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转向报告文学?开始是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约稿,我为什么愿意写呢?是因为我感到青年信仰危机,我想告诉他们,他们对生活看得过于简单片面,生活中有丑恶,但主要是光明,还是有许许多多好人,优秀的人,只不过好人不总是浮在表面,要深入下去,才能找到。那时,我和一些权威的有些看法也不完全一致。比如伤痕文学刚一热,我就向权威人士表100%示过疑惑。我说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呢?因为白区损失了,红区也损失惨重,可我们的前辈并没有坐下来抚摸伤痕,而是“掩埋了同志的尸体,揩干了身上的血迹,又继续前进了”。那为什么我们除了伤痕,就是伤痕,一时伤痕文学简直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而不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坚持斗争或保持沉默的人身上呢?而这样的人明明是存在的呀!“文化大革命”中我不是黑帮吗?上街看大字报,造反派押着。我从大学生们的大字报里就看到陈老总的英雄气概。那会儿,揪斗陈老总,周总理拼命保护;江青说,陈老总,你要端正态度,我们还是保你的嘛!陈老总毫不领情地说:“我陈毅没有那么干净,我也不需要你们保,我就不相信我们党就那么11个干净人（指当时中央‘文革’那几个人）,我宁愿和全党党员一起挨斗!”哎呀!我一看到这儿,就坐到地上号啕大哭起来,哭得就跟农村的老娘们儿一样,因为我看见了,我们的党还在,我们党的传统还在,我们党的正气还在;我们的革命前辈不但还在斗争,而且还在教我们这些后来者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同时我也看到了群众怎样保我们的老干部。我在农垦部的大字报上看到,新疆生产兵团的军垦战士说,你们若敢动我们王震将军一指头,我们就列队开进北京,不但我们这些老兵来,我们还要率领我们全体的子弟兵来!看看到底谁更会打仗!你们不给交通工具,我们就骑马来,徒步也要来!列举了许许多多王震的事迹、战功,还说你们这些学生娃怎么这么糊涂呢!共产党里并不都是走资派。如果都是的话,谁给你们打下的天下?你们怎么上成的学?我也是感动得直哭。因为在狂风暴雨中我进一步认识了我们的人民,是这样的可敬可亲,这样的情深义重,只要你曾经为人民做过一点好事他们就念念不忘,平时尊重你、爱戴你,一旦有难,就会舍生忘死地保护你。“文革”从表面上看,党组织都解散了,实际上每个好党员都还在竭尽己力地起作用。我们的周总理这样,陈毅元帅这样,王震将军这样,还有千千万万的好党员都这样。后来我写《我的爷爷》就是把这些感情都写了进去,你可以翻一翻:“我的爷爷/是个老红军/他为人民/南征北战/厮杀了多半生//——四十多年的硝烟炮火/练就他一双/锐利的眼睛。/他能够从/唐装美女的裙子里/看出口吐双信的眼镜蛇//他能够从/理论权威的红帽子下/抓出手摇鹅毛扇的/阴阳先生//——”就连当时“四人帮”控制最严的文艺界,也有不少人在和他们斗争,像李季呀,等等,都还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边思考,一边工作。就是群众,你也可以看到许多沉默的人,许多同情的人,许多悄悄为你做好事的人。一些群众对我很好,比如说,有一个乒乓球教练,我并不认识他,可他自己找到我这儿来,叫我同志,对我说:“柯岩同志,我知道,你们两人都被打成黑帮,我知道‘黑帮’的子弟处境很难,不少流落街头,被逼成小流氓或犯罪,我没别的办法帮助你,你为孩子们做了那么多工作,我们不能让你的孩子变坏。”让我把上小学的儿子交给他,我说可他不会打球呀,他说你怎么还这么傻呢?不是有我吗?我可以说他现在虽然打得不行,可条件好,有潜力呀!——就这样,我的儿子进了少年宫乒乓球队,也就上了当时最好的中学。在初三时,他还曾和另一个“黑帮崽子”一起骂江青,被人揭发,这可是“死罪”呀!可班主任找他谈话,表面上让他交代,实际是给他递话,让他们不要承认,说:“我原来还以为你明白自己的身份呢,你一个‘黑帮崽子’竟这样胆大包天哪,还敢炮打?这不是找死吗?你死了也跑不了你爸你妈!说!你到底怎么炮打的?”不是询问,而是一开头就亮明问题性质,和必然的政治后果。那会儿的孩子也早就有了斗争经验,当然明白了老师的苦心,马上说没这事,是和同学打架了,同学瞎说的。老师一边骂着他“谅你也不敢嘛!”一边想方设法让那个揭发的孩子犹豫起来,改口说可能自己没听清楚,最后不了了之。有一次,中学的红卫兵来我们单位揪斗,连吼带嚷,先命令我们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斗够了,又点名吼叫:柯岩,出列!一边手里抡着皮带。我心想,这回可完了,单兵教练!那么宽的皮带,还带着那么大的铜头,这回死定了!没想到他们的皮带光在我头上抡,并不真落下来。历数了我一堆“罪行”,大骂了我一顿之后,又命令我面壁站在墙角,趁人不见的一刹那,其中一个竟附在我耳边说:“阿姨,有错就改,千万不能死!我们知道你不是坏人。”我的眼泪立即夺眶而出。这些东西,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能忘记吗?不能忘记,也终生不会忘记!你看,就是这样!所以,生活永远绝不仅仅是一团漆黑,在黑暗里,总会有光明。不知为什么,也许我从小多灾多难,见多了困苦,也活了过来;也许我这种老是在磨难中绝处逢生的遭遇,养成了我的性格,我总是能在黑暗里也看得见光明,在绝望时找到希望。其实,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是鲁迅先生说的:地火在燃烧。是毛泽东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所以在我的作品里,从不回避丑恶,但决不展览垃圾。所以我认为有些“伤痕文学”不怎么辩证,有的为了强调,甚至不真实。比如有那么一个短篇小说,写姐弟二人,受迫害分手后,彼此不认识了,隔河通奸——这可能吗?“文革”一共十年,一开头冲击的是干部,接着二月逆流,清理积极队伍——渐渐地才株连到孩子。从男孩子能通奸的年龄说;从女孩子大多早慧,又特重亲情,认知父母兄弟的年龄段很低;退一万步说,即使弟弟对姐姐完全忘了,姐姐也绝不可能不认识弟弟。我们看任何一个作品,都不能脱离创作者的动机、目的、背景及所受影响。因为这个短篇的作者曾是造反派,我们就很难排除他或是主观上为了洗清自己,或是客观上厌恶自己过去的行为,为了强调那个时代的残酷,不顾生活的真实而有所夸张——当然,对青年作者不能要求太高,问题在于这些权威。他们不同意我的意见无可非议,但应该允许不同观点存在嘛,可他们不许我说,说你说了就会影响青年的创作热情,他们就不敢写了嘛!不但不许说,还拼命吹捧。这不是在害青年吗?要我看,宁肯不要这些破烂去欺骗读者,也要对这些青年作者严肃一点,其实你对他们越严格,他们才越会有出息。这样捧杀了他们,得利者是谁?是戴上了“思想开放”、“青年导师”、“护花神”的这些权威自己嘛!我现在也不点他们的名了,圈内人都知道。历史也在逐渐证实着,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真是不幸言中啊!当初冒出来的这批青年,现在出息的不多,有的堕落得厉害,有的变成了“精英”,干脆叛逃了,成了自己灵魂的流浪汉——
你想,这样复杂的思绪,儿童诗里写得进去吗?儿童文学表述得清楚吗?面对社会上这样复杂的斗争,面对青年的信仰危机,所以我选择了写报告文学。我写《奇异的书简》,写《船长》,写《追赶太阳的人》,写《东方的明珠》,写《天涯何处无芳草》——都是真人真事,把活生生的真正的人、优秀的人,摆在青年的眼前。我那时还不肯写小说,因为青年说小说是作家瞎编的。我的报告文学得到了很好的反馈,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青年的来信,他们说,你虽然标明了是报告文学,但我们仍然不相信,因为骗我们的人太多了,我们专门写信到你人物的一个个单位去问,打电话去调查,人家回答说确实是真的,是真的有这么个人,也真有这些事迹非常感谢你,在青年惶惑的时候,你没有任我们下滑,也没有把我们拉向谬误。读这些信,我觉得我得到了最大的奖赏,也很感动。我们的青年是这样可爱!我越发鄙视、越发不能原谅那些为了自己的虚名实利,以垃圾堆山头,误导青年的权威——你们也许终生不会得到惩罚,还永远头戴“光环”,但即使你们永不忏悔、死不认账,深夜扪心,难道良心也无丝毫不安么?
吴:《寻找回来的世界》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从别人对你的采访里也看到,好像你有些体验来自五十年代,也结合了“文革”以后的现实生活,涉及路线斗争这样一些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两部分是否也有处理得不够妥帖的地方?
柯:这当然会有,人的认识总在不断提高嘛!我现在明显觉得不妥的是其中一个:写这本书时正是“两年徘徊”阶段,书中有相当长一段话,指向当时中央的一位领导。虽然也浮泛地说了几句他还是个好人啦之类,但对他的错误却说得过头、简单而片面了。因为当时我还不可能了解那时党内高层斗争的复杂程度,现在读到了一些党史资料,才知道当时在处理他的问题时,有不少并不合适的做法。现在知道的史实更多,时代背景也经过了时间的过滤,当然最后的定位还需要更长的历史检验,但对我来说,假如现在写这个问题的话,肯定就不会是当时的笔墨了。谢谢你这样的提问,给了我一个检讨的机会,我想也将会提醒其他有心的作者:写作是一件严肃和艰难的事,笔笔都要对社会负责,决不能只凭一时的热情而大笔一挥。但是,我觉得你提问的出发点和我不大一样,咱们直截了当地说啊,就是观点不大一样。你的意思好像是说写这些路线斗争,现在回头来看没什么意义了,而且还影响了此书的质量,是吧?我觉得——你考虑啊,你是理论家。我认为不是这样,首先从理论上说,矛盾是普遍存在并永远存在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在国家、阶级以及政党消亡之前,社会如此,党内也如此,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后从这本书说,我以为这本书之所以有点影响,起到了一些作用,你说得很对,它和《绿色钱包》等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我认为,恰恰因为它没有囿于学校这一个小圈子,就学校写学校,就教育写教育,对不对?这本书之所以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还有一点深度的话,就因为它把青少年犯罪放在了一个世界性问题的高度和广度上,指出了它的规律性。这当然就不可能离开产生这些故事、人物、情景、情节的时代和大环境,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和党内斗争了,是不是?你不妨设想一下,恢复这个学校,离得开教育局,离得开市委,离得开当时刚刚开始的市场,离得开所有围绕着这一切的人和事及其斗争吗?所以我不但要写学校,写家长,写学生,写老师,还必须写教育局、市委,甚至更高层的人、事和他们之间的斗争。这是书的主题和它的最高任务决定的,也是生活本身决定的。否则,它就是脱离了现实的,不真实的。当然,正如你所说的,也有写得不够妥帖之处,但那是水平问题,而不是问题本身不存在或没有意义。当然,对于一些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也不想了解的读者,可能认为没必要,但对于希望看到更深刻、更复杂的思想、生活和历史的读者,是会更有阅读兴趣的。而我自己,虽然知道我力有不逮,但也还是为多少留下了一点时代的痕迹而欣慰,并将在此基础上再奋力攀登。
吴:另一个问题,《他乡明月》是否有更具体一些的背景?这部作品似乎没有给你带来像《寻找回来的世界》的声誉,你能谈谈其中的原因吗?
柯:你觉得呢?
吴:它的影响肯定没有《寻找回来的世界》那么大,放在类似的作品里,挖掘的深度和反映的内容也好像不太一样——
柯:是不一样,坦白地说,还不如我这个,对不对?
吴:我觉得主要是角度不同。你基本上还是从爱国的角度说的,我那篇文章说了,基本上还是从一个母亲的目光看待子女的角度,这种角度是否有得也有失?
柯:我不完全这样看。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在《柯岩研究文集》里与此有关的一些文字。我当然不是说它就很好了,但它和那些大肆鼓吹发洋财、嫁洋人的童话故事完全不同,广东就专门为《他乡明月》开了研讨会,老前辈欧阳山亲自主持,参加的人里专门学者不少,读者也相当有代表性,评价也很高。有人还专门将其与那些写海外生活的时髦作品作了比较,认为此书真实深刻,提醒青年读者不要相信那些表面的虚假的梦幻及其吹捧,发言相当有水平,有的还十分专业。就我自己来说,无论从写作技巧,思想感情表述,还是素材的组织和处理,好像都比《寻找回来的世界》巧思一些,因此读起来也更顺畅一些。也就是说,可读性和对读者的吸引力更强一些吧!几个原因:第一,《寻找回来的世界》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许多情思表述还太真,材料还有些堆砌。但出来得比较及时,因为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大家都经历过那段生活,痛定思痛,都在沉思和寻找。《他乡明月》呢,洋插队虽然也是一个热点,但大多数读者对海外生活并不熟悉,道听途说和想象的程度更多一些,因而判断的准确度就差异多多了。有一些人不喜欢,一些评论家不喜欢,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影响么,好像也不像你说的那样。影响还是不小的,多家报刊连载,全国52家电台长篇小说连播,读者相当不少,一印再印,发行十多万册,这在九十年代,也不算是小数字了。
吴:评论界关注多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