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祺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随着各卷的陆续出版发行，这部书产生的影响越益深远、广泛。它的深刻的历史见解与独到的史书编撰结构，为世人关注。多卷本《中国通史》是当代史学上的一项创举。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当代学有成就的史学专家主持各卷的撰写工作，保证这部历史著作在总体上的成功，又使各卷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通史》第二卷的主编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撰稿人还有张忠培、严文明两位先生。关于苏秉琦先生的史学成就，以及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全书地位的重要性，白寿彝先生在本卷的《题记》中说，苏秉琦先生“在培养了好几代考古学者的同时，并以考古人类学理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帝国道路等理论，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说，“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发展历程中，我们的作者不仅作了辛勤的耕耘，而且作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工作。他们的理论兴趣更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增加了活力。本卷的完成，在极大的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他们的成果，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本卷的出版，我相信会在我国学术工作上产生有益的影响”。
这里说得非常清楚，苏秉琦诸位先生在考古学上的重大的成就，一是考古学的突出的具体成果，二是他们的理论兴趣，是他们的深刻的古史观念、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卓越史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这一卷一问世，就不同凡响，也就是《题记》中说的：“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
一、人类历史的开端与通史的修撰
从中国史学史上看，一部通史的成就，与这部书的作者对人类历史原点的认识连结在一起，与史学家的古史观念紧密相关；而一部通史的开篇，也就是远古历史的篇章，是这部通史成就的重要的基石之一。
中国古代的第一部通史巨著是《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史记》以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贯通了上自黄帝，下到汉武“当今”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但司马迁自己也感到一个遗憾，是文献上的难以考证，导致对中国远古历史上研究的困惑。他在《五帝本纪》后面的“太史公曰”中说到，《尚书》只是说到尧，百家谈黄帝，但是“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他作了一些实地考察，参考各种文献“，择其言尤雅者”，著成《五帝本纪》。其后，如《韩非子》、《易·系辞》及《列子》等，对中国历史的开端，有过一些描述与某些接近真实的猜想，这些为后世写古史、作通史的学者所采择。如流传下来的中国第二部通史巨著是宋代郑樵的《通志》，这部史著中增加了《三皇纪》，参照、改编了《韩非子·五蠹篇》、《易·系辞》等，把中国的历史开端推到三皇，以伏羲作为中国历史的起点。
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自己的通史作品中，采用一些前人的思想资料，对中国上古史，对中国初民状况与初民社会有过一些精彩的议论，郑樵说：“人与虫鱼禽兽同物”（《通志·六书略第五》），“厥初生民，穴居野处”（《三皇纪·按》）。又说：“上古之时，民淳俗熙，为君者，惟以奉天事神为务，故其治详于天而略于人。……唐虞之后，以民事为急，故其治详于人而略于天”（《五帝纪·按》）。郑樵对国家起源不可能有明确的认识，但是他揣测到最初的统治百姓的“君”，主要任务是祭祀，奉天事神；后来的“君”性质发生变化，“以民事为急”，“其治详于人而略于天”。宋末的马端临在《通考》中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按陶唐氏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后之官，所治者民事也。太古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知，然以经传考之，则自伏羲以至帝尧，其所命之官，大率为治历明时而已”（《文献通考·职官考一》）。就是说，太古的官的职能，主要是“治历明时”一类的民事，这和后来的官大不一样。由于资料缺乏与认识上的限制，这些作品虽是我们史学宝库中珍品，但这些思想火花，毕竟还不能使他们的著作成为科学的史著。
到了近代，随着史学近代化的发生与发展，通史的编纂出现新的局面，通史的作品的数量很可观。这些作品和古代的通史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一是用新的历史眼光如历史进化论等，说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化，一是以新的体裁撰写通史，有的注意到吸收近代考古学的成果。夏曾佑等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通史、中华二千年史等，写出中国历史的起源，有的通史著作中，写出中国上古史有石刀期、铁刀期，写出古代母权统治、父权统治的历史。但无疑的是，这些通史对中国历史包括上古的历史，没有完整的科学认识，历史阶段的划分缺乏根据；其中相当多的作品，夹杂循环、唯心的历史观点；很多资料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订。通史的著作，较之古代的通史书籍，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又有明显的不足和落后的地方。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中国通史编修，有几件大事，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中国历史学家认识中国上古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过程，都发生巨大的影响。二是地下发掘的甲骨文等，经过整理与阐释，开始用于古代历史的研究上。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说他的著作“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要说30年代史学，这就是30年代史学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虽说这时郭老还没有着手撰写通史，但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实实在在有意义的大事，为全新的中国通史的编修，打下一个基础。还有一件大事，是中国猿人的发现以及这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的影响是相当深远。但是我们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对这样重大的事件，却是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郭沫若的著作中，同样没有来得及吸收这些重大成果，种种原因，使得中国古史研究与科学通史的撰写，受到限制。苏秉琦在《中国通史》第二卷的《序言》，对中国近代史学这一状况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他说：“近代考古学从19世纪后半算起，迄今不过一百年；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刚半个多世纪。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是当代考古学者的重大的使命。记得本世纪初年有的学者曾发出过要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写续篇的豪言壮语，使后学很受鼓舞。说实在的，按照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学科刚刚起步，缺乏资料的积累，要实现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现实的。”
从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写出一批有重要意义的中国思想通史、社会史、民族史、通史，以及各种专史。解放以后，通史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其中有不少珍品，这些是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的一个标志。但由于错误思潮的干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解上的偏差，对国外史学的状况缺乏了解，和一个时期对历史资料的轻视，以及对我们民族史学遗产包括历史编纂学的珍贵遗产的忽视，所有这些都使得古史研究、通史的撰修，受到很大的影响。随着历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通史的修撰与古史研究有条件来一个大发展，而新的历史形势也要求有正确的观点、丰赡的内容、新的编纂形式与朴实的文风的通史作品，以适应时代的需要，由此要求各种专史、断代史包括上古史的研究有新的开拓、新的发展。这也正如第二卷《中国通史》的《序言》所说的：“现在不同了，我国考古学和相关的学科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史前考古和原始社会历史的一批成果，积累一些经验。相信不需要多久，将会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智慧和勇气，来弥补恩格斯在《起源》一书末尾所感到的遗憾，真正完成一部中国的续篇！”新的通史应当是在理论上有新的建树，在各个方面成为开风气的巨制宏篇。
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的呼唤下产生的。苏秉琦先生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从事自己的工作，“希望本书能够成为这一理想的一块铺路石”。苏秉琦诸位先生撰写的第二卷《中国通史》，确实为全书铺上了一块坚实的基石。一代史学大家正为发展我们时代的新史学，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开拓，这是对老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工作的继承、发展。
多卷本《中国通史》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从世界历史开端的大背景下讨论中国历史的起步。正如这部《中国通史》的《导论》卷中所说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总环境中发展的，所以，中国史又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这就是说，既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又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来考察。”苏秉琦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正是以这样的眼光提出本卷的理论探讨的要点，也就是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的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到国家。这两个都是世界历史范围的理论问题，又都是中国远古历史必然要探索的理论。中国历史不是与世界历史毫不相干，但是中国历史有自己的明显的特点，在讨论中国历史地理环境时，本书的作者说：“（中国地理环境）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和在世界上诸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步着独立发展的道路”（第1页）。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联系，并不只是说，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行程的相同与区别，同时中国远古历史的事实，又表明中国完全有可能是世界文明起源地之一。作者说：“现在我们只能这样说，要探索人类的起源，非洲和亚洲是最有希望的地区，其中也包括中国在内。因此有人提出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的摇篮之一，并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第3页）。从这样的角度展示中国历史最初状况，可以避免公式化的研究，避免以一种模式去剪裁考古的材料以写成中国的原始社会的历史。
《中国通史》努力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写出中国历史一开始就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揭示我们民族历史的轨辙。总主编白寿彝先生还在1983年说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向全国人民提供正确的丰富多彩的历史书，使他们通过学习历史看到中华民族的前途，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前途”（《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载《世界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本书的《导论》卷开篇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曾经在这块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中国通史》从中国的源头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各民族创造中华民族历史的壮观图景。各族的先民们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辟草莱，创造历史，摆脱愚昧，在曲折的进程中，从野蛮走向文明。黄河中下游、黄河上游、长江流域以及周边地区的东北、甘青地区、东南与华南地区、西南地区各种文化的接触、影响与融合，先后出现三次文化的重新组合，我们各民族的历史在向前发展。“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基是深植于遥远的古代的，早在仰韶后期就已经孕育着某些因素，到龙山时代则更进一步，已经露出文明的曙光”（第三章第三节《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第346页）。
《中国通史》第二卷的开创性工作突出地表现在作者对中国原始社会的理论概括，如本书《题记》所说的是：考古类型学理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帝国道路等科学理论等。这个理论体系，构成这一卷的精髓，它具体地独到地论说了中国远古从猿到人、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途径。这一卷在各有关的章节中，还十分注意从理论上对原始社会的文化现象等问题进行概括，阐发精见。
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神、宗教的起源问题，作者是这样地阐释，说：“还在人类创造具有剥削、压迫和阶级以前这类现象的社会之前，就已创造了超人类自身及自然而受到人类崇拜的神。人们为了从神那里获得佑护，便侍奉神。随着人类关于神观念的发展，出现了殉、牲一类的祭祀行为，导致神权的产生。同时，伴随宗教活动信仰及宗教行为的日益复杂，先是为了祭祀等宗教活动临时推举出‘巫师’，后来，祭祀等宗教行为成了某些人的专门活动，乃至出现了专业巫师。巫师是半人半神，是沟通人与天地诸神的桥梁。至迟，宗教成了某些人的专门的活动起，人们侍奉神的同时，也就要侍奉巫师。既然，剥削、压迫及阶级这类社会现象，是从无剥削、无压迫及无阶级社会中脱胎出来的，那么，维护剥削、压迫和阶级统治的最初那些代表性人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最便利又最能为人们接受的办法，就是从传统中寻找武器，并加以扩充和宣扬。在思想领域内的最好的武器，是已经存在的神权，所以，诸民族的最初阶级社会的那些统治者，不是搞政教合一，就是搞王权神授这类统治把戏，便是出于这里讲的原因。基于上述，可知侍奉神、巫师和统治者，是历史进程中依次出现的三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同时，又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导致这三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结”（第173—174页）。这里论“神”的观念产生与变化、神权的产生、宗教的起源、巫师的职能与性质的衍变，是很有见地的。又如在论及城市的出现时，本书说：“城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乡村为依托，靠乡村提给粮食、原料和人力资源，又给予乡村以技术、文化和手工业制品等方面的支持，从而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系格局。由于城市往往被贵族阶层控制，用作剥削和压迫乡村的工具，所以这种新的社会联系又是与城乡对立的形式所表现的社会分裂而相伴发展的。无论如何城市的发生总是一种进步，因为在那里不但集中了物质财富，还集中了最先进的技术和最优秀的人才，故城市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文明的发生，城市的发展程度往往代表文明的发展程度。不过这一切在龙山时代还刚刚露出端倪，可以算是文明的一线曙光”（323页）。作者从城市出现的原因、城市产生的作用、城市的性质及城市出现在原始社会发展历史中显示的意义，阐明城市与乡村分裂、对立的问题，具有一种卓越的历史见识。
二、考古学文化与中国的远古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