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白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基本认识，历经30余年，学术界对该问题也曾展开过广泛深入的探讨，但白先生关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基本认识没有改变，这从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该书第二章秦汉时期，由陈其泰先生撰写、经白先生最后审定而成；当然，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他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更进一步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进一步指出：“由于科学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他（司马迁—笔者注）并不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他相信天上和人间确实有对应关系”，“司马迁认为‘天人关系’确实是存在的，在那个时代有这种思想并不足怪，毋须加以讳饰。司马迁的可贵之处，是他在人们普遍的慑服于天意、神灵的时代，却敢于对感应、灾祥的迷信说法表示保留和怀疑，并且从总体上强调人事起根本的作用。”○16在过去认识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作了高屋建瓴的概括：“总括来说，司马迁对‘天人关系’作了极为有意义的探究。从主要方面来讲，他敢于对天意、灾祥之说表示怀疑，强调人事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他总是认真地从人的努力和人心向背去总结成败经验，实际上他是作出了人事对历史进程起到支配作用的回答，这在当时盛行迷信的情况下更为可贵。因此，在天人关系上，司马迁也达到了同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17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历史观的核心，也是《史记》影响中国史学的极其重要的方面，白先生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看法。他认为：《史记》重视历史变化，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史记》要求以“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去看历史，这是跟正宗儒学对立的又一个方面，是跟后者所倡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相对立的，也就是以一种历史态度跟武断的非历史态度相对立的。从篇章结构来看，《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八书”中的《平准书》集中地表达了汉兴百年之间社会经济的变化，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最大的部分是有意于表达古今之变的。从具体所反映的内容方面来看，“通古今之变”表现亦是多方面的：从《史记》的通体的编纂上可以看出，司马迁心目中有一个古今演变的大势，司马迁对待历史是略古详今的，他对几千年历史的处理是有阶段性的；《史记》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亦表现出历史发展的观点；《史记》对当代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予以深刻的揭露；《史记》对古今学术的发展变化亦予以记载。白先生对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方法亦予以提炼，他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史记》通古今之变的方法。总的来说，这八个字有要求考察诸历史现象、诸历史事件全部发展过程的意思。分开来说，‘原始察终’似注意于考察原委者较多，而‘见盛观衰’似注意于历史转折者较多，”白先生进一步指出：“司马迁‘见盛观衰’的历史价值，并不在于观一世之盛衰，而在于盛中观衰。这在方法论上有了矛盾向对立面转化的朴素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结合着对时政的抗议的。”○18“总的来说，《史记》的历史进化观不如它的历史变化观点表现明朗。同时，《史记》也还不免历史循环论的影响。”○19“他还相信阴德、相信祖先的善恶对后代的遭遇会起作用。可见他并没有摆脱神秘思想的影响。”○20
综上所述，白先生既讲清了“通古今之变”的含义，又将这种著述宗旨在《史记》中的反映落在了实处；既找出了“通古今之变”的具体表现，又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予以分析；既看到了司马迁在这一问题上的卓识，又分析了他的局限性。白先生这些认识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形成，到《中国史学史教本》定稿时也没有改变，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在《史记》研究方面的卓识，感受到他在该领域的成就和地位。
白先生对《史记》思想性的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远远突破了司马迁撰述的宗旨，开始从多方面予以探究，这在他对司马迁及其《史记》民族思想和民族史撰述的研究方面有突出的反映。从一位民族史学家的研究视角出发，白先生看出了《史记》在民族史方面的卓越成绩。他指出，《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司马迁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21这就从民族学的角度反映出了《史记》在中国民族史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白先生对《史记》民族性的探讨也反映出了他注重“贯通”的治学风格，他认为《史记》写民族，是中国先民自战国以来就有了解世界的追求这种思想的历史形式。在对《史记》6篇民族列传全面认识的基础上，白先生着重考察了《匈奴列传》在民族文献上的地位，认为该篇对匈奴民族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材料的选择和表述的形式上，都有创始的意义。其他5篇也各具特色，也都在民族文献史上有其重要性。除从历史编撰学和历史文献学方面探讨《史记》在中国民族学史上的地位之外，白先生又讨论了《史记》对汉族形成所作的贡献，探讨了司马迁的民族思想。通过对《史记》的全面分析，并与孟子、班固、范晔等思想家和史学家比较，白先生指出：“《史记》论述了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但不斤斤于夷夏之别。司马迁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是理智的，没有明显的狭隘的民族思想。”○22这就以恢弘的视野反映出了司马迁在民族问题上的卓识。
三、注重用马列理论分析司马迁及其《史记》
白先生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列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即开始用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对司马迁和《史记》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从而使得他对有关问题的认识比同时代的学者站得更高、认识亦更为深刻。
1．对司马迁和《史记》人民性的认识
20世纪50年代，侯外庐、任继愈等史学家和哲学家就提出和论述了司马迁及其《史记》的人民性和思想性问题，如侯外庐在1955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的文章，指出：“司马迁的著作充满了人民性和思想性，”“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的历史观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23在1957年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中，侯外庐又进一步从思想史的角度阐述了上述观点。
白先生与侯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一同共事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侯先生从西北大学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以后，两位先生仍然来往不断，白先生在学习马列理论和重新探讨《史记》的过程中，受侯先生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的影响非常明显，在侯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白先生从史学史的角度对司马迁及《史记》的人民性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白先生亦认为《史记》是一部有丰富的人民性的著作，在处理重大的历史问题上，重视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影响，以人心向背作为考察历史“成败兴坏之理”的一个重要的角度。如《史记》为陈胜立世家，置于《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以表示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司马迁把人心向背作为楚汉成败的关键问题来看待；对吕后，揭露了其宫廷丑剧和政治阴谋，但对其在位时的政绩予以肯定，对汉武帝的暴政亦予以揭露。《史记》重视人心向背，不是在为统治者献治安策，而是重视人民群众的爱憎，表达对人民群众的同情和义愤，揭露某些统治者的罪恶和丑态，《史记》的这种精神，在记律令、论道德、传游侠时更为显著。
在充分肯定了《史记》人民性的同时，白先生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将司马迁一味拔高的错误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使人们对司马迁的人民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明确指出：“司马迁不反对统一，但反对暴虐专制；他不主张农民起义，但认为搞政治要得人心，应该对人民有好处，否则，你的统治就不能巩固。有人把司马迁抬得太高，说他歌颂陈胜等农民领袖，歌颂农民起义。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但他的思想，在当时来说的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24这是他1964年在中央党校理论班上所讲的，实际上是对当时重新抬头的极左思潮的自觉抵制。同时他又指出：“《史记》这部书基本上是历史人物的传记，而传记中主要是突出了上层人物。世家三十，只有陈胜、吴广是平民，列传七十，讲平民的有《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绝大部分是将相。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起作用最大的还是帝王将相。从今天的要求来衡量，《史记》写人民群众这一方面是很不够的。但在当时，他能写人的历史就不简单了。在他以前的历史记载几乎都是人鬼不分的。……司马迁却都把人与天分开，专门写人的历史。虽然他把历史的发展归结到少数人身上，认为创造历史的是大人物，但比起以前来，还是进步的。”○25这里白先生自觉地运用和坚持了马列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司马迁的地位和贡献亦恰如其分地历史定位，在此基础上，白先生进一步阐述了如何估计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他认为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作用的。有的同志认为司马迁歌颂了农民起义，我却认为司马迁还做不到这一点。司马迁承认人民群众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个别的领袖人物。这就是司马迁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经是非常高的思想水平了”○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