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六卷以浓重的笔墨，详细描述并深刻探讨了隋唐强盛的经济因素。有关经济的章节，不仅在陈述上深入了许多，更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突出阐述交通的发展与唐朝强盛的关系，以及唐前期北方牧区的发展、唐后期江南经济的发展对唐朝命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些深层的研究探索不仅是隋唐史研究的新突破，也给读者以纲举目张的全新感受。
在两晋南北朝漫长的岁月中，军事对立使南北双方在交通要道和江河渡口上设立军镇关防，隔断了南北的交通。杜佑在《通典·州郡典》中综述历代沿革，特别提到南北朝在黄河、淮河、长江沿岸设置的军事重镇。北朝分裂为北齐、北周时，又在黄河、太行山一带布防。当时的重要城市军事作用明显超过经济作用。汉魏洛阳城的西北角有个金庸城，这个城中之城实际上是个军事要塞。这样的大环境下，交通尚不能通畅，经济发展和交流更不可能。隋统一后，即着手平毁关防险阻，打通南北的水陆交通。隋炀帝开运河，意在加强对江南的控制。他带领大军到塞北、陇右巡游，与当年秦始皇巡行的目的相同。隋朝抛弃了遭受战争破坏的汉魏长安、洛阳旧城，兴建规模宏大的新都城，显示了统一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决心。隋朝虽然短促，却为唐朝的统一和繁荣打下了基础。
“典志”第7章叙述隋唐的交通与都会，指出“隋唐两代，前后相继，版图开阔，可以上迈秦汉。——在此广土众民的国家中，欲妥为治理，就必须整治往来道路，使政令不致壅塞。交通发达，都会亦相继兴起”。发展交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便于统治，而交通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和商业的繁荣，首都和各地区的中心城市也由此发展为一方都会。这是隋唐强盛的主要条件之一。
长安在唐以前多次被选为首都，主要是关中地区军事上易守难攻，“四塞之国”的地势把关中和中原、江汉地区隔开。唐朝建立后，即大力开辟长安的对外交通。史念海先生考证：唐代26座重要关隘，有12座分布长安周围。这并不说明长安的封闭，反而证明有12条交通干线通向四面八方。这样，以长安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向全国辐射的交通网。以黄河、长江水系和大运河为干线，又形成了沟通南北的水路交通网。《通典·州郡典》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四至八到的里程，说明唐朝交通的发达。“典志”第7章具体叙述了长安、洛阳通往各地的交通道路，并叙述了太原、江陵、扬州、益州等重要城市的交通状况。由于大运河的繁荣，在运河沿岸发展起一些10万户以上的新兴城市，如汴州、魏州等。边远地区的城市也在唐朝对外经济往来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如“丝绸之路”上的凉州、沙州、西州，东北的营州、蓟州，西南的姚州，岭南的邕州、安南府等。海上交通的发展使扬州、明州、登州成为商业港口城市。通过对唐朝交通线的研究，在读者头脑中形成了一幅完整的地图。我们得以了解唐朝的经济和城市是怎样繁荣起来的，是怎样由中心都会向外界扩展的。交通是发展经济的前提，也是唐朝繁荣强盛的基础。
唐朝前期何以能够大力向外扩展疆域？“安史之乱”后唐朝又何以能维持百年不亡？政治上的原因大家都比较清楚。但经济上的原因众说纷纭。《中国通史》第六卷的作者抓住两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个是唐前期北方半农半牧地区养马业的发展，一个是唐朝后期江南经济对政权的支持。
在“综述”第2章和“典志”第1、第3章中，作者强调指出：“隋及唐代前期都有强大的军力，其中骑兵居有重要地位。唐代更重视养马，养马的地区跨有陇右四郡，幅员已达千里，犹为狭隘不足以容纳，因扩展到河曲。寻又扩展到岐、豳、泾、宁四州，再后又扩展到盐州和岚州。这样的一再扩展，显示出对半农半牧地区的善为利用。”我们知道这些地区原来比较荒凉贫穷，自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内迁定居，这些地区人口增加，牧业发展。唐朝政府又设置国家牧场，大量繁殖良种马。由于拥有众多的马匹，唐朝的骑兵特别强大。由移民到养马，由扩充骑兵到征战四方。陇右和关内道北部的半农半牧区是维持唐朝前期强盛的战略基地。“安史之乱，中原各地相继板荡，陇右诸州亦为吐蕃所略有，养马地区尽数丧失，唐朝军队也就难得再像以前那样威武。为了继续取得马匹，只好购自回纥，可是高昂的马价，也使唐朝难以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军不仅不能再扬威于周边地区，就是对于跋扈的藩镇也无可奈何。”这样强烈的对比，显示出马政在唐朝盛衰过程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隋唐前期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依靠运河。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将关中、中原、江淮和江南四大经济区联为一体，使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商业往来迅速发展到一个新的顶点。运河沿岸发展起一批新兴城市，大量的船只将南方的粮食和各种物资源源不断运往长安、洛阳，漕运维持着唐朝的国运。“安史之乱”和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使运河的漕运时常中断，直接威胁到长安的稳定。中晚唐中央与藩镇的斗争，焦点就是争夺对运河的控制。正如“序说”第4章所说：“安史之乱中原遭到破坏，乱后也无从恢复。皇朝所需的漕粮就不能不仰给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再廓而大之，就是东南八道。由东南八道运输漕粮达到长安，主要依靠一条汴河。唐代后期，皇朝为了和跋扈藩镇争夺汴河的控制权，曾经费了偌大的心力。”《中国通史》第六卷的作者们抓住这一主题，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在“经济重心难移的趋势”、“江淮以南农业的发展及关中漕粮主要供给地的南移”、“商业城市的变迁”、“商业交通路线的变化”、“以‘扬一益二’见称的经济都会的交通道路”等章节中，叙述中晚唐时期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格局的重组，江南经济对唐朝政权的支持作用。但是这种经济的发展，与唐朝初期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区别。“丝绸之路”反映了唐朝的强盛和对世界的影响，而中晚唐江南经济的发展则主要是为了维持唐朝的统治。结果是唐朝灭亡，而经济重心则由中原转移到江南。
四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中国通史》第六卷的作者们不仅把隋唐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对隋唐时期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详细的论述。正如“综述”第12章中说：“隋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曾经发挥过先导作用、楷模作用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隋唐之所以强盛，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是基础。社会的开放，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广泛交流是推动社会进步繁荣的动力。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到隋唐又有更大的发展。隋唐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促使其纷纷向中国内地迁移，在唐初形成一个民族融合的高潮。“综述”第10章专述“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在叙述河陇、灵夏、幽蓟等边地民族融合的情况后指出，在民族杂居、融合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风俗也在逐渐改变，慢慢地趋向一致。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少数民族产生巨大影响，而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也在汉族中传播风行。经过消化吸收后，这些文化逐渐消除了胡、汉的区别，成为同一地域的共同文化。在融合过程中诸族互相通婚，也改造了汉族的血统和成份。这种融合，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活力，在观念上、伦理道德上、文化上都产生出一种开放的、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一方面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一方面输出本国先进的文化。隋唐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强盛的帝国，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传播到日本、新罗，在两国中掀起学习、仿效中国的热潮。从国家体制、道德法律、宫廷建筑、服饰礼仪乃至文字，无不仿效唐朝。两国政府以极大的热情，不断派出“遣唐使”来中国取经。日本推行的“大化革新”，将唐朝制度移植到本国，使日本向封建化迈出了一大步。
“综述”第12章谈到，唐朝的造纸技术在8世纪经阿拉伯传往欧洲，丝绸由陆路和海路传往西方，成为世界性的贸易活动。长安和洛阳是当时世界贸易中心，西域胡商、波斯商人在唐朝与欧洲的贸易中充当了主要角色。从长安到遥远的巴格达、君士坦丁堡一直到罗马，我们看到这条长长的道路是怎样成为东西方交流的纽带和桥梁，而它的源头在中国。如果说哥仑布发现美洲是欧洲人最引以自豪的成就，那么唐朝在推动欧洲向文明社会进步中曾起到何等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历史学者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
《中国通史》第六卷的作者们汇集了史学界、考古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历史地理、民族关系、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中外交流等方面显示出自身的特点。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既有深厚的功底，又有高屋建瓴的历史见识。他们辛勤的劳动和取得的成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但也应指出，编写这样宏篇巨著的《中国通史》，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在编写工作和编修体例上都是新的探索，有些问题还需要研究解决。例如，内容上的交叉重复是各卷都存在的现象。问题是如何通过主编的组织协调和作者们的相互配合，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重复，让有限的篇幅反映更丰富的内容。在第六卷中，长安和洛阳在“综述”中已经有专门的章节介绍，但在“典志”和“传记”中仍频繁出现相近或相同的内容。确实，长安和洛阳是隋唐文明的集中体现，任何一个章节的作者都不可能完全抛开不谈。但是重复得多了，就要影响全书的质量。有关唐太宗的叙述，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对编写工作提出一个要求：在全书章节框架确定之后，作者们应该认真商讨内容的编排，尽量避免交叉重复，而不是在成稿之后，由主编来承担这样繁重的任务。
在以前的隋唐史著作中，文学艺术都是作为重要内容来介绍的。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值得大书特书。但是根据《中国通史》统一的体例，第六卷中无法反映这些内容。“综述”中有学术文化一章，反映隋唐的经学和史学。“典志”中有音乐、礼俗两章。有关文学艺术的内容主要是通过“传记”中一些著名诗人、文学家、艺术家的传记来反映的。虽然主要的内容都反映到了，但是其发展大势流派、变化，用个人传记就很难全面反映。在遵守全书体例的前提下，针对各朝的特色，能否在章节上作相应的调整和加强，也是应当研究的问题。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