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厘清了地理条件决定论和承认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二者之间的界限，提出了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的理论认识：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关于生产者，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突出了直接生产者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直接生产者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方面看待，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之基本理论看待。
——关于生产关系、阶级结构。提出了封建社会中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封建社会阶级结构的等级以及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中之居于主要的矛盾方面的论点，并把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官绅地主视为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变化的四个阶段。
——关于国家职能。全面阐述了国家职能，即国家不仅具有统治职能，还具有社会职能，认为简单地把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看成是一无所取，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
——关于中国通史编纂的形式。提出了新综合体的理论和框架，阐明了《中国通史》以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结合而成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优点，为中国通史编纂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
——关于中国与世界。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之连续性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二是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同时阐述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
以上这几个方面，都显示出了本书的理论创新。
白先生在史学上的卓识，远不止于这里所列举的。这里仅就民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方面略举数例，概而言之。但仅此而论，我们确可窥见这位博洽、专精、卓识的史学家的器识与风采。
三、新时期中国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建设者
学术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它的代表人物。新时期的中国史学也有它的代表人物，白寿彝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因为，白寿彝教授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建设者。其根据如下：
第一，他同侯外庐、胡绳、刘大年等老一辈史家代表了这个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方向。在这个问题上，白先生始终是态度坚定的和旗帜鲜明的。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他在1978年的一次讲演中指出：
理论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理解，一是运用。理解上，要求完整地、准确地学习，不容易。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就是不能离开经典著作的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当时的论断。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理解经典著作，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当然这要下更大的功夫。在运用上，往往在理论运用上运用得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求理论上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责任感，也要有这样的气魄和信心。这样，对我们提高信心、推动科学发展才有利。如果光是在那里绕大圈子，没有一点创见提出来，那么，研究工作的意义不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详细占有材料，得出新结论，就是创造性的结论，就是发展。
这一段话，可以看做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总的认识。在这篇讲演中，他还着重分析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对于拨乱反正，给人以许多启发。他在1982年和1983年两次著文，较早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了初步总结，反映了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历史的科学认识和对其前景的充满信心。1983年，白先生在《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进一步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蓝图和模式，他说：
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基础上来进行工作。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
这个问题提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一方面是，把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研究中国史学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又一方面是，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在这篇讲演中，白先生就“历史资料的重新估计”、“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对外国史学的借鉴”、“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对于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白先生在新时期的史学工作都是按照他所坚持的方向进行的。他对他的同事和学生，也都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要求他们的。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这样一个史学群体，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方向，建设和发展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奋斗的目标。
第二，他大力倡导史学工作的社会作用，大力倡导历史教育的现实意义。白先生作为一代史学名家，享誉海内外，但他并不是一个只关心学术研究的一般学者，他的可贵的精神在于，他始终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关注着全民族对于历史前途的认识和信念，并把史学工作同这种密切关注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结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他在新的历史时期，始终不渝地反复论述史学的社会作用，提倡积极开展历史教育。上文提到，白先生在1983年出版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一书，他在这书的《题记》中作了这样的自我剖析：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十四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还要多几年。这实际上，不管我持的立场和观点怎样，都做的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但长期以来，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工作，是客观地研究历史问题的工作，没有自觉地把这个工作跟现实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这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把史学工作跟教育工作联系起来。1981年夏，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我开始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遇到适当的场合，我就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我对这个问题考虑得还很不成熟，在发言内容中，有先后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也可以说有不断发展的地方。现在也把这些讲话的记录汇集在这里，供同志们参考、批评。
这是一位有高度责任感的史学家在向人们吐露自己的心声；同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史学家在倡导更多的史学工作者都能有这种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这将极大地促进史学工作的开展，促进史学工作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白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关于“历史教育”的论文、讲话，被编辑在显著的位置，而其数量竟有20篇之多，其中有16篇产生于1981年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