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研究民族文字的历史记载，还处在初步阶段。我们急须加紧努力，使汉文及少数民族文字的记载得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使我们多民族祖国历史的研究和撰述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提高。○42
从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正是重视总结史学遗产的做法，使白先生对中国多民族历史的发展有较全面的了解，对多民族史学的发展状况有更准确的把握，对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有清醒的认识。同时，也使他对中国多民族史学的发展所作的预测更具有前瞻性。
在民族史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中，白先生还强调了资料和理论问题。他指出，当前的民族史研究，尽管面对着复杂的历史情况，但需要有个共同的要求。那就是需要大量地搞资料，没有材料是不行的。搞材料，是无穷无尽的事情○43。
在《关于民族史的工作》中，他说：“这些年，我们的资料工作做得不少，但重视得还不够，还不能摆在应有的地位上去看待。有些单位把资料工作看成是简单的工作，这是不对的。资料工作中，有比较简单的，有相当复杂的，有时比写论文还要困难。”联系白先生的治史实践，我们不难理解这段话所蕴含的意思。白先生本人研究回族史就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从事资料工作和从事理论建设工作相比，白先生对后者的重视程度更高。他说：“史料可以成为史学理论的依据，而史学理论的科学成就，则虽极为丰富的史料也无可与之比拟。”○44他对理论的高度重视，可以说体现在他所研究的各个领域。就民族史研究来讲，他认为，有不少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待于深入地发掘。就是已经习以为常的看法，还是可以重新提出来进行再认识的。他还说：“理论更高的成就，在于能有更多方面的联系，能解释更多的矛盾。因此，我们也就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我们民族史工作者，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地收入眼下。我们必须注意，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至少须要懂得一些其他有关的民族的历史，懂得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45结合前面所述白先生对民族史研究的贡献，我们可以明了白先生所说的“理论更高的成就，在于能有更多方面的联系，能解释更多的矛盾”这句话的份量。实质上，它说明了理论的价值，也说明了理论的要求。让民族史工作者认识到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促进民族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民族史编撰的理论与实践
白先生讲：“搞历史最大任务是写历史书。”○46把民族史研究的成果表述出来，就涉及到了民族史的编撰问题。对于民族史怎么写，白先生指出：“民族史的写法不要千篇一律。不一定都写成社会发展史的形式，体裁可以有多种。否则很多东西不易写进去，要不拘形式。按照各民族的材料，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要写得太呆板。不要只引用经典著作。经典著作的结论，不能代替历史。历史是具体的。比如说，某个民族是哪一年形成的，不好说。这都有个长期的过程。写书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传说。汉族的历史就有很多传说嘛。写明它是历史传说就是了。有的传说可能失真，但不能说完全无真实性。它总有个历史的影子嘛。提供材料、讨论，需要人多一些，但写书时无需太多人。人多了不好办，改也不好改，总得有拿主意的人。学术问题不能投票，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写成的书稿要保证有一定的水平。”○47显然，白先生对于民族史的编撰有过比较认真的考虑，从民族史编撰的体裁、形式、具体内容，到材料运用和编写人员的组织等都考虑在内，应该说，这些意见包含了白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经验。
白先生在《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针对回族史的编写，又具体分析了民族史的体裁问题。他指出，目前写的史书，多采取一种综合论述的体裁，就是按着历史发展的顺序，把某一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方面分别写出来。这种体裁的好处是能够把历史发展过程中间各个时期的社会面貌展示出来。但它也有明显的缺点，即各种制度不容易完整地表述出来，人物传记也缺乏记载。这实际上是把中国的史学传统给丢弃了○48。他主张，新的回族史应该克服这两个缺点，可以设想写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回族史有关的基本资料及回族史研究的过程。把已有的回族史研究所经历的行程以及达到的水平、提出的问题都写出来。第二部分，用现在所流行的体裁把回族的历史发展的整个面貌按照历史顺序写下来。第三部分，写回族的各种制度。第四部分，写人物传记。同时，白先生对新的回族史的编撰也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科学性，要写得确切，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注意民族感情的问题。二是资料性，有些原始性文件，各种重要的议论，可吸收进去，使内容更充实。文字上要讲究，一个一个字要有份量，有分寸。三要生动，让人爱看，吸引更多的人看，让书发挥更大的效果，有更多的社会效能。现在看来，白先生关于回族史的设想已经实现。《中国回回民族史》就是按照他的设想编撰的。
（三）加强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设想
白先生对民族史编撰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使他对民族史学的研究有一种紧迫感。
1985年3月5日，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就提出了加强多民族史学研究的问题。他说：“就中国史学讲，现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实际上还逗留在汉族史学史的研究阶段。有的书里，也讲了《契丹国志》、《蒙古秘史》，那太有限了，中国的五十几个民族，不能说每个民族都有它长久的史学，但有不少的民族确实是在这方面有很多积累，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壮族、白族，历史储藏很富，研究还很不够，现在还刚开始。”○49白先生的这段话指出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多民族性体现得还不够充分，主要是用汉文的史料研究汉族的史学，少数民族的史学涉及得太少了。他认为这有各民族史学的发展不平衡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我们对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不够造成的。因此，他主张，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50。可见，加强对民族史学的研究是白先生完善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宏伟设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有更准确的表述：
史学史的工作，是很艰巨的科学工作。单就中国史学史来说，汉文史书浩如烟海，整理出来一条发展的线索，已经很不容易。国内的兄弟民族，如蒙古、维吾尔、藏族、傣族、白族等，也都有他们的史学，现在我们知道得还很少。把中国史学史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51
综上所述，重视民族问题，关注民族史研究，提倡发掘民族史学，是白先生在民族研究领域的主要特色之一。从他对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研究、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民族史学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见解看，三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民族问题的研究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民族史的研究也成为提升民族研究理论的基础，民族史学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相结合为进一步开展民族研究指示了门径。白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全局的器识和深厚的理论素养从不同的学术领域对民族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所反映的理论风格和学术特色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民族问题的理论看法所具有的影响力，他关于民族史研究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所产生的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以及他对民族史学发展及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种种建议和设想所带来的民族史学的长足进步○52，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①参见刘先照：《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代开拓者》；陈连开：《开拓·创新·富于启发的理论成果》；马寿千：《回族史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以上均见于《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321页。武尚清：《科学的民族史观的重要成果》；陈振：《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中的民族平等思想》；李松茂：《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杨怀中：《积累四十年终成四册书》；以上均见于《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456页。王东平：《白寿彝先生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②白寿彝：《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几个理论问题》，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③白寿彝：《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几点体会》，载《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④白寿彝：《在历史剧与民族关系座谈会上的发言》，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⑤白寿彝：《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几点体会》，载《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⑥白寿彝：《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几个理论问题》，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⑦吕振羽认为：“汉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众多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中华民族四千年光荣的文明历史，过去辉煌灿烂的封建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流，对全人类的文明，也有着伟大的贡献，而其主要创造者也是汉族。决定全民族命运的伟大抗战事业，‘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的统治完成全民族解放的伟大神圣事业’，主要也由汉族在担当。但同样不容否认，中国境内其他兄弟民族，对过去中国文化的创造也都直接间接或多或少有其不朽的贡献；对神圣民族抗战和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解放战争也都有相当的功绩。”见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3页。
⑧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⑨白寿彝：《在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⑩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6页。
○11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12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1页。
○13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14白寿彝：《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载《光明日报》，1951年3月23日。
○15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16白寿彝：《在历史剧与民族关系座谈会上的发言》，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17白寿彝：《谈民族史》，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18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19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页。
○20白寿彝：《谈民族史》，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21白寿彝：《在历史剧与民族关系座谈会上的发言》，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22白寿彝：《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几点体会》，载《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23王锺翰：《中国民族史：绪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4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25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99页。
○26牙含章：《回回民族的杰出史学家》，载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27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页。
○28瞿林东：《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简介》，载瞿林东，《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29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6页。
○30参见《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1吴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教育》，1961年，第9期。
○32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
○33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摘要）》，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34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绪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5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5页。
○36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37白寿彝：《在历史剧与民族关系座谈会上的发言》，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白寿彝：《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载《光明日报》，1951年3月23日。
○39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40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41白寿彝：《关于民族史的工作》，载《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42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33页。
○43白寿彝：《谈民族史》，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4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页。
○45白寿彝：《关于民族史的工作》，载《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46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47白寿彝：《谈民族史》，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48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49白寿彝：《座谈会上的开场白》，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50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点意见》，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5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8页。
○52李珍：《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原文刊载于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