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卷本《中国通史》在“通”的方面的要求是：作为通史，一方面，要求全书各卷之间脉络贯通，要求于阐述沿革流变之中体现“通”的精神，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要求每一卷阐述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求各卷阐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外社会历史比较研究。此外，在年代上，它始于远古，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也是它在“通”的方面不同于现有许多中国通史著作的地方。当然，由于本书卷帙浩繁，参与撰写的作者人数很多，在对“通”的要求上和体例上各卷情况有所不同，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方面，白先生的通识同样有丰富的、广阔的展开。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两篇文章，在具体研究方面和宏观把握方面对中国史学史作了“通”的概括。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其中以大约10万字撰成的《叙篇》，就“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我的摸索和设想”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叙篇》，是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部论纲，其理论上的见解、脉络上的连贯、学科建设上的构想，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地，是通识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白先生在治史上的通识，还反映在关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宗教史、交通史、历史教育等领域的研究中。大家知道，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在某个领域中达到“通”的要求，很不容易；要达到通识的境界，就更不容易了。清代史家章学诚论史学上的“史部之通”说：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23
杜佑、裴潾是唐朝人，司马光、郑樵是宋朝人，章学诚把他们的著作看作是“史部之通”的“极盛”的表现，足见他对“通”的推许。这里，章学诚说得很概括。明清之际的史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通”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可与章学诚所论互相发明。王夫之写道：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24
章学诚论《资治通鉴》的“通”是在于“合纪传之互文”，主要是从史事上和体裁上说的；而王夫之的这一番议论，则是从内容上和思想上道出了《资治通鉴》之“通”的含义。由此可见，一个领域的“通”尚如此不易，若干领域的“通”以及各领域之间的“通”，就更加难得、更加可贵了。白先生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的“通”都作出了努力、都取得了成就的史学家。他关于史学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对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有促进和深化的作用；反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也有益于对史学史、民族史的认识和把握。从专史中可以看到通史的背景和修养，从通史中可以看到专史的功力和见识。这是白先生之通识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也是我们借以探讨和认识他的史学成就的一条“捷径”。
史学成就
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民族史最为突出。同时，他在伊斯兰教史、中国交通史研究方面，也有重要的成果。他对于历史理论的重视，贯穿于他的许多论著之中，这使他的著作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不仅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中国史学史：三个时期的三个稿本和史学史思想的发展
白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至90年代止，前后约60年时间。在这60年中，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写出了三个中国史学史稿本。他在《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中这样写道：
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史学史。像民族史那样，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更确切地说，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作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长期细致的工作，是做不好的。我在40年代初，因学校要开设这门课程，我开始试写讲稿，讲稿写到清末。60年代初，我另起炉灶，重新写史学史讲稿，写到刘知几，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起来，没有能继续写下去。这一次的讲稿，在北京师范大学排印了，题作《中国史学史教本》。1983年6月，我开始写史学史的第三个稿本，在1984年12月完成了第一卷，题名《中国史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十年动乱，第一个稿本已不知弄到哪里了。第二个稿本虽只印了500本，但毕竟是印出来了，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相当范围内得以流传。现在的第三个稿本，虽在不少地方已与《教本》大不相同，但《教本》仍有可以参考的地方，还有不少章节是第三稿还没有写到的。○25对于第一个稿本，我们已无从得知其面貌。第二个稿本是《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曾经作为教材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使用过，并在国内广泛流传。它包含两篇十章。第一篇是“先秦、秦汉间的史学”，从“远去的传说”写到“战国、秦汉间的私人著述”，凡四章。第二篇有六章，从“司马迁”写到“刘知几”。《中国史学史教本》在学术上有两个方面的突出成就。一个成就是，它把刘知几以前的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梳理出了一个流畅的头绪。再一个成就是，它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远去的传说”同史学的关系，怎样看待“原始的历史观念”，“神意的崇奉”与“人事的重视”对于史学发展的影响，对“战国中叶以后诸子的史论”的概括等等。《中国史学史教本》有一个特点，即不仅脉络清晰，而且重点十分突出，如对司马迁、刘向、班固、范晔、刘知几等的史学的评论，都是作者的力作。本书在当时产生的主要影响，是它重视了史家、史书的思想的研究，如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出“《三国志》与‘风化’”的关系，袁宏的重视“名教”，以及评论刘知几的历史思想等。这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史上，确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三个稿本是《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这是白先生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第一卷，它包含叙篇和先秦时期史学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分别展示出全新的气象。叙篇论述了理论问题、分期问题、思想遗产问题和作者关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设想。这对于史学史学科的“树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关于先秦时期的史学，作者在第二个稿本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认识，一是提出了“历史观点的初步形成”，二是提出了“历史知识的运用”。前者进一步强调了对于历史观点的研究；后者则明确地提出了史学（通过历史知识）同社会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
在撰写三个中国史学史稿本的同时，白先生还发表了许多论文。1999年，在白先生九十华诞之际，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集》，正是从这些论文中精选出来结集而成的。白先生在这本论集的题记中说：
本书是1946年至1993年陆续写出的，其中包含两类性质的文章。一类是专论性质的，大抵是分别就某一史学家或某一历史著作来立论的，分量比较多，这里只能收入18篇。又一类是通论性质的，大抵是分别就史学史某些方面来立论的，多少总有一些新的看法，也收了18篇。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尚处在建设阶段，所发表的有关作品多带有起步性质，很期待同志们的指教。
不论是“专论性质的”，还是“通论性质的”，作者都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对史学史学科的建设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下面，笔者想着重从白先生的史学史思想方面，谈谈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树立”和“建设”所作出的贡献○26。
1．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
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其中，尤其是关于学科性质的界定。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次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并具体讲到了中国史学史应包含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27。从中国史学史专业或学科的创立来看，梁启超位居首功，自无疑义。在他之后，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尽管梁启超提出了“史学的成立及发展”这样的问题，他却没有说明什么是“史学”、“史学”研究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什么是“史学史”、“史学史”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自也未能得到明确说明。当然，事物本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不应苛求梁启超。1938年，金毓黻撰《中国史学史》，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从史官、史家讲起，亦未曾涉及什么是“史学”等问题。1944年，周谷城发表《中国史学之进化》（后更名《中国史学史提纲》）一文，指出：“历史为人类过去之活动，属于生活的范围；史学为研究这种活动的结果，属于知识的范围。”○28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关于“历史与史学之别”的较早的说明。此前，早在1924年李大钊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已十分详尽地讨论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的问题○29。但李大钊所论并未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正如周谷城所说：“虽然历史与史学之别，固截然不可混同者；但过去治史者或完全不知有这等区别，或知有这等区别而不十分措意，或十分措意而无适当之词以表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围。”○30周谷城是在论中国史学的进化时讲这番话的，其着眼点在“史学”，故必须明确史学的对象。这一点很重要。然而此文在表述上没有强调“史学史”，所以也就没有从理念上涉及到“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刘节撰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稿》，是继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后又一部很有成就的著作，但它也没有对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等问题作出明确的阐述。这种情况表明，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虽已有了一定的展开，但从学科建设来说，却仍处在起步阶段。
20世纪60年代初，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的讨论，推动了史学工作者对史学史的认识。在这个学术背景之下，白先生于1964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提出了阐明规律、总结成果以及理论和资料等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说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这篇论文涉及到学科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学科建设有突出的积极意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这一发展势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白先生这篇论文明确提出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系统地论证了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规律问题，从而把关于中国史学史基本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此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讨论也就中止，问题没有根本解决。”○31
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性质的探讨和论述，在20世纪80—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1983年他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的出版，人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趋势。本书开宗明义就论述了历史、史料、史学等范畴，指出：“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历史。史学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当然跟自然史也有密切的关系。”又进而指出：“什么是史学？史学是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学科。”○32这是继李大钊《史学要论》之后，又一次比较集中而又十分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历史”与“史学”的联系与区别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为进一步探索史学史学科的性质提供了直接的前提。1986年，白先生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叙篇，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里程碑。叙篇第一章分别论述了“‘历史’一词的歧义”、“史学的任务和范围”、“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等基本问题。它论史学的任务和范围是：“史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它的范围可以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编撰学和历史文学。”○33显然，这一概括是对上引《史学概论》有关论述的发展。它论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是：“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我们这部书（按：指《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引者），就是以中国史学史为对象，按照我们的理解，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本书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34这一概括，比起前引《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的论述，又前进了一大步。从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性质这一基本问题，是得到了很明确的论证了。这距离先生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已有20个年头，上距梁启超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已整整70年了。
这是白先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在理论上的最重要的贡献。
2．关于史学史领域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
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还突出地反映在他具有丰富的史学史思想。这是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点，也是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别识心裁和卓尔不群之处。
白先生的史学史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方面表现，本文只根据笔者目前认识到并以为是一些重要的方面作初步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