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还没有下霜，但塘里的荷叶已经衰老，失去了阳光下连天的碧绿，也失去了和风细雨中摇曳的韵致。岸边的柳树依然婆娑，但失去了那种旺盛的颜色和弹性，干瘦的叶子落下来似乎低吟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这种景色中，父亲无不感慨地说：“大事小事都过去了，重要的还要往前走啊。”
是啊，不论是斜阳草树寻常巷陌，还是镂金镶玉皇宫帝阙，都熬不过季节与光阴的折磨。父亲已近耄耋之年，风雨过后，总该歇歇才是。然而父亲异常振奋地说：“明年，天暖了，我们再来。那时，这儿的柳树吐出新芽，长成了叶子，叶子由短变长。荷花该是粉红粉红的，荷叶也不是现在这样儿了。”话语里满载着新的希望。透过这希望，我仿佛看到了铺在父亲面前的一个新里程，父亲定要为它倾注新的忠诚和执著了。这正像他相识、相敬了半个多世纪的朋友臧克家伯伯题诗中赞叹的那样：“黄牛负轭桑榆路，该罢休时不罢休。”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说得很多，大意是：一条顽强的生命需要有一个坚固的支撑架，而这个支撑架大多是由苦难、辛酸、孤独、失落，甚至是空虚和羞辱组合成的。天地万物没有一件逃得出荣枯、盛衰、生灭、有无之理。这个世界非常美好，但所有的幸运不会都降临到一个人的头上。我想，这大概就是父亲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着坚韧、理智和冷静的缘由吧。
父亲平日含蓄，内敛而温和，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棱角分明，毫不含糊。
1965年10月以后，围绕着《海瑞罢官》而展开的政治斗争日益表面化，康生和“四人帮”一伙炮制置吴晗先生于死地的炮弹，一股股冷风不断地向父亲袭来，要他参加对吴晗先生的批判。但父亲坚持认为《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是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应该实事求是，不能随意上纲上线。
1974年，有一段时间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宣传儒法斗争，说这是“中国历史的主线”。这当然是奇谈怪论，但在当时是不能讲真实的话科学的话的。
父亲讲儒法之争，从战国时期讲起，讲到秦始皇就不再讲了。他说：“关于此后的儒法斗争，我没有研究过，讲不下去。”其实，父亲是很有研究的，他是想用这种方法否定儒法之争是中国历史的主线。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这并不单单是个学术问题。
对秦始皇的评价在当时也不单单是个学术问题，要维护历史的真实，同样也需要很大勇气。父亲面对当时有些人把秦始皇捧到天上，把焚书坑儒看成是镇压反革命，是秦始皇的一大功绩的这种看法很不赞成，他对秦始皇有褒有贬，并对从此开始的封建专制主义有尖锐的批评。
“四人帮”曾在北京高校演出了一幕考教授的丑剧，父亲被通知参加“考试”，当他拿到了全是自然科学的考题后，当即罢考，交了白卷扬长而去。对此后接踵而来的通报批评，他泰然自若，没有丝毫的惧怕与怯懦。
侯外庐伯伯在世的时候，就用郑板桥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来赞扬父亲的独立自得精神。我想，父亲是当之无愧的。
现在，只要我忆起这一切，我就会为父亲的高风亮节所感动，为他的一身正气和一副傲骨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三
父亲待人处世一向宽容。在父亲身边，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他的容人、容事、容言。
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从来不去褒“手心”，贬“手背”。对他的业务上的助手尽可能地提供最大的研究空间和施展才能的条件和机会。对料理他生活的阿姨从不吹毛求疵。对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或争议虽不轻易苟同一家、一方，但从不说长道短。对于后学们，他给予足够的体谅和理解，绝不会因为弟子一时一事的疏忽或失误对他造成的某些不利而耿耿于怀，锱铢计较。因为他认为“每一代人都有他跨不过去的局限”，“更何况事出有因，只要改了就很好”。偶尔听他提到某某学生，说：“我记得他，他是领着喊口号的。”语调轻松自然，心里没有一点怨怼。我终于明白了，他已将那些足以使人引起激愤的往事淡忘了，他以为在累累伤痕中，那只不过是一种轻微的擦伤而已。他承担的，是知识分子在那个疯狂年代的普遍命运——父亲大约也是这样譬解的。
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年，中国上空的乌云眼看就要散去了，中国老百姓愁肠千结的日子眼看就要结束了，可是母亲却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带着对父亲的无限依恋和对我们兄弟姊妹太多的牵挂，离开了我们。想到从此以后，我再也看不到那张常常挂着微笑的脸；再也听不到时时荡漾在房间、院子里、餐桌上的爽朗的笑声；再也看不到夕照里银亮银亮的白发在微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一块向我袭来，心头涌出了如坠落千丈的空茫。
那一天，我在学校上完课，乘坐1路无轨电车，特意在西单下车，径直到西单菜市场买了一只母鸡、蔬菜和父亲爱吃的东西。母亲不在了，我必须给父亲做些可口的饭菜。
待到兴化胡同父亲的住所，父亲正在用午餐，桌上只有一碗清水煮豆腐。见我来了，他很高兴，连忙起身从厨柜里拿出碗勺，嘴里说着：“你也吃点，再加点糖。”面对这碗豆腐，我难过极了，对父亲的歉疚和对母亲的思念在刹那间化为了泪水涌在眼眶里。我知道父亲难，没有母亲的日子父亲难。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还小，姥姥就对大姐说过“你爸爸和妈妈是一个人”的话。如果说对这话在过去还有某些不理解，现在则有了一点顿悟。我懂得父亲的内心世界的那片空白将永远是片空白，那是谁也无法弥补和替代的啊。想到这儿，我对父亲说：“爸，我应该早点来，我应该想到，可是……”父亲不容我说下去，接过话说：“知道，知道，不说了，不说了。”“可哥哥姐姐他们都不在北京，只有我……”我是想说，只有我在父亲身边，但是我却不尽孝道，只知道忙自己的工作忙自己的家。父亲却打趣地说：“这不是你的错，过去我靠你妈靠惯了，现在总该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嘛。”他始终不给我向他道歉的机会，不让我说一句表示歉疚的话，我从内心最深处感到了那完全无我的亲情的宽容，太深了，太厚了，太重了。
我乐道父亲的宽容，是因为从他老人家身上我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宽容。父亲的宽容不是无原则的不抗争和逆来顺受，也不是某些文人的“闲时帮闲，作恶时帮凶”的恶习。他有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出卖自己的良知，他和大多数同代知识分子一样，坚信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富强，也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对“文革”前的种种极“左”错误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他决不盲从。在极“左”的环境里，他坚持康德原则：我不能说违心的话，但是我可以不说话。我想，这正是他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里，一篇学术文章未发表的原因。
宽容作为一种对不同于自己观点和见解的耐心而公正的容忍，是一种有容乃大的胸怀。我也是在这种意义上用“宽容”这个词来说明父亲的学风和为人的。
记得房龙说过，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我以为，不宽容实际上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又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时，当一个人并没有把握真理而又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时，当一个人固守陈腐的教条而拒绝历史的进步时，当一个人目空一切自作井底之蛙时，这个人必然是不宽容的。父亲的宽容来自于他很发达的智力。这种智力，包括了他的个人修养与深厚的学识根底。
……
当我把以上这些记忆的碎片缝接好之后，我的思索再也不是支离破碎的。我感到我更走近了父亲。愈是走近他，愈觉得他像一本书，失意时读他，可以使我重振旗鼓；得意时读他，可以使我头脑清醒；疑难时读他，可以给我解答或启示……我知道，即使穷尽我的一生，也不能把他读完。我对自己说，或许我永远也不会有父亲那样的成就，但我可以也应该具有父亲的优秀品质和情操，我将努力，直至生命的终结。
在父亲90岁寿辰之际，写下以上的文字，愿这许许多多的方块（字）筑成一颗小小的心，奉献给我所景仰和深深爱着的父亲。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