俗的目光、真诚的追求和开阔的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