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为何要将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搜集的齐鲁封泥交由王国维编排呢？为此，罗振玉说得很清楚：“吾友王君静安熟精史汉，请其仍《考略》之例，为之类次，并序其旨要，是编所载，为数四百有奇；……是编既出，与《考略》并行，俾当世考求此学者，得此二书已足，而不烦他求，岂非快事哉!”（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99-100页）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罗振玉对王国维之信任，亦可说是一种学术沟通与交流，切实利用学术资源，俾学术资源最大化地得到有效利用与共享，不以史料为己有，这在今天也是很有意义的。罗振玉知道王国维的学术基础，王氏少年时即苦读前四史，对史汉非常精熟；王氏弱冠之年时所作《咏史二十首》诗之手稿一直保存在罗氏那里。全诗起自传说中之炎黄二帝，迄于明万历年间，一诗上下五千年，显示了王氏在史学方面极为渊博之学识，以及对思想文化史，乃至考古史等方面的见解，这些，罗振玉当然非常了解，故，罗氏将珍贵学术材料交由王氏整理亦即不难理解了。《齐鲁封泥集存》分目为汉朝官印封泥，汉诸侯王蜀官印封泥，汉列侯属官印封泥，郡县官印封泥，无考各印封泥，新莽朝伪官封泥及私印封泥等七个部分。王国维能根据《汉书》中《人名表》及《地理志》为之编次，既补前人《封泥考略》之阙如，复淘除其重复者，经过精细查考审目，得四百余种，成书一卷，署罗王二氏同辑，罗氏亦为之写《序》，略述封泥出土及搜集过程，并自费以珂罗版影印。在整理编辑齐鲁封泥之基础上，王国维还撰著了《秦郡考》和《汉郡考》两篇论文。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亦谈及了此事，信中说：“近为韫公编《封泥集存》，（续陈、吴二氏《封略》，汰去重复及《考略》所有者，得四百余种。）因考两汉地理，始知《汉志》之疏，成《秦郡考》、《汉郡考》二文，自谓自裴驷以后，至国朝全、钱、姚诸家之争讼，至是一决。”（《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7-38页）此两篇论文后收入《观堂集林》之内。
四、《流沙坠简》与《后序》之价值
此时，罗振玉写信给法国汉学家沙畹，沙氏将其考释斯坦因在中国西北边疆窃得之千余枚汉晋木简校本寄到了京都。王国维与罗振玉对沙氏之考释皆不满意，共同协商，分工合作，决心重新考订分类。其小学、方技书及简牍遗文，由罗振玉负责考订，其关于屯戍诸简，则由王国维负责考订。从1914年初开始，历时四个月，撰成《流沙坠简》及其《考释》。所谓流沙者，即西北大沙漠中敦煌、尼雅、古楼兰一带；坠即是落，失落也；简，即木简也。流沙坠简，此名字颇有诗意。关于此考证，王国维在致友人信中说：“此事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现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之。东人（日本学者）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0页）王国维还写了一篇非常精湛之《序》，详细考证了汉长城及玉门关之位置，海头之地望及其得名之由来，精绝国与后汉之关系等。王国维写道：
案古简所出，厥地凡三：一为敦煌迤北之长城，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敦煌所出，皆两汉之物。出罗布淖尔北者，其物大抵上自魏末，讫于前凉。其出和阗旁三地者，都不过二十余简，又皆无年代可考。然其最古者犹当为后汉遗物，其近者亦当在隋唐之际也。今略考诸地古代之情状，而阙其不可知者，世之君子，以览观焉。……今日酒泉、张掖以北，长城遗址之有无虽不可知，然以当日之建置言之，固宜如是也。今斯氏所探得者，敦煌迤北之长城，当《汉志》敦煌、龙勒二县之北境，尚未东及广至界，汉时简牍即出于此，实汉时屯戍之所，又由中原通西域之孔道也。长城之说既定，玉门关之方位亦可由此决。（《观堂集林》外二种下，第509页、510-511页）
说起玉门关，王国维认为，《汉志》系于敦煌群龙勒县下，嗣是《续汉书·郡国志》及《括地志》、《元和郡县志》、两《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以至近代官私著述，亦皆谓汉之玉门关在今敦煌西北。王国维还考证道，由斯坦因所得简牍及日本橘瑞超氏所得之西域长史李柏二书，知此地决非古楼兰，其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而《汉书·西域传》与《魏略·西戌传》所说的居庐仓，《水经·河水注》所说的龙城，皆是指此地。王国维又引征古书上记载的楼兰是在罗布淖尔西北，木简出土于该湖之东北，自不相合。王国维认为，由橘氏所得李、柏观之，此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李书二纸，其中所言之事相，所署之日月亦相同，所遣之使者亦同，实乃一书之两种草本。由此亦司断定，此城中所书，决非来自他处者。王国维分析说，其余木简，出于和阗所属尼雅城北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其数颇少。今尼雅所出木简十余，隶书精妙之绝，好像是汉末人之书迹，必在永平之后。尼雅即古之精绝国故地，皆有关于史事之荦荦大者。王国维此序言长达数千字，征引翔实渊博，为近代考证西北地理之重要文献。为此，王国维复撰著了《流沙坠简后序》（见《观堂集林》卷十七）一文，他根据汉晋简牍参证《汉书·地理志》，考定汉敦煌郡中部、玉门二督尉、四侯官之治所及宜禾督尉所辖诸烽燧由于考释清楚了烽燧次序，故荒无尘烟之沙漠废址名称等，亦皆明白无误矣。鲁迅当年在读了罗振玉、王国维合编的《流沙坠简》三卷及王国维的两篇序后赞叹不已，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8页）
王国维此时所从事之学问，斯坦因、伯希和、沙畹等西方学者已做在了前面。当时所谓国学，即已成为世界性之汉学。虽说学问不分国界，但汉学由洋人带头，而国人追赶起来还颇为艰难，实在是国力衰弱之表征。正如鲁迅所说：“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98页）鲁迅所说的稳坐高斋读古书”的“国学家”，当指王国维等比学者。他们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居然不慕名、不计功利地拼命做学问，这正是学问家见功夫处；反过来讲，这又足以证明中国学人的顽强精神。也许，这可能正好是学人排解人间郁闷之最好办法。
五、与司马迁唱反调
在京都期间，王国维还代罗振玉撰《国学丛刊序》一文，叙述历代学术演变之情况，特别是秦汉魏晋以来迄于近世，古今学术盛衰之演变经过，历述甚详，虽寥寥千余言，言简意赅，对后世中国学术史之研究，实有开山之功。王氏认为，战国以为迂阔，强秦燔其《诗》、《书》，“柱下御史，独明律历。咸阳博士，还定朝仪，乃孝武之表章，兼河间之好古，古文间出，绝学方兴。山岩甫出之书，遽登秘府。太常未立之学，或在民间。旋校中秘之文，并增博士之数，此一盛也。”（《观堂集林》外二种下，第708—709页）王国维叙述道，建武以降，群籍颇具，一些学者开始通读《周官》之书，“赵张问难于生前，孙王辨证于身后。此又一盛也。”（同上注）王氏分析六朝文风是“雅擅词翰”，崇尚清谈，思于五言，综七经而定正义，历时两朝，此又一盛也。王国维写道：“先秦学术，萃于六经。炎汉以还，爰始分道。则有若子长述史，成一家之言。”他认为罗振玉重考据，发六书之旨；善长山川之说，君卿制度之书，并自附庸，蔚为大国。罗氏义兼于述作，体绝于古今。此又旷世之鸿裁，难语一时之风会者矣。王国维说：“小学之奥，启于金坛；名物之赜，理于通艺。根柢既固，枝叶遂繁。爰自乾嘉以还，迄于同光之际，大师间出，余裔方滋。专门若西京之师，博综继东都之业，规模跨唐代之大，派别衍宋人之多，伊古以来，斯为极盛矣。”（同上注）总之，寥寥千余字即将秦汉以降之学术盛衰之演变历程概述得清清楚楚，且精湛无比，大手笔不能为。后来，1914年8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但并没有影响王国维做学问。王国维又撰著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关于《金文著录表》之写作时间及其经过，王国维在致缪荃孙的信中有详细之叙述，此处不引。在后来成书时。王国维自序说：“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一盛于宋，而中衰于元明。我朝开国百年之间，海内承平，文化溥洽。乾隆初，始命儒臣录内府藏器。放《宣和博古图》为《西清古鉴》。”（《观堂集林》外二种上，第181页）王国维来日本以后，得以研究此学，尽阅所藏拓本，感到无比之兴奋，做学问之愉悦，溢于言表。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王国维的学问还是有影响的。王国维应罗振玉之约，同往欧洲审定东方古文物，终因战事而未果。此次未能成行，对于罗王二氏来说，十分可惜。若成行，他们的学问又会是何种气象呢？罗振玉在其所著《集蓼编》中说：“宣统初，因法国伯希和教授得与沙畹博士书问相往还，又与英国斯坦因博士通书问。尝以我西陲古卷轴人欧洲者所见仅百分之一二，欲至英德法各国阅览，沙畹博士闻之欣然，方联合英德学者欲延予至欧洲为审定东方古文物，予将约忠悫偕往，乃未几而巴尔干大战起，乃中止。”（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117，118页）此间，王国维还写了一篇《鬼方昆夷狁考》，该论文立一家之说，与大史学家司马迁唱反调，认为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对匈奴一族之起源未有确考。王国维乃旁征博引，反复推论考释，首先提出“鬼方”才是匈奴之族源，并以为鬼方、混夷、昆夷、獯鬻、狁、戌、狄、胡、匈奴等名，皆指匈奴一族，只是叫法不同而已。王国维写道：“此族春秋以降之事，载籍稍具，而远古之事，则颇茫然，学者但知其名而已。今由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助，始得言其崖略，倘亦史学家之所乐闻欤？此族见于最古之书者，实为鬼方。”（《王国维论学集》第117页）此说一出，史界大哗，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如梁启超在《史书匈奴传戎狄名义考》、《中国历史上之民族之研究》、方壮猷《匈奴语言考》、冯家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佟住臣《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等论著中皆附和支持王国维“鬼方、昆夷、俨狁等族即匈奴”（同上注）之论断。但蒙文通在《犬戎东侵考》、《古代民族迁徙考》及《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一书中，认为鬼方、荤粥、俨狁并非匈奴族，义渠则与匈奴同族；黄文弼在《古代匈奴族之研究》中认为鬼方、荤粥、混夷、狁皆是古代羌族，与匈奴不同。王国维之见解，迄今虽然未能成为定论，仍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但《鬼方昆夷狁考》这篇精湛的学术论文中，广泛征引先秦两汉文献及钟鼎彝器铭文，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落史，一直成为不可多得之重要学术资源。
六、《殷虚书契考释》的历史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