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宁夏同全国一样陷入了十年内乱时期，党的各项事业受到建国后最严重的损失。
一、全面内乱的出现
“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宁夏的各级党组织力图理解和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但是，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人民掌权的情况下还要用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结果是形势急剧发展完全出乎人们预料，首先自己党内搞乱了，随之而来的是全社会的内乱。
中央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发出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警号，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5月22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传达讨论“中央五月十六日的通知”的通知》。为加强领导，自治区党委决定由第一书记杨静仁直接抓“文化大革命”。全区各地党政机关、学校、工厂、农村都先后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或领导小组。6月初，自治区党委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团），领导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希望控制住学校中已开始出现的批斗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浪潮。然而，从6月中旬起，大中学校陆续“停课闹革命”，揭发宁夏地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黑线”。8月初，自治区党委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团），改由各校师生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领导各校的“文化大革命”。8月8日，又发出《关于组织学习讨论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全区出现了“学习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热潮。
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和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林彪在会上提出“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红卫兵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当时人们称之为破“四旧”）。22日，到银川串联的几名北京红卫兵，在自治区党委门口贴出大字报，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在这种局势下，自治区党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地、市、县委和区级各部门热烈欢迎北京红卫兵来银川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在23日银川市召开的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杨静仁就自治区党委向学校派工作组等问题作了检讨。同日，“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告成立。此后，其他大、中学校以“红五类”（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子女）出身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也陆续成立，红卫兵运动在宁夏爆发。红卫兵组织一成立，立即冲向社会破“四旧”。许多街道、学校、商店的名称被更换，文物古迹、古玩书画被焚毁，寺庙和拱北被拆毁，此后，种种越轨不法行为都可以不受约束，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之中。
面对日益严重的内乱，自治区党委越来越难以控制局势。杨静仁深感迷惑。他在8月底召开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和党委常委会议上说：“外边贴大字报说区党委也是黑帮黑线黑店，你们承认吗？这是个原则问题，要很好地讨论，是否写大字报反驳？……自治区党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店，不是黑帮，杨静仁不是黑店老板，不是黑帮头子，不是牛鬼蛇神的铁靠山，不是黑根子。”许多干部群众也感到不理解，思想上有种种困惑和怀疑。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的发展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由于毛泽东因其伟大功绩和个人崇拜而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不容置疑的政治领袖和思想权威，“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很难阻挡。
9月25日，银川地区的红卫兵和一些机关、厂矿的部分群众，在北京等地来宁串联的红卫兵煽动下，召开“万炮齐轰区党委大会”，提出了“炮轰司令部”“火烧区党委”“揭发批判区党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口号，点名批判马玉槐、杨一木、陈养山等自治区党政领导人。在红卫兵的串联下，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在各大中专院校和部分机关团体、厂矿企业纷纷宣布成立，各地区和县、乡也迅速效仿。9月中下旬至次年春，全区各大、中学校的大批学生参加全国性的大串联。
10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火力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开始“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背景下，宁夏的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批斗，机关工作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之中。11月在林彪、江青的干预下，中央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原定部署，要求把它扩展到工厂农村。内乱在宁夏又一次升级，虽然农村受到波及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大批工厂企业生产秩序陷于混乱。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上海一些造反派组织通过一系列事件夺取上海市委、人委权力）的影响下，全区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牛鬼蛇神”和“黑帮”，发展为全面夺权。13日，《宁夏日报》被“造反派”夺权，由自治区党委的机关报变为“造反派”的喉舌。接着，银川地区“造反派”召开“揭发批判自治区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大会”，杨静仁在会上被批斗。25日，“宁夏工矿企业造反联合总部”等22个“造反派”组织宣告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即“联委会”）。27日，联委会发表《夺权公告》，宣布夺了自治区党委、人委以及银川市委、人委的党政财文权力。此后，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全区上至自治区区级单位，下到各市县和农村社队、工厂、商店等基层单位，几乎全部被夺权，各级指挥系统和管理机构基本陷于瘫痪，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被打乱，整个社会近似无政府状态。
1967年2月，在林彪、江青一伙鼓动抓“二月逆流”黑干将和“揪叛徒”、“揪军内一小撮”的影响下，宁夏的混乱局面进一步加剧，不仅“打倒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等自治区领导人的标语、大字报到处张贴，各市县、各单位领导人也被揪斗，而且冲击宁夏军区机关、抢夺军队枪支弹药的事件时有发生。从3月上旬开始，群众组织分化改组，“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即“大联筹”）、“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即“宁总指”）、“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即“宁三司”）、“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即“宁总司”）相继成立。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不断升级，矛盾激化，尤其是逐渐形成了“宁总指”和“大联筹”两派组织之间的对抗。6月19日全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武斗在石嘴山市发生后，银川、吴忠等地也相继发生了武斗。8月，武斗事件最为严重，特别是28日，青铜峡地区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峙，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康生竟然下令当地驻军向一派群众开枪镇压，致使群众当场死伤100多人。伴随着武斗的打、砸、抢也接连发生。全区各地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抢夺枪支、弹药、档案、图书、印章、物资等事件。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在宁夏达到了顶点。原本是想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却造成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尖锐对抗和互相伤害，这是自毁党的领导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恶果。
为了遏制混乱局面，宁夏军区、驻宁部队从1967年初开始，奉命陆续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投入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工作（简称“三支两军”）。直到1973年4月下旬，“三支两军”人员才全部撤回部队。“三支两军”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非常措施是必要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对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干部、减少财产损失，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三支两军”工作是在执行极“左”路线的背景下进行的，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二、革委会成立及“斗、批、改”运动
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是在内乱特别是夺权之后各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根据中央实现大联合的指示精神，在“支左”部队领导下，宁夏几派群众组织代表于1967年12月中下旬在北京参加“学习班”并达成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实现了“大联合”。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错误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批准成立以康健民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任副组长的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1968年2月2日，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成立，行使自治区党政财文大权。各市县、各单位的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也陆续成立。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达《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后，以康健民为主任和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为副主任的自治区革委会于10日成立，开始恢复生产管理、指挥系统，抓经济工作。但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还领导开展了“斗、批、改”运动，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社会秩序和各项工作很难有大的好转，引起内乱的因素却更加深化。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后，1968年10月下旬自治区革委会批转政治部《关于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的安排意见》进行部署，在试点的基础上从10月到1971年6月分期分批开展了整党建党。
整党期间，中共中央于1970年3月25日批准成立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康健民，副组长王志强。6月中旬、7月下旬固原专区、石嘴山市和银川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后，各市、县（旗）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也相继成立。到1971年6月底，全区县以上单位除新建的银南、银北两个地区外，22个地、市、县（区、旗）全部建立了党委，99﹒3％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党的基层组织经过整顿建立起来，有79﹒6％的厂矿和车间建立了党委和支部。通过整党建党，重新建立了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加强党的领导，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在派性猖獗的情况下开展的这次整党建党，以毛泽东“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论述和“吐故纳新”理论为指导思想，以“重新建党”为目的，党员标准被修改，入党程序被简化，党员发展工作服从服务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相当多的党组织都在非党“群众代表”参加甚至有的还在非党“群众代表”主持下召开整党会议，对党员进行逐个审查，其结果是一大批合乎条件的党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老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而一些靠造反起家的“造反派”或一些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则被“纳新”，其中一些人被“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后走上领导岗位，造成了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严重不纯。
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开展了整团建团活动，对各级共青团组织进行了整顿。截至1971年9月，全区有88％的团支部和67％的基层团委经过整顿后建立。
1971年8月，自治区第三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三届一次全会选举康健民、高锐、张桂金、王志强、邵井蛙、赵志强、姜玉安、陈养山、兰天民、张怀礼、蔡剑桥、李跃松、马思忠、锁云龙为常委，第一书记为康健民，第二书记高锐，书记张桂金，副书记王志强、邵井蛙、赵志强。这次会议继续贯彻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各级党组织普遍恢复后，领导班子建设、少数民族党员的发展、党员轮训、理论教育、党的领导逐渐加强。1973年6月至8月，共青团、工会、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也先后召开，群团组织先后恢复。
在这个阶段，还进行了所谓“教育革命”。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后，自治区革委会先后从企业中抽调1550多名产业工人组成104个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分批开进大中小学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斗、批、改”。从11月开始，又按照毛泽东“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最新指示，组织贫下中农宣传队陆续进驻并管理学校。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并管理学校后，实行了一些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方案和设想，增办了不少学校，大力发展耕读教育，对全日制学校进行了“彻底改造”。做到了上小学不出大队、上中学不出公社，在99个有条件的小学附设了初中班。学校普遍废黜“学区制”，实行“一元化领导”，小学由大队领导，中学由公社领导。在课程设置上，把毛泽东著作列为主要课程。截至1975年6月，全区有130余所大中小学校进驻了工宣队，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的学校达3300余所。
1972年5月，宁夏大学、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和银川师范、固原师范等大中专院校开始招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国家重点院校及外地的高等院校也在宁夏招生。招生中废除了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在工人农民等群众中招收工农兵学员。这种招生制度持续到1977年，给高等教育带来了混乱，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大多数教师还是恪尽职守，不少工农兵学员也能经过努力，取得一定的学习成绩。但是，总的说来，长时期的“停课闹革命”和所谓“教育革命”，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后果极为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