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心理描写也是作品创造空间感、肌质感的重要方式。因为它不涉及时间,不涉及人的外在活动,因而不具有故事性。如果说景物描写等拓展了一个外在的空间,心理描写则拓展了内在的空间。儿童小说由于其读者对象偏低的接受能力,一般不大适宜像一些意识流小说那样一味向内转,将人的心理活动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必须在故事性和心理描写之间寻找新的表现方式。曹文轩小说在这方面有一些很有意义的探索。一种是我们前面谈过的作为作品的结构因素的心理因素如回忆一类。作品不是具体地写故事中的人物心理,而是将叙述者的回忆作为一种框架,一种氛围,一种“场”,人物事件都浸润在这种心理中。由此,作为“硬件”的故事变得柔和,也使本属线性的故事在整体上获得空间性。另一种是作者小说中也有一些很成功的人物心理描写。如《蔷薇谷》的女孩绝望地走向悬崖,要从那儿跳下去时的心理活动;《山羊不吃天堂草》中小明子收了客户一大笔定金,想带着它逃跑时激烈的心理冲突;《红瓦》中大串联时林冰被同学恶作剧地安排睡在陶卉旁边的心理感受,都细腻而有深度。但从整体看,曹文轩写心理活动最成功的地方似并不在这里。他最成功的心理描写是将人物最隐秘的心理活动和人物的外在行为结合起来,将隐秘心理作为人物某些非常态表现的深层依据,将非常态活动作为隐秘的心理活动的外在表征。如《诛犬》,作者要揭示的是人性中隐伏着的暴力因素。这种因素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不易表现出来。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外在的控制阀松动了,就给这种原始的野蛮冲动提供了机会。那时还没有武斗,于是借一场打狗运动表现出来。不仅大人,连上十岁的孩子也卷进来,到处追着打狗,越打越上劲,眼睛都打红了。作品没有太多篇幅直接描写人物心理,但在这种近似疯狂的非理性行动中,人们内在的隐秘心理却得以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还有《红瓦》中“乌鸦”一节,表面上写的是一群乌鸦的聒噪引起的烦躁,人们对乌鸦采取的攻击行动,其实是写少年人性意识觉醒时的内心骚动,如何渴望见到异性,如何爱在异性面前表现自己,也是通过人物有些异常的表现揭示其隐秘心理。让人直接“看到”人物的心理活动,既避免将人物活动变成一种无根由的物质性活动,也避免无外在活动的纯心理描写,使作品润泽丰富又适合儿童的阅读能力,同时使作品显出深度。
神话。所谓神话,在现代文学理论中被认为是“作品中一系列象征构①成的一个特殊的总体象征”。它常常与原型——原型意象、原型情感、原型故事等联系着,构成作品具体的描写对象之外的一个形而上的层次。荣格认为原型是人类远古一再重复的经验的凝结,以后的创作就是将这些原型的激活,赋予它具体的现实的生命。《白栅栏》中的女教师使人联想到神话传说中的女神,《蔷薇谷》中的老人使人联想到民间传说中的智慧老人;《埋在雪下的小屋》近似艾托玛托夫的《花狗崖》,一再反复的故事告诉人们在危难中的相互救助曾有多么久远的历史传承;《古堡》中几个孩子的探索多少也折射着大禹治水、夸父逐日,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盗火表现出来的不向传统迷信低头,为达目的坚韧不拔地奋斗及首创精神。而《充满灵性》和《根鸟》,更是两篇在表现层次即充满神话色彩的作品。前者写本属自然物的老柳树、乌鸦对一个孤儿的保护,神话时间侵入现实时间,因而“充满灵性”;后者在故事层面即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没有具体的时间空间,故事本身即充满神奇性。可在这个超现实的故事后面,我们却看到很现实的人生:人的奋斗、人的超越,人在超越中对自身弱点的克服等。这儿同样有两重世界,只不过将描写对象定在超越性的层次而已。并非所有的作品都有神话层次。作为一种叙事方式,神话不仅在故事外另创一个世界,且这个世界又常常与真正的神话、传说相连,使故事有了一种灵性,一种象征,一种神性的光辉,一种空间的延伸感。
①赵毅衡:《新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227页。
构架与肌质、时间与空间,故事与性格、景物、心理、意象、神话、闲笔等等,一经一纬,其间有无数演变创化的方式,每个作家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空间。曹文轩小说的处理方式不仅适应着少年儿童文学这一文体的要求,也反映着作家独特的美学追求,这一点,只有在了解了作者小说的意蕴及美学理想以后,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出来。
四
曹文轩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登上文坛的。那是一场大动荡、大劫难之后,虽然社会生活中主导性的价值观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文学创作在深层依然沿用政治文化、社会学的观念。或以文学拨乱反正,批判十年动乱;或以文学呼唤五十年代精神,要在儿童文学中重塑一个青春朝气、与儿童本性较为接近的年代;或以文学反映社会问题,发挥文学的投枪匕首作用,视角也多属主流意识形态型的。但十年动乱对人们心灵的震撼毕竟是太深刻、太巨大了。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陷入一场这么荒诞的动乱?为什么在整个世界都在走向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国会突然地滑入到黑暗的中世纪?此情此景,人们,特别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再也不会按某些人划出的范围,或按某些人从自己的需要给出的思路及答案去省思这场大灾难了。人们开始试着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试着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并在主流意识形态给出的答案之外寻找思想的资源。途径之一,就是接通二十世纪末与五四的联系,沿着五四先贤开辟的但在后来却被抛弃、被歪曲了的思路去思考中国的问题,于是有了当时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题、文明与野蛮冲突的主题,曹文轩则直截了当地将之归纳为“反封建”。与这一理性认识相适应,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曹文轩承袭鲁迅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的思考,沿着鲁迅先生开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路,提出自己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主张:儿童文学要塑造未来的民族性格。他说:“中国作家肩负着塑造中华民族崭新性格的伟大历史使命。如果对这句话没有什么疑问的话,这对于儿童文学来讲,这方面的责任则尤为重大。道理很简单,作为这个民族的老一代和中年一代已都无大的可塑性。而新生代的可塑性很大。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一种庄严的神圣的使命感。”①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作家自己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价值取向。①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09页。
“塑造未来的民族性格”和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的衔接点主要反映在他的对中国人对“好孩子”的价值尺度的看法上。鲁迅当年曾说,中国人喜欢柔媚顺眼的孩子,而这样的孩子正是将来做顺民的材料。鲁迅不满意这种价值取向,他笔下一些作为正面形象的孩子如少年闰土,《社戏》中的农村少年等都是不受封建礼教束缚、在自由的生活中将自己的天性自由地表现出来的人。可是,自鲁迅以后,中国儿童的生存状态,包括社会关于儿童的主流价值取向仍无大的改变。人们强调的还是“听话”,只不过听的对象有些改变而已。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则演化出著名的“驯服工具论”,或稍加修改,变成“作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且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实在的鼓励和提倡:越是顺从者越能得到好处,越是想独立思想者越碰得头破血流。一场“文化大革命”,将这种价值取向的恶果一览无遗地显示出来了。所以,“文革”后的儿童文学几乎不约而同地倡导坚韧、强悍、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曹文轩是其中的代表。他曾说:“儿童文学在承认这一事实（即作者说的:中华民族的性格有待完善和加强——引者）之后,对过去那种顺从的、老实的、单纯的儿童形象加以否定。它向人们表明了它喜欢坚韧的、精明的、雄辩的孩子。它不希望我们的民族在世界面前仅是一个温顺的、厚道的形象。它希望世界看到的中华民族是开朗的,充满生气的,强悍的,浑身透着英气和灵气的。”②作者早期作品提供的,大多是这一类形象。如《弓》中的小黑子,从遥远的浙江农村到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来找生活,靠给人弹棉花这种古老的手艺谋生,生活的艰苦、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但他勇敢地坚持过来了。这一形象进一步发展,就成了《山羊不吃天堂草》中的小明子。还有《太阳,熄灭了》中,在母亲故去父亲颓丧的条件下勇敢地担起生活的全部重担的雅妮;《蔷薇谷》中受尽打击,已经走到死亡边缘但最后仍勇敢地站起来并取得成功的“她”;《远山有座雕像》中的达儿;《海牛》中的“你”;等等。除了坚韧和强悍,这些人物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活得硬气,活得自尊,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在精神上有一种铮铮然的东西。比如小明子,他和师傅、师兄弟一起到北京给人做木工活,挣钱艰难不说,更重要的是经常受人歧视。城市就在身边,但似乎又很遥远,永远无法走进它。别人是主人,你是干活的手艺人,是来自外地的乡下人,中间隔着厚厚的一层屏障。且和师傅、师兄相处,也时有扯不清的矛盾。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小明子始终坚守一个正直的乡下孩子的质朴道德,自尊自强,不为眼花缭乱的环境所迷惑。比如在找活时,他主动谦让,帮助更需要的老人;在受到主人家误解甚至刁难的时候,他不卑不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他也曾有过动摇,在一次得了一大笔定金后,动过卷钱逃跑的念头,但很快就醒悟过来了,向主人、向师傅师兄认了错,并用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就和作品最后象征的那样,山羊宁可饿死也不吃天堂草,小明子们无论多么艰难也未丢失自己作为劳动者的人格。还有一点,在这些人物身上,作者还特别强调他们精神上的独立性,注重表现这一代少年儿童特有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及勇于探索的精神。这集中地表现在《古堡》这篇小说中。世代传说山上有座古堡,可就是没有人上去看一看。孩子们去了,开始也许只是好奇,但毕竟已是不满足于大人们的传说,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见识一下。结果却发现古堡并不存在。开始他们有些失望,但失望之后却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得充实,因为他们亲身来到山顶,用自己的眼睛证明了传说的虚妄。人们曾说,历史与其说是由各种各样的史实构成的不如说是由各种各样的话语构成的。一种传说就是一种话语,在一定条件下,一种话语就是一种遮蔽。在这种条件下,能不能走向真实的历史就看能不能去除这种遮蔽,从旧的虚妄的话语中走出来,就看人们有没有一种证伪的能力。对于人们,证伪的能力和证实的能力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作品的结尾,作者在孩子们面前升起了一轮太阳。这种批判和探索精神里,其实也包含着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希望。
②曹文轩:《1959年以后的中国儿童文学》,见《曹文轩儿童文学论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98年1月,第31页。
由于采取民族的、文化的视角,曹文轩小说一开始就拉开了与体制化的意识形态的距离,但也仍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包括对“改造国民性”、塑造未来的民族性格的体认,总体上也还是社会、国家、民族的大视角,和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再次复苏的浪潮是连在一起的。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渐渐从十年动乱的阴影中走出来,改革开放,经济起飞不仅给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也使社会话语发生转型,出现新的话题和表达方式。曹文轩的小说创作也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即从社会的、民族文化的视角转向更具普遍人性的视角。九十年代以后,作者较少再谈“塑造未来的民族性格”,而是强调“儿童文学要为儿童提供人性基础”。对于这种变化,作者曾作过解释,认为:“这与塑造未来的民族性格并不矛盾,而且在相当程度还存在承袭关系。儿童文学并未简单地把民族性格仅仅理解为强悍,而是多层次、多含义地理解民族性格。在赞扬强悍的同时,没有忘记民族性格的丰富性:质朴、善良、坦诚、开朗、柔和、高贵……”①但从前者到后者,毕竟反映着一种题材、主题、价值取向上的变化,一种艺术表现上的拓展,由此影响到作者小说的各个方面。
①曹文轩:《1959年以后的中国儿童文学》,见《曹文轩儿童文学论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98年1月,第55页。
作者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作者所说的为儿童提供的“人性基础”的一些主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