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五四"高潮时期和发展时期，主要是20年代前期和中期，俄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鲁迅在谈到当时情景时说："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于是也遭了文人学士的讨伐"，"但俄国文学只是介绍进来，传布开去"。茅盾也说：当时"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运动。"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这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已可略见。如再纵向比较，1900年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年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这八年则为年均约10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
这期间译出单行本主要有：《近代俄国小说集》五集（"东方文库"，商务版，内收普希金、屠格涅夫、梭罗古勃、高尔基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共32篇）、《俄国戏曲集》十集（"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商务版，内收果戈理的《巡按》、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雷雨》、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契诃夫的《樱桃园》等10种）、《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新中国杂志社版）、《俄罗斯名著》（亚东版）、《俄罗斯短篇杰作》上册（公民版）、《点滴》二册（北京大学出版部版）、《普希金小说集》（亚东版）、《托尔斯泰小说集》（泰东版）、《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商务版）、《托尔斯泰小说》（美华浸会印书局版）、《托尔斯泰短篇》（公民书局版）、《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北新版）、《柴霍甫短篇小说集》（商务版）、《屠格涅夫散文诗集》（新文化版），以及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果戈理的《外套》和《疯人日记》（即《狂人日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上下册、托尔斯泰的《复活》、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贫非罪》、契诃夫的《三姐妹》、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询的《灰色马》、安德烈耶夫的《人之一生》和《往星中》、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勃洛克的《十二个》等。
其实，当时译出的作品还远不止这些。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都占重要位置。如商务出的《现代小说译丛》、群溢出的《域外小说集》（增订本）、北大出版部出的《点滴》、开明出的《空大鼓》、亚东出的《短篇小说》等。还有更多的作品则散布在各种期刊上。这一时期，不管什么倾向的刊物，都竞相刊登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作品。《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新青年》、《文学周报》、《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学生杂志》、《太平洋》、《新中国》、《语丝》等刊物登载的俄国文学作品尤多。1921年《小说月报》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该期刊物上译出了俄国25位作家如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乌斯宾斯基、列斯科夫、蒲宁、库普林、安德烈耶夫和高尔基等人的28篇作品。
在文学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这时期俄国文学的翻译不仅受到特别的重视，而且开始走向系统化。此时颇受读者青睐的四位作家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和安德烈耶夫的许多重要作品相继译出。诗歌虽仍少有人关注，但戏剧的翻译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新译出的俄国戏剧作品就达18种，共学社编的《俄罗斯戏曲集》几乎囊括了俄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最有影响的剧作。同时，过去从未译过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开始问世。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首译《贼》，即《诚实的小偷》，译者为乔辛焕，1920）、赫尔岑（首译《鹊贼》，即《偷东西的喜鹊》，译者为耿匡，1920）、果戈理（首译《马车》，译者为耿匡，1920）、奥斯特罗夫斯基（首译《雷雨》，译者为耿济之，1921）、萨尔蒂柯夫一谢德林（首译《失去的良心》，译者为冬芬，1921）、柯罗连科（首译《撞钟老人》，译者为耿济之，1920），蒲宁（首译《旧金山来的绅士》，译者为沈泽民，1921）、阿尔志跋绥夫（首译《革命党》，译者为愈之，1920），勃洛克（首译《十二个》，译者为饶了一，1922）等。
此外，尤为令人称道的是，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从这时开始结束了全部由英日德法等国语言转译的历史，一批精通俄语的才气横溢的年轻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其中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韦素园、耿式之、曹靖华等。当时最有成绩的有瞿秋白和耿济之。
瞿秋白在俄国文学译介和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于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0年底至1923年春曾赴苏联。他后来在《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中介绍了革命后的"新俄"情况。1919年9月，他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译作《闲谈》（托尔斯泰）。在而后十多年中，他翻译的小说、剧本和诗歌有27篇（部），论文39篇，其中大部分为俄苏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他还写有俄国文学史方面的著作和有关的评论文章26篇，被鲁迅收入《海上述林》一书的文字达80多万字。瞿秋白的翻译活动有两个高潮，一为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和中期，一为30年代初期。在第一个时期，他翻译了果戈理的《仆御室》、托尔斯泰的《三死》和高尔基《意大利童话》（2篇）等不少作品，还在1920年为《新中国》杂志编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并与耿济之等人合出了译文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和《犯罪》。瞿秋白译介俄国文学一开始就有非常明确的意识。他认为，翻译是"文化的桥梁"，但是"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使中国社会里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得的文学才介绍"。他还强调"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准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在翻译中不仅要把握住"信"和"顺"，还要估量到"各种不同的口气，不同的字眼，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情绪"。他的译作充分地体现了他的翻译主张，如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翻译的高尔基的名作《海燕》就是极好的例子。当我们比较着原文和后人的译作诵读这首散文诗时，不能不由衷地赞同鲁迅先生在《瞿秋白文集序》中的评价："信而且达，举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瞿秋白关于俄国文学的理论方面的著译也相当丰富，除了那部写得相当出色的文学史著作外，他还写有《论普希金的＜弃尔金小说集＞（即＜别尔金小说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劳农俄国的新文学家》、《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斯大林和文学》、《论弗里契》和《苏联文学的新阶段》等。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文章，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不足（譬如有苏联早期文学思想中"左"的观念影响的痕迹，这一点我们在后文还要谈到）。但是就总体而言，瞿秋白还是用丰富的材料和客观的态度，较为准确地介绍和评价了苏俄文学。而他译出的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和《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普列汉诺夫的《易卜生的成功》、《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和《唯物史观的艺术论》等重要文章，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耿济之早年在俄文专修馆时与瞿秋白为同学挚友。1919年，他在《新中国》杂志上翻译发表了托尔斯泰的《真幸福》（即《伊略斯》）、《阿撒哈顿的梦》、《旅客夜谭》（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这是他最初的译作。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耿济之翻译活动的成果最多的几个阶段之一。1920年，他译出了果戈理的《马车》、赫尔岑的《鹊贼》、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契诃夫的《戏言》、迩尔询的《一株棕树》和柯罗连科的《撞钟老人》等十多篇作品。后两年译作更多，1921年主要有屠格涅夫的《村之月》和《尺素书》、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和《艺术论》、《托尔斯泰短篇小说》（与瞿秋白合译）、果戈理的《疯人日记》、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1922年主要有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猎人日记》、安德烈耶夫的《人之一生》等。这里大多是分量很重的名家名著，其译作量之大可以想见。戈宝权在《忆耿济之先生》一文中称耿济之是中国"最早和最著名的"、"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译介者中的一个，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这时期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依然利用其他语种的文字在转译俄国文学作品，比较重要的译者有鲁迅、周作人、李霁野、郑振铎、胡愈之、张闻天、张友松、赵景深、郭沫若等人，这些译者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鲁迅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和中期，鲁迅在积极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又译出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和《巴什唐之死》，安德烈耶夫的《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契诃夫的《连翘》，迩尔询的《一篇很短的传奇》等不少俄国文学作品；而在这期间，他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坷的亲密交往也成了中俄文学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此时他把爱罗先坷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译介到了中国，出版的集子有《爱罗先坷童话集》、《枯叶杂记及其他》、《世界的火灾》、《幸福的船》和三幕童话剧《桃色的云》等多种。鲁迅先生集中译出的爱罗先坷的作品，在中国早期译介的俄国儿童文学作品中显然占据重要位置。他所译的爱罗先坷的那些童话作品不仅在小读者中广为流传，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本人的创作。
3.别求新声：在冲决旧文化栓桔的热流中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中国思想界"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愿望特别强烈，文坛也涌动着急欲冲决旧文化侄桔的热流。许多作家和思想家开始拿起笔，更热烈地介绍俄罗斯文学。
1915年秋，《新青年》在上海问世，编者是陈独秀。这份刊物成了新文化运动最初的阵地。打开刊物的最初几期就可以发现，外国文学的译介占着显要的位置，如第一卷1～4期中载有屠格涅夫和王尔德的作品，托尔斯泰和泰戈尔的有关介绍，以及陈独秀的文章《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陈独秀等人一开始就以"放眼以观世界"为办刊宗旨，而到了1917年这种倡导则成了充满激情的呐喊。陈独秀在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热烈地称颂欧洲进步文学对于欧洲文明的贡献，要求国人"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而就在这时，李大钊写就了《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年）一文，它成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别求新声"的重要标志。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着重强调了俄罗斯文学的两个"与南欧各国文学大异其趣"的特质："一为社会的色彩之浓厚，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这两个特质"皆足以加增革命潮流之气势，而为其胚胎酝酿之主因"。作者认为，俄罗斯文学与社会接近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专制制度禁遏人民的政治活动，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迫使觉悟的青年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不欲从事社会的活动则已，苟稍欲有所活动，势不能不戴文学艺术之假面"。为此，他们"相率趋于文学以代政治事业，而即以政治之竞争寓于文学的潮流激荡之中"，这也就带来了"文学之在俄国遂居特殊之地位而与社会生活相呼应"的特点。"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至于俄罗斯文学中浓郁的人道主义特色这一点则与俄国社会的宗教情绪有一定的关系，这是因为俄国"立国方针与国民信念皆倾于宗教的一面"。19世纪"俄国文学界思想界流为国粹、西欧二派：国粹派即以宗教为基础，建立俄罗斯之文明与生活于其信仰之上，与西欧之非宗教的文明与生活相抗立。西欧派虽与国粹派相反，然亦承认宗教的文明为其国民的特色"。"由西欧派之精神言之，宁以人道主义、博爱主义为名副其实"。"无论国粹派或西欧派，其以博爱为精神，人道主义为理想则一"。因此，"凡夫博爱同情、慈善亲切、优待行旅、矜悯细民种种精神，皆为俄人之特色，亦即俄罗斯文学之特色"。
作者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对上述两个特质作了颇有见地的阐述后，又以诗歌为例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李大钊认为，俄国抒情诗之所以感人最深，关键不在于"其排调之和，词句之美"和"诗人情意恳挚之表示"，而在于"其诗歌之社会的趣味，作者之人道的理想，平民的同情"。文章从19世纪前期、后期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个阶段，对普希金至勃洛克等十几位重要诗人及其诗作作了评价。前期诗人及作品中，作者列举的都是一些为自由而呐喊的诗篇。后期诗人中，作者谈到了两个派别："纯抒情派"和"平民诗派"，但对后者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其中尤以对涅克拉索夫涉笔最多。文章结尾，作者动情地写道："今也赤旗飘扬，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烂开敷，其光华且远及于荒寒之西伯利亚矣。俄罗斯革命之成功，即俄罗斯青年之胜利。亦即俄罗斯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俄罗斯青年乎！其何以慰此血迹淋淋、颜色惨淡之诗神？其何以报彼为社会牺牲之诗人？"
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并非面面俱到，评价中也并非毫无偏差，但其紧扣俄罗斯文学的两大特质，特别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深刻地阐明了俄罗斯文学与19世纪俄国民主解放运动，与十月革命的胜利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在中国早期的俄罗斯文学的评价中无疑是独具光彩的。这篇文章尽管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它生动地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学的"期待视野"，代表了中国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态度，其褒贬的尺度与他们的政治观和文学观是一致的。
"五四"以前中国对俄国文学的译介大多为短篇简章，千字以上的文章也不多见，一般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发展及总体面貌尚缺乏全面的了解，田汉写于文学革命高潮来临之际的长篇论文《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以其深广的内容填补了这一空白。这篇论文用文言写成，约五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