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在中国通史领域的耕耘，使白先生较早地把编纂中国通史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1962年白先生访问巴基斯坦时，巴基斯坦的同行曾对他说：“过去我们搞历史，是以欧美为中心，现在我们是以东方为中心。我们要大讲中国的历史，可是我们没有书，不好办。”[⑤这对白先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1974年再次访问巴基斯坦时又遇到史学界的朋友，他们打听中国史的新著。白先生说：“这次距离上次的史学家会议整整12年了，我们还没有拿出成果，心里很难过。”⑥多少年来，撰写通史，一直是萦绕白先生心头的一件大事。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界和其他学科一样，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撰写大规模的中国通史，无论是社会条件还是史家群体组织条件皆日益成熟。于是这一大型科研项目正式启动了。
白先生晚年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中国通史的编纂上。他设想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在出版了第一册以后，因为大通史的编纂，而未能进行以后几册的写作。大通史，凝聚着他的整个学术生命，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追求。
二、名副其实的总主编
白寿彝之成为这部大通史的总主编，是由他的学识、经历、威望决定的。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教授出身的史学家，他宽广的治学领域，大都因教学的需要而开辟的。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除开设中国通史及各断代史外，他还开设过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历史教学法、史学概论、历史唯物主义等。往往是同时开设两三门课程。“教学相长”，通过教书，白先生打通了许多学科的壁垒，具备了驾驭中国通史的高超能力。他研究历史的开阔视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深刻认识和卓越见解，得益于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理论修养。教授出身还使他培养了一大批史学研究人才，他们分布在民族史、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等各个专业，其中许多人已是各个学科的中坚力量。这批人才是他的学术得以继续发展的后备军。集史学家、教育家于一身，使他有威望聚贤才，从事大型的科研项目，有威望将他的自得之学和群体研究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学术成果。《中国通史》的各卷主编，均是国内在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如考古学家苏秉琦、甲骨文专家胡厚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语言学家及史学家季羡林、历史学家周一良、邓广铭、何兹全、韩儒林、史念海、王毓铨、陈旭麓、韩国磐、陈光崇等，都是国内一时之选。在长达20年的编纂过程中，有几卷书稿是经过了两代人才完成的，如科技史的编写原来由王振铎负责，王振铎去世后，何绍庚接替；元史卷原来由韩儒林任主编，韩儒林去世后，由弟子陈得芝教授接替；明史卷由王毓铨任主编，后因身体健康原因，由弟子商传完成了大部分工作。将这样高水平的主编和一流的作者队伍团结在一起，保证了这部书的高质量。
白先生除作教授外，办杂志、搞出版则是他从事的另一项职业。1928年，他才20岁，就在开封创办《晨星》半月刊；1935年创办《伊斯兰》半月刊、《大河杂志》和《新儿童》半月刊；1938年，在桂林主编《月华》；1939年在云南大学主持《云南清真铎报》和《益世报》的《边疆》半月刊；40年代主编《文讯》，协助顾颉刚搞出版；50年代，在《光明日报》创办了《历史教学》半月刊，参加过《人民日报》史学版的编辑工作；60年代，创办《史学史研究资料》。《史学史研究资料》在“文革”中停刊，1979年恢复，1980年改为《史学史研究》，公开出版发行，成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的史学史专业刊物。长期的办刊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在组稿、改稿方面养成有条不紊、认真仔细的工作作风。这些都为他从事大型的学术组织工作打下了基础。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参加撰写的有几百人，总字数达1400万，这么多人参加的如此庞大的通史撰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它既是盛大的学术事业，又是一件复杂的学术组织工作。总主编没有很强的协调组织能力，完成这项工作是难以想像的。一位在白先生领导下的青年人说：“编写卷帙如此浩繁的通史著作，除了要协调全体核心编写人员的编写意见外，还要取得各级领导和各方面的专家的支持，要通过宣传赢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更要处理包括财务问题在内的各种琐碎的事务性工作。而在这诸多方面，白先生都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其考虑问题的全面、缜密，常常令我们这些年轻人吃惊。”⑦白先生还常以自己既当过编辑，又当过教师为例告诉青年人，仅仅埋头于学术中是不够的，其他学术工作也应干一些，要学会在各种工作中学习，这对于社会对于个人都是有益的。白先生在学术组织方面的卓越能力和在编纂方面的丰富经验，也是他从事大通史的重要条件。
白先生从来不作挂名主编。编纂这部中国通史，更是如此。白先生对《中国通史》，总是事必躬亲，从通史的组织工作一直到撰写每一卷的题记，对该书的审稿、改稿、统稿、定稿以及选图编目等工作，他都亲自去做。特别是在他目力不济、不能亲自握笔的情况下，他让助手一字一句地读给他听，然后提出修改意见，反复地琢磨和润色。可以说，这部大部头通史的每一段文字，都留下了白先生的思考。何兹全先生称赞说：“白先生工作认真负责，当《中国通史》的总主编是真正的，不是挂名的，每个字都要看，就像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⑧他惊人的记忆力和清晰、敏捷的思路，令每一位见过他的人钦佩不已。
我们说他是名副其实的总主编，还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他为编纂这部通史作了充分的准备，解决了有关通史编纂的基本理论问题，真正起到了中国通史编纂的主导作用。
一，主持完成了大通史编纂的先期工作。
现在看来，白先生在80年代初所完成的几项工作，与大通史的编纂都是有密切联系的，是为大通史而作的准备。一是《中国通史纲要》。该书1977年10月开始草拟大纲，经过近三年的时间完成，于1980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30万字，文字简明通俗，论述精炼。白先生关于中国通史的基本观点，都在这部小通史中表达出来。在该书《题记》中，白先生说：“我们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特点”。这是本书的旨趣所在，是作者撰写中国通史追求的目标。重视“通”，在“通”上下工夫，是这本书的显著特点。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一个社会的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前后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各个历史时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的地位等，都得到清晰的说明。这部著作出版后，很受欢迎，多次重印，总印数近百万册，并翻译成英、德、法、日、西班牙等多国文本。《中国通史纲要》可以说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压缩本，犹如这部大通史的提纲，是反映白先生的历史理论的一部著作。二是《史学概论》。这书1983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基本章节都是根据白先生发表的论文改写而成，如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等。该书总结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不同史书体裁的相互补充；论述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认为编著史书，不可不讲体例，又不可拘泥于体例，要根据所撰史事的实际情况和作者表达编著意图的需要，采用一定的体例而又要对体例作比较灵活的运用。该书虽是作为大学教材而编写的，但却是最能反映白先生的史学理论的一本书。三是《中国通史》导论卷。导论卷也就是《中国通史》的第一卷，即是说，它是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导论卷最先出版，并且与以后各卷的出版相隔数年之久。导论卷对各分卷的写作实际上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导论卷是在上述二书的基础上对中国通史有关问题的集中论述。既包括历史理论，又包括史学理论，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历史进行理论探讨的最为系统的一本书。这本书出版于1989年，但在1981年或者更早的时间就已经酝酿了。1981年6月，《史学史研究》发表了该书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12个方面，346个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泛，包括历史年代，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国家，城乡、市镇、会社，国家、法、军队，社会意识形态，人民群众和个人，中国和世界，史学遗产和批判继承，历史时代的划分。这些问题，都是编纂通史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导论卷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炼而成的。导论卷的出版，标志着白先生在通史准备方面的基本完成。
二，创制了中国通史的新的编纂体例。
多卷本《中国通史》采用的是“新综合体”，即除导论卷和远古时代卷（第二卷）外，其余各卷均由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组成，它借鉴了传统史书的体裁又高于过去的体裁，是吸收了传统纪传体史书和近代章节体史书之长而创制的一种新体裁，所以称它为“新综合体”。白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把历史编纂学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他在史学史研究上的深厚造诣，是他创制新的史书体裁的基础。早在20世纪40年代，白先生就对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作过探讨，提出要用立体的写法来反映中国历史的设想。在总结了中国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之后，他说：“以前，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很显著，所以平面的甚而至于是点线的写法已可以使人满意。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日见复杂，非用立体的写法不能适应大家的要求。”并说“要以人民为重要的内容，并且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的目的，以后的史书形式必须是能适合这种内容这种目的的体裁才是最好的体裁”⑨。这说明，早在20世纪40年代，白先生就在考虑史书体裁的创新问题了。1961年，他发表长篇论文《谈史学遗产》，指出：“历史编纂的遗产，也是同样丰富的。单就历史书的体裁来说，就很多。”“我们研究史书体裁，跟著录家不同，不能专从分类上着眼，更应该看到一种体裁的发展。……研究史书体裁方面的遗产，批判地继承，对于我们写史书，在著作形式上的百花齐放，是有好处的。”⑩20世纪80年代初，他再次谈史学遗产时，专门谈了史书的编纂和历史文学等问题，明确地提出要用综合性的体裁撰写大通史。说：“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通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现象。”“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11“这种新的综合体的好处，现在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便于容纳更多的历史内容，可能更进一步地反映历史发展的面貌”○12。白先生创立的新综合体也是经过了不断的完善才最终确立的。如第三部分“典志”，1983年白先生谈论通史体裁时称之为“别录”。说“凡综述中不便论述的，都以专题形式写入别录。这个名称是借用刘向的旧名……先用这个名称，以后如有更合适的称法，可以再改”○13。四部分既各有分工，又相互协调，构成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第一部分是序说，内容包含基本史料的阐述，论述已有研究的成果和本卷的编写大意。为读者提供从研究资料到研究状况的信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第二部分是综述，阐述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总的发展形势，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和中外关系，描绘该历史阶段的发展概况，是各卷的主干。第三部分是典志，分篇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风俗等。是深入社会内部，对社会结构进行动态的剖析。第四部分是传记，包括个人传记，学派传记，艺术家、宗教家传记等。专门反映人的活动，揭示历史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这样的体例，大体上采取了纪传体的办法，而性质上有很大区别。综述作为全卷的纲领，是取法旧史之本纪的，综述则要求能综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及其规律，这跟旧史的本纪显然有本质上的区别。典志是取法于旧史之书志的。综述与典志的关系，是要求前者能阐述历史发展之阶段性的全貌，而后者则是对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若干侧面的剖视。传记部分，篇幅特多，这也是旧史的传统。上述通史中的三个部分，在形式上汲取固有体例而加以改造，在内容上则与旧史大异○14。至于序说部分，这是借鉴于《吕氏春秋·序意》、《淮南子·序略》、司马迁和班固的自叙传、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和宋元人经解的序说、明清人撰述的凡例以及西方人近代论著中之成规，加以发展而成。这一部分的用处，在于为读者提供方便，使其对于本卷的了解和作进一步的研究，都能有些帮助。
白先生创制的新综合体裁，吸收总结了传统史书体裁的有益因素，又高于传统史书体裁，既重视论述历史的全貌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又重视描绘历史人物的活动，多层次、立体地展示历史的运动过程，在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内容的丰富性方面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新综合体是这部中国通史的重要成就之一。
第三，解决了有关中国通史的基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