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静
《史学遗产六讲》，原为白寿彝先生发表的六篇系列论文，因其围绕着同一撰述对象和撰述旨趣，即全面而深入地阐明了史学遗产这一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及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因此瞿林东先生把它们汇集成《史学遗产六讲》一书，收入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系列。“六讲”的内容依次是《谈史学遗产》、《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和《再谈历史文献学》。书后还附有白寿彝先生研究《史记》的专论《史记新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可视为对“六讲”的诠释。瞿林东先生在此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的这几篇文章不仅开其先河，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对象上奠定了探讨这一领域的学术基础，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①这一段话，不仅反映了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贡献，也是瞿林东先生将之汇集成书的缘由所在，同时也验证了这本论史学遗产的“小书”，为什么会受到史学界的关注。
首先本书在体例上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采用了问答体的表述形式。对于史学遗产这一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以通俗的对话形式深入浅出地进行阐述，使之具有很强的可读性。问答体的形式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久远的历史，如《论语》、《孟子》、《朱子语类》等都是众人发问，一人作答，间或有简要记事。或有的思想家在阐明其撰述宗旨时，往往自己设问，自己作答，如东汉王充的《论衡·自记篇》，性质即与答客问颇为接近。最为鲜明的例子是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几篇答客问。问答体的优点在于能够有针对性地回答读者有疑惑或有兴趣的问题，一问一答，明确了然，且形式灵活，语言通俗易懂。在《史学遗产六讲》中，作者无论是阐述重大问题甚或理论问题，都以问答体的形式书写，显得生动活泼，使人读来兴致盎然。
如果说《史学遗产六讲》这种问答体形式从总体上显示出白先生在文风上的独特之处的话，那么仔细品读其关于具体问题的阐述，则可在字里行间感触到他渊博的学识以及出自天然的问题意识。突出表现在，白先生提出某一问题或某一观点时，往往信手拈来，举例加以说明，反映他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渊博学识以及在运用上的自如。比如《谈史学遗产》一文，白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其中之一是阐明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为便于读者理解，白先生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一是“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有它的不同特点”，一是“在中国历史遇到一定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②。在第一个例子中，白先生以粗线条形式勾勒了历史著作从先秦至清代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他这样写道：
先秦的历史著录，如甲骨卜辞、钟鼎文字、《尚书》、《春秋》、《竹书纪年》、《世本》等，表达的形式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记王公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单篇，就是连续的片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体的撰述较多，后汉史有十一家，晋史有十二家。而名人传记可考者近二百家，姓氏书有七八十种。唐中叶以后，大部头的通史相继出现。清代是考据多，地理书多，注释辑补改作旧史的书多。③
第二个例子中，白先生则突出了每个时代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以及在史学上的具体表现。白先生指出：“研究史学遗产，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论意义。”④显然，这项工作本身必须建立在通史的基础上，如果没有通史的能力，就无从揭示规律。
此外，白先生在梳理某一问题的发展历史，或某一专题的研究历史时，同样显示出广博的学识。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中讲到历史进程中“势”与“理”的观点时，白先生从先秦慎到、韩非的看法说起，依次谈到了《史记》、《后汉书》、柳宗元《封建论》、顾炎武《郡县论》以及王夫之《读通鉴论》等撰述中的观点，纵向上把握了历代有关“势”与“理”观点的发展过程；在《谈历史文献学》中讲到历史文献历史时，白先生重点阐述了孔子、司马迁、刘向、刘歆、刘知几、司马光、欧阳修、朱熹、郑樵等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突出每一时代代表性人物或代表性著作，从历史发展角度阐明历史文献的历史；在《谈史学遗产》中讲到“要百家争鸣”时，提出关于郑樵的观点，白先生梳理了自元代以来直至近人魏应麒、顾颉刚等人的几种观点，重点分析了清人章学诚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关于郑樵评价的学术史论纲。
类似的例子在《史学遗产六讲》中还有很多，而有的问题甚至贯通了古今中外的认识。比如《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中讲到地理环境与历史进程之关系时，白先生分析了斯大林对地理环境作用的认识，黑格尔“历史的地理基础”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等，并简要地综述了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关于地理环境认识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在阐述某一问题时，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问题本身，往往还着眼于问题进而谈到其发展，提出一些新的问题给人们以启发、思考与探讨。这些问题，或是方法上的启示，或具有理论意义，或关注于现实，或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大都具有前瞻性或前沿性。凡此种种表明白先生的深思与卓识，及他所具有的自觉的和创新意识。例如，第一，关于方法上的启示。白先生认为：“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5为说明这一问题，先生提出关于史学家或史学著作的研究，指出：“如果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把已经提出的问题和有关的不同论点集中起来，排排队，可能对于我们有不少的启发”○6，提出了一种综合比较的研究方法。又如，在《谈史书的编撰》一文中，白先生提出了撰写学术史、文化史以及新型史书的方法，他说：
如果就学案的体裁加以发展，写出有关专家的传记，精选他们原来的代表作，加上我们的理论分析和事实考辨，另外还要论述各个时期文化之总的趋势及其历史地位，这可能写出来一些别具风格的学术史、文化史。○7
我们是否可以创造出来用大量的图来表述历史的进程？这不是文物图片的排列，而须有艺术上的创造。我很希望历史家和艺术家共同创造出来这种新型的史书。○8
这些见解，无疑是赋予历史编撰方面的遗产以新的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见到有关“新型的史书”面世，当然，这仅仅是这种“共同创造”的开始。
第二，关于理论上的思考。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白先生提出“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长期以来人们感到困惑的基本理论问题。之后，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一文中白先生再次提出这一问题，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而“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对于史学遗产的理解，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萌芽的思想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9这就是说，既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但又不曾“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辩证的认识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很大启发意义。
第三，关于对现实的关注。白先生在谈史学遗产相关问题时，往往都会联系现实。比如在讲到我国史学优良传统时，指出“我国有一个要求博学的史学传统”○10，“一个历史家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并且在这些知识领域里有相当深度的理解”○11，而现在的情形则是“一个教师只能教一段历史，有的还只能教一章一节”○12。对此，白先生强调说：“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优良传统，我看今天还是要宣传，要继承，要发扬。”○13又如，《谈历史文学》一文涉及史文烦简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史文烦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字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问题，对材料的取舍问题。仅就文字方面来说，今天我们也有一个烦简问题。”○14他进而指出当今历史书及史学论文中失之于烦或失之于简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把文字烦简同历史见解、材料取舍联系起来作综合考察，在此基础上看待文字烦简问题，这一见解似比前人又更进一步，读来启发尤多。
第四，关于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读白先生的论述可以发现，白先生经常会讲到“应该下点功夫去研究”、“有待于研究和整理”一类的话，而在这些话中包含着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在讲到关于地理环境看法时，白先生这样说道：“中国历史家对于地理环境虽缺乏系统的论述，但在思想上，是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是有影响的。这也是我们史学的宝贵遗产，还有待于我们好好地挖掘。”○15又如，在谈到宋代历史文献学的成就时，白先生指出：
宋代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是应该下点功夫去研究的。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学问有汉学和宋学之分，认为宋学是讲义理的，不讲究史料的考订、文献的研究，而认为清人的考据是汉学。这种看法不一定对。清人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发展而来的。宋人固然是以义理出名，但是他们在历史学上是有成就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所创始的。○16
这段话包含三点认识：一是纠正以往人们对宋学片面性的误解，应全面地理解宋学；二是提出下点功夫去研究宋代历史文献学的必要性；三是揭示宋人与清人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关系。是否可以认为，这几点认识，只有具备历史的和辩证的方法才能提出来；同时，也只有敢于突破前人的陈见才能提出来。当然，这无疑也提出了人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空间。
除具有启发性的论断之外，细读白先生的阐述，可以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如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白先生讲到历史文学的相关问题时指出：
从大史学家的作品中直接研究这样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历史文学遗产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从史学评论著作，如《史通》、《文史通义》等书中研究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和经验，也可以从史学家对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评述，如各史文学家传所表达的，研究史学家对文学的观点。还可以从文学评论家，如刘勰《文心雕龙》等书，研究他们对写历史的看法。这是关于研究历史文学遗产的另外的三个方面。○17
这里提出了研究历史文学的四个方面，也是目前从史学着眼关于历史文学研究对象的最全面的思考，有的方面备受学者的关注，而有的方面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以上所举白先生的会通的学识和洞察种种史学现象的本质联系的深刻见解，都是在平实无华的阐述中反映出来的，这是白先生文风的一个极显著的特点。当然，此书所反映的白先生的文风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在思想上的辩证性、立论的明确性、评论的中肯和宽容，也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文风会集中反映一个学者的学术修养。白先生非常重视文风，关于文风问题他有很多论述，而且自身在文风上也有严格的要求，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尚平实”、“有重点”、“戒浮词”和“讲文采”四个方面○18。在《谈历史文学》一文中，白先生盛赞《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古代史书在语言表述方面的成就，强调“重视语言有一个古老的传统”○19。他进而指出，“文风问题还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20，改变我们的文风，“尽管做起来很困难，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21。这些话，都是作者在许多年前讲的，现在看来，仍然具有突出的针对性：故作深奥、艰涩的文风固不足取，华丽、浮浅的文风亦不足取；而平实、易懂、蕴含着深刻思想的文风，当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今年是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作为一个后学，我再一次阅读了《史学遗产六讲》这本可以称之为“史学遗产论”的“大家小书”，并写出了自己的一点肤浅认识，用以缅怀这位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史学前辈。
参考文献：
①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
②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③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④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⑤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⑥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⑦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87页。
⑧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88页。
⑨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41-42页。
⑩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36页。
○11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12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13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14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
○15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16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17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18瞿林东：《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80-281。
○19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
○20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21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
（原文刊载于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