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她竟爱上了人称“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行当。从1974年至今整整30年，有10年左右的时间她是在那沟壑纵横的山区农村里走村串户中度过的。已说不清这些年她究竟进过多少人家的门，吃过多少人家的饭，只有那些大山里淳朴的农民兄弟姐妹知道她、了解她，她就是同心县下马关镇计划生育服务站老站长周桂芳。
走进周桂芳干净整洁的小院，就能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热情面对生活的氛围。院子里鲜花簇拥，茂盛的葡萄树搭成了长长的走廊。她面色红润，精神焕发，健谈的话语始终带着笑声，这些都显示出周桂芳老人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要不是坐在轮椅上，谁又能知道她因长年工作，积劳成疾，已是疾病缠身，生活全靠老伴照顾。尽管如此，老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仍然深深感染着我们。
1964年周桂芳从事卫生、妇幼工作，在工作中，她坚持自学与实践相结合，成为当地群众“信得过”的大夫。1974年，她兼搞计划生育工作，从那一天起，她对计划生育工作倾注了满腔的热情，扔下嗷嗷待哺的孩子、体弱多病的丈夫和年迈的父母，一头扎进计划生育工作。20多年来，她亲自主刀做绝育手术10340例，放环术5000多例，人流术3000多例，术后随访、治愈妇科疾病无数，先后16次被区、市、县三级政府评为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和先进个人。
周桂芳：64年，我搞的是卫生工作，搞妇幼工作。74年兼计划生育工作。那时候，同心还没成立计生委，是各个乡想搞就搞，有人员就搞。那会儿我们没经验，不知道计划生育咋搞。下去后一天就拿着报纸边宣传边搞，刚开始是以放环为主。到76年，77年就开始做手术了，那时我生下儿子不到半岁，就送奶奶家去了，家里没有吃的，奶奶一天给涮点糖水，泡点馍馍吃，我把娃娃放下就走了。那时候做手术你们不知道有多艰难，不像现在做完手术就走了。那时候，做了还要拆线，你不知道拆线的痛苦。我家里有一张我拆线时候照的相，是我从红城水大队院子往出走时会计给我照的。那时候我骑车子去，从红城水到我们沈家滩丁家渠，来回要一百里，赶黑要把那些庄子手术对象的线全拆完。我骑的是车子，把我累得要死。到每个庄子还害怕狗咬，包往车子上一放，还不敢背，背上怕丢了。因为一次走折腰沟拆线时，我连人带车滚到沟里面了。当时人爬了起来，骑上车子就走了，把包丢了。以后再下乡，我就把包放到车子上。那个时候太难了。到最后有了正规的手术队（情况）就好了。到78年计生委成立了，有了领导，有了车，有集体了，工作就好干多了。
70年代初，我县计划生育工作刚刚起步，山区农村物质生活贫乏，而精神生活更为贫乏。“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像一条苦藤紧紧地束缚着山区农民，结果越穷越生，越生越穷。面对这种现象，周桂芳深深地为之震撼。她了解山里人的心情，更理解这大山里女人的痛苦，她懂得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艰难，更懂得一个乡村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责任和分量。初次带手术队进山，群众不理解，乡村干部脚不离地的跑了好几天，好话说了一箩筐，就是动员不来一名手术对象。而一些群众还在背后骂她们是“屠户队”。“狗咬没人挡，吃饭没人让”，手术队里的一些姑娘们暗地里没少流泪。为了打开局面，周桂芳亲自登门做工作，用自己是独生女，成家后对两家老人相敬如宾，日子过得红火和睦等事实现身说教，让老百姓从心底里接受新观念、新思想。终于说服了一些山里人，结扎的事好办了，但山里妇女最担心的是手术的疼痛和可能引发的各种后遗症。为此，她一方面不断提高手术质量，认真准备和精心做好每一例手术；一方面不断改进服务态度和服务方式，进行术后跟踪复诊，并积极宣传结扎手术的好处，解除了山里人的后顾之忧，有力地推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作为一名普通的妇女，周桂芳的足迹遍布了同心县的山山沟沟，她精湛娴熟的技术和高尚的医德，深受山区妇女和众多弟子的敬佩，如今当她的徒弟看望她时，提起过去那些难忘的往事，师徒泪流满面，记忆犹新。
手术队长梁占萍：当时我刚参加工作跟上周大夫，觉得这个人一天好精神的，一天做二十几个手术还那么精神，我都佩服，觉得这人咋这么精神。
手术队长倪秉兰：她早晨喝点稀饭，二十四、五个手术她能坚持下来，我就坚持不下来。等到中午的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下来，她硬硬就往下坚持，坚持做完手术。她说群众在外面等着呢，群众等得也很辛苦，一个手术都不能耽误。她的手术做得特别快、特别好，也做的特别轻。
由于长期的站立手术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周桂芳患上了颈椎增生、腰椎间盘突出、静脉炎、胆结石等疾病，先后动了两次手术。1987年3月当她带队在马高庄乡张家井村做手术时，静脉炎复发，下肢麻木肿痛，行走困难，出进都要有人搀扶。大家不忍心她这个样子继续做手术，坚持要送她治疗，许多约定的手术对象知道她要离开的消息，一下子变了主意，手术非她不做，工作又陷入僵局，看到乡村干部辛苦忙碌的背影，周桂芳咬咬牙，继续坚持工作。
提起当年的事周桂芳记忆犹新：88年下乡，在张家井村腿疼的动不了，连地都下不了，出出进进都要人背，小艾背的我，把我疼的没办法了，车又进不来，接不了我，就那样也走不开。群众听说我走呢，又来了些做手术的，我疼的没办法，准备就在炕头上做。正准备做呢，王芳来了，我一下眼睛都亮了，我说快把我扶到炕上，我不行了，实在不行了。那时候得的是静脉炎，疼的纯粹拿不动了，疼的我呀一步都走不动。出来后大家就把我抬到车子上，（做手术的）那个女人都哭了。后来有一年，她还来看过我，说你现在好了吗？我说现在不能动弹了。
手术队长倪秉兰对此深有感触：很多年以前，八几年那个时候，走的路都是羊肠小道，当时都用毛驴车拉器械，有时候，沟呀洼呀上不去，人就得把器械背上，有时候雪下的厚厚的，有些地方上不去，你只能把器械背上，背上来回送，送到地点，转回来再背这些，背上再去送，脚跟手冻得真不知道往哪里放，手冻的肿肿的都脱了皮了，就到那种地步了。
那一次周桂芳被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在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做手术四个月后，因当时手术队人员紧缺，她又拖着病体回到了工作第一线。
因为突出的工作成绩，周桂芳先后多次受到区、市、县级表彰，1994年，她被国家计生委、国家卫生部评为“全国万例手术无事故”先进个人。
由于长期带病坚持工作，1999年开始，病痛使她站立不稳，走路摔跤，经北京市天坛医院诊断为“神经侧索硬化”，已无法治疗。如今的周桂芳生活已无法自理，只能靠轮椅代步。
周桂芳老伴心疼地说：她现在病了几年了，身体也不行了，一天的起居，个人梳洗不能自理，穿鞋都有困难，早、晚穿脱衣服多半都要靠我，照顾她一个人吃力的很，靠儿女，四个娃娃都工作了，银川的三个，在同心的一个，都不在身边。老婆子这个重担（需要人侍候），现在就落在我一个身上了，家里雇了一个做饭的也有两年多了，我呢，就左右不离她，一早的梳洗，一黑的睡觉，一天的大小便，乱七八糟的，喝个水，拿个东西，确实是痛苦的很。有时候我在院子里（收拾）个园子，屋里没有人照顾了，我就给她买了个哨子，她喊我时一吹哨子，我就听见了。因为她现在中气不足说话声音太小，喊人时把她累的，别人还听不见。她现在这个病，唉！啥时候能好呢，看起来她这个病是好不了了。我下了很大的决心，再没有人那就靠我吧，尽我的力量我把你照顾到啥程度就算啥。再一个（我们也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了），娃娃都出去了都不在身边，这个家里面，我要不管就没人管了，她一天有时候哭的可怜的，真是一天以泪洗面，常常提起伤心的事她就哭，她说我光考虑了工作了，把身体弄垮了，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回事。
多少年过去了，无数被她治愈妇科疾病的妇女没有忘记她，下马关镇的干部职工更没有忘记她，周桂芳老人的精神始终鼓励着、鞭策着一代又一代计生人。
镇干部：退休之前，她在工作中，为人处世上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的楷模。虽然说她现在疾病缠身，但她那种精神永远鼓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使我们在工作之中每干一件事情，都能想到周大夫，周大夫的身影永远陪伴着我们。虽然她现在不在岗位上，但她那种岗位上的精神，时时刻刻左右着我们，使我们在工作之中或是在生活之中都能够以周大夫为榜样。
群众：她对病人从来都没有要过态度，真的，这个人确而为实是，有多重的病人她都亲自检查，亲自做，群众对她反应相当好。那个时候，生活条件都不好，（群众）对她的评价很高，她现在那么大的病，有些人还去她那儿看病，正因为是她态度各方面都好。她现在不能动弹了，去她家看病的人还很多。
有人说她好，因为她心里始终装着山里人；也有人说她傻，因为她苦坏了身体，拖累了家人。但她说：“苦也罢、傻也罢，心里实诚”。这就是周桂芳，一个让我们感动的周桂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