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革新张林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以恢弘的气势，向人们展示了中华民族从远古时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堪称中国通史编撰史上的世纪工程。这部宏篇巨制必将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它的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深远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本文主要就通史第19卷上册的内容谈一些学习体会。
一
多卷本《中国通史》第19卷由龚书铎教授主编，内容是阐述从1840年至1919年期间中国近代前半段的历史，封面书《近代前编》（以下简称《前编》）。全卷分上、下两册（全书的第19、20册），其中上册（第19册）包括甲编“序说”、乙编“综述”、丙编“典志”，下册（第20册）丁编“传记”，四大部分共128万余言。该卷的撰写基本上实现了白先生关于编纂《中国通史》的总体构想，以丰富的内容和崭新的体例，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示了近代中国前80年的复杂而曲折的历史进程，读后使人耳目一新。
在《前编》中，作为开宗明义的“甲编序说”，由“文献资料”、“研究概况”、“编写旨趣”三章组成。“文献资料”章介绍文献资料，除了说明各类史料的来源、内容、版本流布等情况外，还结合一定的时代背景精辟地评述了它们的优缺点和研究价值、辨伪等问题。“研究概况”一章是对前人和今人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的历史性总结和评述，提供了许多学术研究的新信息。
“编写旨趣”一章，以简洁的语言说明了全卷的内容要点和写作要求。文字尽管不多，但言简意赅是全卷的画龙点睛之笔。“乙编综述”、“丙编典志”及下册的“丁编传记”均为本卷的主体部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体例叙述了近代历史的变迁，纵横交错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丰富的内涵。
“乙编综述”共16章，15．4万字，约占全书的12%。根据白先生“要紧紧抓住每一历史时期的纲，……着重写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向”①的编写要求，清晰地勾画出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走向，揭示了内在的历史规律性。其显著特点有二：一是以重大历史事件的进展为基本线索，突出表现近代社会的时代主题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做到主线突出，脉络清晰，历史演进的阶段性明确，突出了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二是在论述历史主线的同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阶级关系等方面也给予相应的重视。突出主线而又兼顾其他方面，保证了内容的丰富充实。
“丙编典志”共18章，53．76万字，占全卷的42%，是本卷上册篇幅最多的部分。如果说“综述”是从纵向表现历史进程的话，那么，“典志”则是从历史的横断面来展现更为广阔、更为深入的内容。“典志”编主要由五部分构成，即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教等。每一部分又以章为单位，分为若干小的方面。这些章目的设置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由于作者都是研究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保证了本编各章内容的较高质量。通观各章，不仅论述深入、精当，而且引用了大量新材料，吸收了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富有新意。
“丁编传记”（本卷下册）写了35位近代重要历史人物传，集中反映了近代人物的群体风貌。收录其中的均为政治、军事、科技、思想学术、文艺等方面的风云人物，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所论不涉及“丁编传纪”）。
二
与其他中国近代史著作相比，《前编》具有独特的编写指导思想，在内容和体例上都与众不同。具体说来，它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体现了“通”。“通”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横“通”、纵“通”、史事与研究的贯通、各种编写体例的融通。所谓横“通”，是指历史横向内容的贯通。《前编》不仅在“综述”部分对近代历史的发展纵向作了精辟的阐述，充分展示了近代政治演变进程，而且在“典志”部分对近代经济、军事、秘密社会、科技、教育、学术文艺、新闻出版等方面也作了详细深入的描述，全景式地表现了近代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贯通了历史横断面的内容，为读者学史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思路和视野。
所谓纵“通”，是指该卷所述近代部分与古代部分在内容与风格上的“通”。《前编》贯彻了白先生关于“通”的思想，按照统一的体例和要求编写，使古代部分和近代部分在著述结构上相衔接，实现了历史纵向的贯通，解决了古代史著作和近代史著作在内容和风格上的不谐调问题。
再有就是实现史事与研究的贯通。以往的近代史著作通常以叙史为主，至于与本题有关的文献资料、研究状况等内容向不专列篇章进行系统介绍，只是在叙史过程中附带地零星地谈到。而《前编》则在“序说”中专设“文献资料”、“研究概况”、“编写旨趣”各章，打破了以往著述的常规，把史事的叙述和有关研究问题的介绍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无疑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大胆的尝试。这种独具匠心的安排可以使人们在读史之前就对这段历史所涉及到哪些文献资料、研究到何种程度、以及该卷的写作意图等基本问题，做到心中有数，为进一步登入史学殿堂打下良好的基础。
最后是各种史书编写体例的融通。鉴于现有近代史著述编写体例单调的缺陷，一些学者为谋求体例上的新突破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前编》告世之前，出版于1991年的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在对近代史编写体例的探索方面曾取得重要成就。罗先生的《太平天国史》分“叙论（”叙述与评论太平天国史及其研究的重要问题）、“纪年”（以时间先后为序，记叙每年每月发生的历史大事）、“表”（凡天朝王侯百官、各种人物、经济贸易等，皆以表详之）、“志”（凡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外交、礼仪、文化、艺术等方面，均以志记述）、“传记”等五大部分，把中国传统史学的各种编写体裁和近代章节体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历史编写体例，受到学界的好评。然而，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罗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缺乏对历史资料、研究状况的系统论述；二是尽管该著的完成对近代史编写体例的更新具有借鉴意义，但它只是专史的著作，而专题史并不等于断代史。真正对近代史编写体例实现重大突破的，应该说是《前编》。它的突出成就就是在近代史的编写中使用了新综合体，首次从断代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的编写体例作了变更。《前编》所采用的新综合体由四个部分组成：甲编序说，介绍有关文献资料、研究概况，交代各卷编写的要点宗旨；乙编综述，以传统编年体、近代章节体相结合的写作形式，叙述历史的总体全局、发展脉络；丙编典志，借鉴传统书志体及政书的写法，对历史横断面诸领域，如农业、手工业、工业、土地制度、商业、法制、政权机构、兵制、教育、学术、文学艺术、中外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剖析展示；丁编传记，吸收传统史学中的本纪、列传、世家的写作之长，论述重要历史人物。《前编》一卷充分发挥了传统史学的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纪传体的长处，把它们与近代章节体贯通一气，融为一体，以新综合体的形式首次在近代史的编写中加以运用，在综合各种历史编写体例方面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通”，为全面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多彩的历史内容提供了新形式、新体裁。
第二个特征是体现了“新”。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创新。鉴别一部学术著作价值高低的标准同样要看它是否具有新意。如果用这种观点来看，《前编》是一部充满新意的学术著作，在内容、体例、风格等方面都体现了“新”的特征。
首先，《前编》以“通”为编写宗旨。白先生关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做到“通”，强调“要在‘通’字上下工夫”②。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他又说：“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碍西方帝国主义东侵的历史。”③可见，他是把近代中国的各个方面融通起来考虑的。《前编》的“编写旨趣”充分体现了白先生的这一构想，对全面展示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内容作出原则性的规定。而一般的近代史著作则由于过多地强调表现政治主线，而忽视了断代史各方面内容应有的“通”。这是《前编》在编写宗旨方面“新”于其他著作的地方。
其次是内容阐释方面的“新”。如《前编》把“文献资料”、“研究概况”两章作为“序说”的重要内容放在全卷的开头部分，与“综述”、“典志”、“传记”相配合。这种安排在现有的近代史专著中是开天辟地，体现了该卷内容结构上的“新”。对于学界研究的一些薄弱环节或者空白领域，《前编》在“典志”部分都设置专门的章节加以阐述。《前编》十分注重吸收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在对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近代关税、宪政、学术、文学艺术、图书出版业等问题的论述，就吸收了大量新观点、新成果，提供了新的知识信息，从而保证了全卷处于学术前沿的领先地位。
最后是编写体例方面的“新”。《前编》在编写体例方面也作了创新，采用白先生提倡的新综合体。这种体例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治史方法之长，又借鉴了西方史学编撰方法，熔中外治史方法于一炉，体现了融汇中西的特征和学术研究上的创新精神。
而第三个特征是集体智慧创造的结晶。通观《前编》全卷，规模宏大，内容广博，要完成这样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前编》的成书正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参与编写的作者群，不仅数量多，而且素质优。《前编》上册作者有39人，下册有44人，两册动员了各方面专家共达80余人。他们当中既有来自北京的，又有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既有高等院校的知名教授，也有其他部门的著名专家。涉及到的专业除了近代史之外，还有经济、法学、教育、文学、艺术、建筑、水利、兵器工业、海洋工程、航空、矿业、农业、邮电、纺织、化工、气象、医学、物理、地学、生物学、科学史等20多个学科专业领域。其参与作者数量之多、涉及专业领域之广，均创近代史著作编撰之历史记录。值得提出的是作者群中荟萃了许多学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如近代史方面有：龚书铎、林增平、章开沅、王庆成、李侃、陈旭麓、苏双碧、汤志钧、张守常、戴学稷、王道成、陈铮等。其他方面的著名专家有：程维枢（中国科学院院士、气象学专家）、林文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主编）、王渝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黄晞（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杂志主编）、杨直民（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刘先觉（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李进尧（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吴坤仪（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杜金铭（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席龙飞（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刘登仕（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周启澄（中国纺织大学教授）、蔡景峰（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桂环、何绍庚、王冰等诸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