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谈到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时写道："山海江河，大地天空，处处都是食物的来源，一切都可人食"，食品五花八门，"单说调味品一项，就无法计数！煎、炒、烹、炸、余、煮、烤，热气腾腾，浓味扑鼻。""中国人喝茶从不带糖。可是他们却人手一支烟袋。小小的烟锅，又长又细的烟杆。"他还在中国两次看到殡葬的场景："队伍里有两个从头到脚蒙着纱布的妇女，在众人的搀扶下慢慢地走着。队伍前头是僧人道士，接着是一群哭叫的披麻戴孝者。整个行列由敲锣打鼓的乐手开路。""有几个妇女跟在棺材后面，一律身着白色长服，头扎白布。此外还有几个孩子和一条狗。抬夫们放下棺木，女人们嚎啕大哭起来，用我们农村的说法是："呼天喊地"。其中四个女人只是做着悲坳的样子，像是完成例行公事一样。也许，她们是给雇来装点门面的吧？""许多地块上立有墓碑，有的朴实无华，有的雕刻精致，多数是方形或长方形的石板。有一块地里，立有白石雕成的许多石人石马，造型很是粗糙。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是整整的一个戏剧场面！"他参观过一个寺庙，"飞檐空悬的屋顶，金碧辉煌，红绿黄各种颜色，缤纷灿烂"，"祭坛上烛火通明，香雾缭绕。一个和尚跪在坛前，手握一根小棒，边敲圆木鱼，边哼哼唧唧地诵经。……偶像之中有一如来大佛，二侍者分立左右；还有一个女菩萨以及另外两尊佛像。所有偶像都奇丑无比。据说，其中有一尊是轮回运转、无限循环的象征。"他在游逛街市时，对船头两侧各画一只大鱼眼睛的中国帆船、高悬的中国灯笼、店门前拖地的布幌、中有一孔的生铜钱币、理发敲背、中国乐器琵琶和刮痞等民间习俗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并作了细致的描摹。
对中国的雕刻工艺，冈察洛夫也有过评价。他认为，中国雕刻技艺高超，"中国家具的雕工极精"。尤其让人称奇的是，"能在核桃或者杏核上，刻出一大群栩栩如生的人物、盛大的典礼、庙宇、屋舍、亭台，人物的面孔清晰可辨。一只稍大一些的杏核，能够刻成一只帆船，不但帆缆俱全，而且人物如生，甚至能够辨出蒲席的花纹。这还不够，船舱的门户可以开阖"。在赞叹之余，冈察洛夫却引申到中国的民族精神："不论哪个民族，甚至德国人也不会有这种耐心，刻工如此精细利落，或许只有上帝知道这种功夫的价值。看来，这里的人力和时间毫无价值可言。他们不是把劳动和耐心花费在重要而且必要的事情上，却去从事这些无聊的琐事。看着这些成品，你简直不知自己是对什么表示惊诧，是对中国人的技巧呢，还是对制成品的毫无价值。"他还认为，这种艺术从本质上说反映的是"鼠目寸光和呆滞无为的特征"。"艺术家只尚雕虫小技，在一块木板上或一只核桃硬壳上精刻亭台阁榭、船舶人物，或者以细如游丝的笔触画花草，画服饰，其笔法同五百年前完全一样。他们不知道从何处可以借用新的形象。全部的自身源泉都已干涸，生活由瀑布变成缓慢的滴水。"
在冈察洛夫关于中国人的劳作和生存状况的观感中主要体现的是一种人道的精神，虽然有时显得有点漠然。与此同时，冈察洛夫对中国人的习俗和文化传承作了相当仔细的观察，作品中涉及了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诸如饮食、殡葬、宗教、雕刻、钱币、乐器，以及刮痞等等。相比之下，这些描写显得更为客观和平实，甚至为今天的人们保留了那一时代的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许多原生态的生活情景。当然，从他的好恶中也可看出中俄文化的差异，以及与前所述的他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基本评价。
中国的城市环境和社会危机
冈察洛夫在《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关于上海和香港等城市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描写十分出色。譬如上海，黄浦江："江面宽阔"，"两岸清晰可见，地势低洼，长堤透逸，堤后是一簇簇的房舍，时而可见庙宇及其他特殊建筑"；外滩："我们来到沿江大街。这里人群更加繁忙，更加富有特色。欧洲和极东地区形成鲜明对比。沿岸盗立着宏伟的欧式大楼，柱廊、阳台、贵族气势的门庭一应俱全"；浦东："那里地势低平，没有可以观赏之物。除田野、茅舍、岸边专门的捕鱼场，便一无所见了。"上海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的贸易中，上海无疑是第一大港。……上海崛起的原因，在于它的有利的地理位置。它内有大江可通上游，两岸有人口众多的工商重镇，如南京和苏州府。就人口来说，上海本身微不足道，被围之前仅有居民三十万左右。对于中国城市说来，这个数字太小了。但它是诸城之首，特别是位于出产上等丝、茶省份的前沿。而丝、茶是中国用来换取欧美棉布、毛织品和其他产品的主要支付手段。"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上海风貌和当时所处的地位已经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冈察洛夫更多关注的还是中国面临的深层次的社会危机。他在谈到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后的香港时指出："香港被占之后，加尔各答和新加坡的英国商人纷至沓来。他们孤注一掷，指望就近向中国市场倾销鸦片，大发横财，但至今尚未如愿以偿。……但是香港的被占，外加大炮和良港，使得英国人能够虎踞中国门外，从而也保证了他们在对华贸易方面的永久特权。香港这座伶仃小岛也就成了中国政府永远拔不出的肉中刺了。"
他用不少文字记录了在上海爆发的小刀会起义的情景。如他生动描述了城头上的起义军与城下的商贩的交易，而后写道："尽管道台施展无穷无尽的残酷手段，但起义者却岿然不动！他们坚守炮台，县里人逾过城墙源源不断供应炮台食物--官军对他们也奈何不得。""我明白了，商贩对县城的围攻比帝国军队更有效，更成功。偶尔可以听到稀疏的炮声，那是围城大军在示威，表示同起义军不共戴天，而这里的商贩也在高声呐喊，目的却是让起义军武运久长。"他描述了清军营垒里的一幕："营盘里，军帐密布，族旗飘扬，五彩缤纷，表示着达官重臣的官品出身。营里，不时响起炮声……不管是雾天、黑夜，也不管是有无敌军，他们只是瞎放一气。就连我们那次在吴淞江上看到的炮击和火灾，也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成堆的烤猪、烧鸡和面饼，那是献给神威火炮的祭品，整齐地罗列在炮口周围。"他提及了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及社会危机："沿扬子江上溯不很远便是南京城，现在是起义军的主要据点。义军的首领太平王及其太子就住在那里。""目前，由于中国内乱，贸易处于苟延残喘之势，危机已达高潮。"
冈察洛夫还对英美等国的殖民者横行中国，以及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大加谴责，其中抨击的锋芒主要指向英国人："整个说来，英国人对待中国人以及其他人民，特别是对待受他们统治的属国百姓，即使不是残酷无情，也是专横、粗暴、冷酷而又轻蔑的，使人看了就觉得痛心。……他们从不掩饰对中国人的轻蔑。……他们不仅在中国人身上大发横财，毒化中国人的身心，而且无情地嘲弄自己的牺牲品！……我不知道，谁能使谁更文明一些。也许是中国人更能使英国人学会一些温和知礼的态度和善于经商的本领吧。""鸦片夺走了中国人的茶叶、生丝、金属、药材、染料，榨干了中国人的血、汗、精力、才智和整个生命！英国人加美国人冷漠无情地攫取这一切，大发横财，对已经沉寂下去的惯常的谴责不予理睬。""中国政府只是在确知洋人船上藏有鸦片时，才有权检查船上货物。……由于这个缘故，中国政府从未实行过货物检查。英国政府辩解说，它无权禁止在印度种植罂粟，至于中国禁止鸦片进口，不能由英国政府越姐代厄，那是中国政府的事。这种说法竟然出自禁运黑奴神圣同盟的成员之口，岂非怪哉！""性好奴役他人的英国民族，把厚颜无耻视为英雄本色。只要能够发财，管它倾销的是什么，就是毒药也在所不惜！"这种抨击是十分尖锐的，充满着义愤。它让人想起托尔斯泰也写于19世纪50年代的作品《琉森》。但是两者又有所不同，托尔斯泰揭露了英国绅士的冷酷和虚伪，同时对包括俄国在内的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加以谴责。而冈察洛夫除了他的正义感外，更多的是从俄国官方的立场出发的。
当时的英国想守住既得利益，它是后起的俄国向外扩张的主要障碍，两国剑拔弩张，关系紧张；而普提雅廷率领的俄国舰队的此次远行，主要目的就是想打开闭关锁国的日本的大门，并插手中国，分享列强在中国已获得的权益。普提雅廷是沙俄远东扩张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作为其随员的冈察洛夫显然受到他的影响。如冈察洛夫在谈到日本的制度缺陷及其出路时认为：这种"建立在非自然的基础上"的制度，必须靠外力将其推翻，而能够这样做的"将是美国人或者至少是……我们！""这个制度就像顽皮学生的骗局一样，老师一来，顷刻坍台。……作为孩子，也只好听从长辈的训导。……俄国的刺刀虽然暂时还是和平无害的，还在以礼相见，但是刺刀已经在日本的阳光下闪着寒光了。""不是我们，就是美国人，不是美国人，也会是另外一些人--不论是谁，总要再次向日本的血管里注入健康的汁液。"旧本人不明白"人们只是希望他们好，而不是希望他们坏"。
在谈到中国社会的危机及其出路时，冈察洛夫同样认为：中国腐朽的制度"靠它自身的力量取得复兴的希望更为渺茫"，而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西方靠拢，接受基督教文明。他说："我曾漫步于欧洲街区和中国街区之间的窄巷里，看到两只手在拉向一起--只盲人的手伸出来探索着抓明目人递过来的手。我也曾漫步于欧洲式的高楼大厦和中国的简陋茅屋之间，看到并立一起的欧洲战舰和中国沙船、基督教的宏伟教堂和中国古庙。一派繁忙景象：一些海船满载《新约全书》和中文的科学指南，另一些海船则满载各式毒品--从最野蛮的到最文明的。……结局会怎样？是导致得救还是毁灭--不得而知，但起码是：改革已经开始。起义者风起云涌，想恢复从前的王朝，但是却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尽管这种基督教只是可疑的中西合璧的杂拌儿，不过总还说明他们终于醒悟了：只有在基督教文明的旗帜下，他们的成功才有希望--而这一点确实是意义重大的。"
冈察洛夫不可能为中国社会指点真正的"意义重大的"出路。不过，必须承认冈察洛夫对中国晚清社会的观察是敏锐的，他清楚地看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和深刻危机，以及正在发生的变化。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晚清封建锁国的格局也由此被彻底打破。冈察洛夫来到中国，所目睹的正是处于重要转型时期的晚清社会。自然，由于他所持的官方心态和基督教文明的立场，使他在评价一些重要的现象时尺度失衡。在19世纪俄国作家中，冈察洛夫与官方向来比较接近，此行后不久，他即接受沙皇任命，出任官方的书报检察官一职。由此看来，他有上述言论不足为奇。
当然，这并不应妨碍我们对冈察洛夫在《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所表现出来的识见作出客观的评价。冈察洛夫对当时危机重重、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作了多侧面的描写，尽管其中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他对中国人民的不幸抱有出于人道主义感情的同情，尽管其中蕴含着居高临下的怜悯和某些鄙视；他对晚清中国社会的风土人情的详尽记录为后人保留了可贵的史料，尽管他对中国社会的出路的看法失之谬误；他对英国入侵者的谴责充满义愤，对毒品等问题的分析颇有力度，尽管其中有官方因素的制约。也许正是透过这种种矛盾，我们才更清楚也更真切地看到冈察洛夫这样的19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那种独特的联系。
6.永恒的寻觅：托翁的终极追求与儒道墨学说
就精神上的联系而言，列夫·托尔斯泰无疑是19世纪众多俄国作家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当我们的目光从托尔斯泰的漫长人生道路上掠过时，不能不注意到托尔斯泰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的亲切感情。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托尔斯泰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关注中国人民的命运。他在早年写的小说《卢塞恩》（1857）中就愤怒地谴责了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的屠杀。而后，我们一再在他的书信、日记和文章中见到过类似的文字：帝国主义列强"都想占据中国"，并为此进行"军事上的争夺"（1898年3月日记）；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屠杀中国人，犯下了跟他的和平倡议完全背道而驰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不许杀人》）；"我对于中国人经常怀有的尊敬，很大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战争的种种事件而更为加强了"，"俄国和中国这两个伟大民族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心灵上的联系，他们应该手挽手走在一起"（《致张庆桐的信》）；"在我们的时代，人类的生活上发生着伟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方面发挥伟大的作用"（《致辜鸿铭的信》）等。去世前半年，年迈的托尔斯泰还深情地说过："假如我还年轻的话，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
当然，托尔斯泰与中国的关系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对中国儒道墨学说的兴趣。在上面提到的两封致中国人的信中，作家曾这样写道："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当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是常有的情况）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和他们的著作的注疏（被孟子所驳斥了的墨翟的学说，更特别使我敬佩）。""中国人的生活一向引起我的兴趣，我曾尽力想理解中国生活中我所能懂得的一切，尤其是中国的宗教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及其注疏。我也读过中国有关佛教的书籍以及欧洲人所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891年11月，彼得堡一出版家询问托尔斯泰：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的影响最大？托尔斯泰表示，在50岁至当时的63岁（即1878～1991年）期间，孔子和孟子，"很大"，老子则是"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