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吴雨僧复在《清华周刊》之一段《补白》中写道：“悲观自悲观，但不可因悲观而厌世。”“悲观而能积极作事之人，比乐观而能积极作事之人，犹为可配。古今名哲，大都亦悲亦乐，且悲且乐，不悲不乐。”（《清华周刊》第355期，1925年10月16日，第22页）吴宓的这段《补白》，绝不会是“无的放矢”。这实际上是对王国维一心投入工作之由衷赞佩，复是对王氏之深切厚望。大师对大师之理解，并不停留在某种表面；关键在于会心———心与心之交融，灵魂与灵魂之相融。在他们之间，似乎天然即存在某种思想契约，一经相遇，便可溶化。吴宓非常敬佩王国维博大精深之学识，他尝谓：“王先生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余独羡先生早年文学、哲学论著；以其受西洋思想影响，故能发人之所未发。”（《吴宓诗集·空轩诗话》第143页）
四、学术演讲，新见迭出
招生考试工作结束后，一些暑假没有回家留在校中之旧制留美预备部学生，得知国学大师王国维来校执教，纷纷建议学生会邀请大师作学术讲演，一饱眼福和耳福。经学生会之邀请，王国维作了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之学术讲演。由研究院研究生方壮猷笔记，听后将讲演记录稿整理发表在《清华周刊》第三百五拾期上，以飨读者。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能比者也。今将此二三十年发见之材料，并学者研究之结果，分五项说之。”王国维依史实强调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之重要意义。所讲之五项是：一、殷虚甲骨文字；二、敦煌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207页）此五题之前四题王氏皆进行过研究考释，且著述宏富，因而讲起来如数家珍。听讲学生大都赞之为讲演甚为明晰而详尽。虽然尚未开学，但已考入国学研究院的在京新生，以及暑假留校之学生，已经提前聆听了这位走出清官、曾为“帝王之师”之大学者讲演。罗振玉、蒋汝藻在《观堂集林》之序中，皆首先讲到了王国维先生“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成就能超越古人，胜于前贤；或者说王氏研究“新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有极大之关系。王氏此时这个演讲，正是围绕这个观点而展开。讲演之五个部分，皆是他研究过之新史料，尤其是殷虚甲骨文字，汉晋简牍，敦煌写经，王氏皆作过经心研究，取得了前无古人、中外瞩目之成就，构成了王氏一生之学术主体。此讲演之记录稿发表后，被国内外学术刊物竞相转载，如《学衡杂志》、《东北文化月刊》、《国学论丛》、《科学》杂志及日本《怀德》杂志等。学术界一时出现了洛阳纸贵之景观，引发了学术界研究这些“新发见”、“新学问”之巨大热潮。
五、“老”学术与“辫子”
9月28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开学。此时，校所聘导师梁启超、赵元任和讲师李济皆已到齐。当日下午四时，研究院举行茶话会，行“拜师礼”，师生五十多人出席。校长曹云祥主持了开学典礼，并致开学词，向同学们逐一介绍任教导师。王国维、梁启超、李济诸师亦皆讲了话。勉励诸位学生勤奋努力，学有所成。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不幸英年去世的姚名达尝回忆说：“名达始识静安先生，以乙丑八月十一日，即1925年9月28日，午后四时，清华研究院第一次师生茶话会，出席者达五十余。名达方以是日午前到校，举目无亲，逢人辄询姓名，而又素不识先生。见有布袍粗褂，项后垂辫者，私心骞想，‘此岂李济先生耶？’须臾，主席致辞，并一一介绍，始知久仰而素昧者，即为此老，聆其声，望其貌，盖忠厚人，可与语，然面生口涩，终席不敢启齿也。又明白，午前九时，受先生课《说文》，始惊其妙解，而有从学之心。课后，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说，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随手缙次篇易之定义，名达以说未定阻之。因叩读书求学之法，尽兴而别。自是颇有志于训诂考证。……”（姚名达《哀余断忆》，载《国学月报》纪念号。见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53-454页）1926年6月，姚名达以优等成绩完成毕业论文《邵念鲁年谱》，本可走上工作岗位，却复次申请留校继续研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三年里，先后发表了《章实之史学》、《章实斋年谱》、《达人史话》等论著。1929年，受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任编辑，负责编辑《万有文库》；同时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活动，后著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为我国现代目录学开山之作。1933年，在上海创办女子书店，编印《女子月刊》和《女子文库》，提倡女权。1934年，任教于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1935年，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与上海文化界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和《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其间，一面严谨执教，一面从事抗日救国运动。1940年10月，在江西应国立中正大学之聘，任教授；1942年6月，日军侵略浙江金华和江西上饶一带，姚名达奋起组织“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自任团长，率师生三十多人深入前线慰问。后被敌军包围，壮烈牺牲，时年37岁。姚名达在中国史学史、目录学、中国史学理论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著作颇丰。
所以，姚名达称王国维这“老”，其实并非指年龄，亦非“老气横秋”，而是晚辈学子对他严谨笃实之学风，为人师表之人品，学贯中西成就之尊敬。是时，王氏不过四十七八岁，其“古风古貌”之衣装，气质和著作，委实给人以“老”之感觉。姚名达说起“项后垂辫”一事，王氏之子王东明谈到《父亲的辫子》时说：“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他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又说：“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清华旧影》，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9页）这说明王氏一点亦未流俗，不媚俗，虽然他亦未入时。北大学子胆子素来甚大，好多人之辫子皆被他们给剪掉了，但他们绝不去碰王国维。王东明接着说：“当时有不少人被北大的学生剪了辫子，父亲也常出入北大，却是安然无恙。原因是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外貌，学生们认识他的也不少，大部分皆是仰慕他、爱戴他的。对这样一位不只是一条辫子所能代表一切的学者，没有人会忍心去侵犯他的尊严。”（出处同上）人们仰慕的是王氏的学问，爱戴的是他的人品。其实在早些年之时候，王国维遇有人劝他剪掉辫子时，他便火冒三丈，大发脾气。1917年8月间，日本汉学家小川琢治来华访问，路过上海，得知王氏在上海，便登门拜访。二人交谈间，王氏告以因有辫子不便出门，不能去造访。小川即劝其剪掉辫子。王国维非常生气，他给罗振玉写信说：“前小川博士过沪见访一次，永以不出未能往答，因告以不出之由，彼云：‘此甚不便，何不去此障碍物’。殊“可笑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09页）这是题外话。
六、讲授范围与风格
开学第二天，便开始上课。梁启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王国维教授指导专题研究之学科范围为：一、经学（书、礼、诗），二、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三、上古史，四、金石学，五、中国文学。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教学，分别以指导专题研究和普通演讲方式进行，王国维开的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古今文字，尚书，札记。古史新证一课，是以前几年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三代地理小记》等论著为其纲，讲述中注入自己的治学方法。此课从1925年9月14日开讲，至1926年1月放寒假，整整讲授了一学期，凡五章。第一章总论，第二章禹，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第四章商诸臣，第五章商之都邑及诸侯。1926年4月，由学生吴其昌将其前几节课之听课记录整理，以《王静安先生〈古史新证〉讲授记》为题，刊于《清华周刊》第三七四期。吴其昌在文后加按语说：“此后王先生编讲义，故不复记。然以上各章，虽有讲义补发，而先生讲时，往往较讲义为详。然而此文不特可以公诸社会，即诸同学已听先生讲授者，亦未始不可供参考之一助也。”《古史新证》书稿，初刊于《国学月报》第二卷八、九、十号合刊（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和《燕大月刊》第七卷一、二期合刊上，并有据王国维手稿影印出版之单行本传世。（见《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前言）说文练习一课，1925年9月底开课，讲述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部首，问以金文、甲骨文证之。前后共讲两学年，学生深受教益。古金文字一课，1926年2月，新学期开学后开始讲授，所讲内容：（1）虢叔旅钟、（2）克钟、（3）齐侯钟、（4）王孙遗诸钟、（5）儿钟、（6）邾公、（7）邾公钟、（8）钟、（9）兮甲盘、（10）师敦、（11）宗周钟、（12）噩侯驭方鼎、（13）录卣、（14）小盂鼎、（15）克鼎。尚书一课，1925年10月15日开讲，至1926年6月，讲了整整一学年。吴其昌有《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刊于《国学论丛》第一卷三号；刘盼遂有《观堂学书记》，刊于《国学论丛》第二卷二号。仪礼一课，1926年9月中旬开讲，至1927年2月，每周加讲一小时，五月讲毕。1926年12月10日，吴其昌有《王静安先生〈仪礼〉讲授记》，刊于《清华周刊》第三九三期。此时《仪礼》尚未讲完，而已讲者吴其昌亦有两节课未听，故所记不全。吴其昌在文后附按语说：“《仪礼》，《贾疏》最详明精核。先生所讲，有即申说《郑注贾疏》之义者，则不烦记。若此篇所记，仅择先生深造自得之言，为先儒之所未发，出于《注疏》范围之外者，故语甚简略。又其昌滞病南中，来校略后，以致缺课两次，未以记出，无任惋惜，深望诸同学有以弥此憾也。”（《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刘盼遂有《观堂学礼记》，记之较细较全，刊于《国学论丛》第二卷二号，可以“弥此憾也”。此外，还尝为燕京华文学校讲演《中国历代尺度》，为北京史学会讲演《宋代金石学》等。
王国维在国学研究院的讲课，大都随讲有油印活页讲义发予学生。1927年4月，研究院办公室将其所发讲义辑为一册，署名《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王静安先生），并注明讲授时间为“民国十四年至十六年四月”。此《讲义》系统地记录了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要教学内容，其内容为古史新证、中国历代之尺度、莽量释文、散氏盘考释、孟鼎铭考释、兮甲盘释文、虢季子白盘释文等三十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