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
《白寿彝画传》就要问世了。至德兄一定要我写一篇序，是的，关于白先生，对于这本画传，我的确有一些话要说。用画传的形式纪念寿彝先生，是很恰当的。照片把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留了下来，现在配以文字，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比单纯的语言叙述更直观、更生动，可以让后人对一代学术巨人有更直观、更感性的了解，可以引发人们的许多联想和补充。但是，我想至今人类还没有发明一种立体、全面、穷尽再现历史的方法，所以至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都是片段或梗概。对于一个人也是如此，无论用什么形式，都难以再现他的全部，他的所有经历，他在彼时彼地的想法、感情，特别是像寿彝先生这样的大家。有什么办法呢？对前人，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只能是经过后人概括提炼的一点精华。这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足够，甚至已经过于奢侈了，而对于像寿彝先生这样丰富的人生，却只能让人感到永不满足，永留遗憾。
先生早已桃李满天下，其学术成就、人品风范已有及门的学长们写出了许多感人的篇章，无容我置喙。我并没有听过白先生的课，也无缘入室，时随座右。但我却私下始终把先生视为亲授的老师。一是先生是我的恩师陆宗达（颖明）先生的挚友，而他们二位的为人、风格又颇为相似。在颖明先生面前如何随便，在白先生那里同样可以无拘无束、无所顾忌。二是对历史学的浓厚兴趣曾经促使我去读先生的著作，如“文革”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些文章和“文革”后才读到的《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等。读其书则如聆其教啊！三是20世纪60年代我参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编写时，曾就历史分期和对一些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造府请益。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非但不把一个24岁的小青年拒之门外，反而热情指点，不厌其详，实与对“出自我门下”者无异。其时先生之情、之教对我此后教学生涯中对待学生是永难磨灭的提示。四是先生于1988年从全国人大常委的职位上退下来，我恰好于此年进入常委会，颇似“接班”，曾为在常委会里如何工作去请教，情景亦如师授，搜索记忆的库存，还可以列出许多珍贵的片段，可是以上几件事或已经可以说明先生之于我，几近亲炙了吧，所以多年来我一直以“私淑”自视。我在这里就私自从这个角度记下我的思念。
先生晚年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连行路也需人搀扶，阅报，则只能由助手读。但他主编卷帙浩瀚的《中国通史》的工作一刻也没有停。这需要怎样的执著，怎样的毅力啊！每当我在会上或路上遇到先生，只要“白先生”三个字一出口，先生马上就能听出是我，接着是典型的开封腔：“许嘉璐！……”每当此时，我就想能为先生做点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做得太少。这也是我的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还常常把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的慈善老人跟80多年前黄河岸边的一个瘦弱好学的回族少年联系起来。想象他年轻时为了求得学问和真理，频繁地往返于上海和河南之间的情景，猜想他是怎样度过曲折勤奋的一生。先生一生质朴，从衣着生活到为人治学，朴实得就像他那“原装”的开封话。如果从其外表看，真难把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大爷”跟学术大师，跟80多年前那个风华正茂的少年联系起来。
从先生极易联想到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年轻时屋里缺食少衣，门外兵荒马乱，心里种下的是传统儒学的种子，面前摆着的是许多条可供选择的路；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屑于飞黄腾达，却走上了在当时最为艰难困苦的救国救民之路，最后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起，有的也成为先锋队的一员，例如白先生。在先生90大寿时，我曾说过，像先生这样的前辈，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大书，我们应该好好阅读。在说这些话时，我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上一次世纪之交，国运衰败到了极点，社会思想混乱也到了极点，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却造就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为什么他们或是操枪或是秉笔，步上的都是为理想、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路，而且走得那样踏实而扎实？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人类最先进的思想间有着哪些“潜通”之处？与此相对照的是，我们这一代尽管也曾遇到过坎坷，但就其总况说，要比前辈们幸运得多，“舒服”得多了，而实际的成果怎样？踏实么？扎实么？这又是为什么？这是需要从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等多种角度认真分析研究的。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一种文化现象，是我们的一笔丰厚的遗产，肯定可以对我们今后的学术发展起到昭示的作用。
在寿彝先生身上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他从启蒙老师那里受到了修齐治平、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中华民族一体的熏陶。目睹祖国河山碎裂，生民涂炭，于是求知，于是寻找真理，于是在“嗷嗷八口一蓝衫”的环境中坚信未来。于是不断笔耕、“舌耕”，于是不但找到了实现自己学术理想的宽阔大道，也找到了把自己的一切和亿万人民血肉般联系到一起的人生正途。
现在的这本《白寿彝画传》，我想虽只能反映先生斑斓一生于百一，不过是他本人那本无字大“书”的“目录”；如果用电影作比喻，只是用某几个镜头洗出的照片，细节、动态、画外之意，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知识、感情和想象去填补。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并相信，它对世人，特别是对走上学术之路的年轻人具有启发深思、拨雾引路的作用。
1999年，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了。我马上阅读了第一卷，颇受教益，在佩服先生在《通史》中辟专卷进行理论探讨的卓识的同时，还有许多问题想向先生请教。例如怎样分析文化的出现及其特色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什么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其文化虽然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有些方面却始终如一，与佛教很不相同？中华传统文化能不能和怎样与现代化相适应？……当时竟然以“来日方长”自掩了学习的怠惰，没有及时请益。现在后悔也是枉然。
先生于1999年夏天病倒了。当时我正在非洲访问，回国后又不断往西部乡下跑。学生告诉我，没有什么大问题，过些时去看望也可以，我就没有马上去，由学生带去问候。
转过年来，阳气开始上升，我想这对他身体是有利的。没想到，先生却病重了，我忙赶去，晚了！从前一天起，先生已经呼之不应，只靠呼吸机送氧。医生和陪侍的人都说，就在床边看看吧。我还是小心翼翼地走到榻前，俯身在先生耳边说：“先生！我是嘉璐。”“嘉璐来看您了。”忽然，奇迹出现了，先生接连发出了应答声！房间里的人几乎惊呼起来。“我们老少二人有缘！”我心里默默地说。
据医生说，一时还不要紧，我带着无奈的悔恨、欣慰和对医学奇迹的奢望走出病房。没有想到，就在这天夜里，先生走了……静静地走了，带着对中华民族和人类的思考走了，带着对学术、对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走了。我悔恨，是因为我没能再和先生开个玩笑，让他再发出爽朗的笑声；没能从先生口里得知他还有哪些未了的心愿——对教育、对学术，他总有新的见解，应该没有说完吧！也没有问一问有什么需要我这个“私淑”尽点力的。
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离开时大概总要留下些没有做完的事。特别是像先生这样呼吸不停思索不止的巨匠，抱负可以充天地，永远不会有可以已的时候。这是遗恨呢，还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动力？
前人的遗恨就是交给后人的使命，催促着后来者站在前代巨人的肩上继续攀登。如果果真如此，我们也就不该有什么不安了。不是么，先生已然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巨大的一本人生之“书”！
这本书我还没有读完，今后还要继续认真地读下去。
（原文刊载于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