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王之学”举世公认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顶尖级的两位国学大师，他们皆为中国古史、古器物、古文字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两人以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以重建中国上古史为圭臬，进行了划时代之研究，共同开避和创造了“罗王之学”，并取得了让世人惊奇之卓越成果。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对“罗王之学”称赞道：“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7、8页）郭沫若在七十多年前即对罗、王予以了高度评价，可见“罗王之学”在学界早已耳熟能详矣。王国维与罗振玉终生之学术交往，共历三十载，优长互补，为他们共同创立的“罗王之学”奠定了不可或缺之基础。尽管他们二人之个性与情态反差较大，但他们无论在学术探索上，还是在两人之私情交谊上，关系皆非常密切，但是此种亲密无间之友谊并没有善终，冷漠与愤激代替了友谊与亲密。直至两人关系断绝不久，王国维便神秘地跳入颐和园昆明湖自尽。至此，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一个至今令人不解的文化之谜。
二、罗振玉慧眼识珠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1877年12月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双仁巷。他的祖上并不富裕，远祖曾经很显赫。他之远祖可上溯至宋代，有个叫王禀的。王禀在宋代政治史上颇有地位。因他曾在外族入侵之险恶条件下，背着宋朝的小皇帝投水自尽，表达出汉民族之气节，后来被朝廷追认为忠壮公。但到王国维父亲这一代衰败了，王国维父亲既没有做官，也没有做学问，而成为一个略有书卷气之小商人。当然，做商人亦未尝不可，只是要把生意做好才行。但王国维之父亲做事并不那么认真。在做生意时，如果听说某朋友家有幅古人字画，他就会将手头的生意撇在一边，而去看那幅字画，如痴如醉，好几天不回家。等回来后，那笔生意早已跑掉了。所以，他家经济状况难免拮据，仅能糊口而已。王国维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王国维从小勤奋好学，16岁那年中了秀才；但在此后的多次科举考试中皆没能成功。不过，王国维的运气颇佳，机会终于来了。1898年2月间，在上海《时务报》当书记的许同蔺因事返里，邀请王国维代理他的书记工作。王国维渴盼新学，心系外面之世界久矣，尤其对当时影响颇大的《时务报》，更是心仪既久。王国维遂决定立即动身前往上海。父亲亦一同前往，但把妻室留在了家乡。
这是王国维一生事业的开始。
王国维到沪后，于2月17日立即给许同蔺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内心的感激之情。信写道：
别后次晨到硖，乘王升记轮船，午刻开行，晚抵平湖，次日巳刻始达上海，谒见穰卿、颂阁两先生。途中平善，堪慰垂注，辰维起居佳畅为颂。弟在此间得从诸君子后与闻绪论，甚幸甚幸。足下为我导夫先路，感何可言。（《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1页）
进《时务报》，开始是担任书记之职，薪金虽略显低微，但王国维兴趣很高，尽心尽责这一年，酝酿既久之维新变法运动正在骤然展开，申城已成为该运动推波助澜之中心。此时之王国维既感到了此运动之来势凶猛，同时亦更多地接受了最新之知识。王国维在工作之余常常读一些西方学术著作与宣传变法维新的书刊，并希望能有更好的深造机会；求知欲旺盛，想学日文，遂请求报馆馆主汪康年同意，以每天下午后三个小时到刚刚成立仅有六名学生的东文学社学习。就在跨进东文学社这一步———实在是一个难得之机遇———罗振玉走进了他的生活，并在他的一生中产生了重大之影响。
罗振玉，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复号贞松。清同治丙寅年（1866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江苏淮安山阳城内一个小官吏家中。祖籍为浙江上虞县。比王国维大11岁。罗振玉从小跟乾嘉朴学之传人李岷山读书。除经史外，对训诂名物、金石文字多有留意，20岁左右尝专力研读古碑帖，还常向山阳名家借读或求教，发奋治学，转益多师。取得秀才后两次落第，仕途受阻。甲午战争后，举国震动，罗振玉以为西学可资国学之助，决心研究农业，与将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农学社，并设农报馆，专译日本农书，聘请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为翻译，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培养日语人才。入社就读之六人中有后来成为终身之交的王国维。
有一天，罗振玉到寝室去看一位学生，这位学生恰好与王国维同住一个房间。校长罗振玉没有找到自己要找的学生，却看见写字台上有一把折扇，面上写着两行诗：“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罗氏觉得诗很有气势，便走过去问：“这把扇子是谁的？”王国维连忙说：“是我的。”罗振玉说：“好，以后您到我们学校来读书就不用付钱了，就帮助我打扫一下卫生吧。”罗振玉后来发现，王国维委实系难得之天才，国学根底非常深厚。于是罗振玉掏腰包送王国维到日本留学。此真可谓乃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之第一个希望工程。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尝谓：“时予尚未知公，乃于其同舍等扇头读公《咏史》绝句，知为伟器，遂拔之俦类之中，为赡其家，俾力学无内顾忧。”（《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412页）对王国维来说，入东文学社乃是他一生学术事业之真正发端。由于进了东文学社，使他掌握了兼通世界学术之工具———外语；使他从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田冈岭云等那里，开始接触西方学术，并进而成为沟通他与日本学者之交往的契机；而他与罗振玉由师而姻娅，交谊数十年如一日的金石之交，则完全起始于东文学社之交结。不过，当王氏入学就读之初，面临种种困难，诸如所谓“日以午后三小时往学”亦即半工半读。汪康年兄弟一方面让其往学，一方面复增加工作负担，等等。汪氏兄弟对于一位颇有志于新学之寒士的求学热望，纵然非出有意刁难，但亦极其冷淡而隔膜，更谈不上去赏识王国维卓异之才学。正是在此一方面，愈加显示了罗振玉在对待埋没于“事务”中之有才者，较之汪君有着冰炭迥异之态度，因而亦愈加使王国维对罗振玉增添了知遇之感。所谓伯乐与千里马之故事流传千年矣，汪康年大约不会熟悉这个故事却并不能识王国维之人品与才学。因为真正之俊才，并非像世俗所想象之千里马那样浅显，可以一望而知。罗振玉回顾王国维之为人：“君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诘，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五十日梦痕录》）此皆为内蕴之表征。罗氏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复回述其当初之印象：“公平生与人交，简默不露圭角，自待顾甚高。方为汪舍人司书托，第日记门客及书翰往来而已，故抑郁不自聊。”（《王国维论学集》第414—415页）王国维初入东文学社时，罗振玉并不知，罗氏之所以“知”王国维，并识其“伟器”，纯属偶然，即前述罗氏发现王氏扇头诗始。那首绝句即王国维早年所作《咏史二十首》之一，此组咏史诗之手搞一直保存在罗振玉那里，直到王氏去世后才全部发表。罗振玉之所以看中王国维，即因这组诗中之两句。可见罗氏虽为清季遗老，亦不能以“保守”视之。《咏史》这组诗充满了青春活力和阳刚之美。如此衰弱之国度，有如此风华正茂之青年，罗振玉一见当然“大异之”，亦乃吾国大幸也。
三、“差喜平生同一癖”
戊戌政变后，清廷查封了《时务报》，但农报馆却不在查封之列，两江总督刘坤一复命上海道拨款资助办学。这样，农报馆的东文学社亦已重新开学。受政变之冲击，学生走散三分之一，但像王国维这样的青年才俊，罗振玉是不会让他中途辍学的。一年后，由于王国维与其他同学之努力，将学社中讲授的史、地、理、化各科皆译成中文，复由罗振玉筹资付印，销路很好，亦弥补了学社经费之不足。1899年，罗振玉任命王国维为学监，此当视为重用；但王国维与同学关系搞不好，不久即被免职，不过免职不免薪，月薪照发。罗氏对王国维的确另眼相看。这年春，东文学社影印出版日本人那珂通世之《支那〈中国〉通史》，罗氏委托年仅23岁的王国维代之作序，可见对其既十分看重。此时，王国维从日本学者田冈佐代治学习英文，并开始治叔本华之哲学。不久，罗振玉应鄂督张之洞之邀，去武汉担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罗氏对农事如此有兴趣，与农务如此有缘，亦乃是他之一大特点。对于罗振玉，王国维写了《题友人三十小像》一诗赞曰：
劝君惜取镜中姿，三十光阴隙里驰。四海一身原偶寄，千金三致岂前期。论才君自轻侪辈，学道余犹半黠痴。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爱读剑南诗。（《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533页）
王国维在诗中称罗振玉为“友人”，并谓二人癖好相同。可以看出，王国维之此首诗当是有感而发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津京，东文学社被迫解散。王国维之治学领域亦拓宽了许多，罗振玉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专译《农学报》，同时与日本人池田升三合著《农事汇要》。次年夏初，罗氏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邀王国维任主编。1902年，罗振玉受张之洞委派赴日本考察教育，王国维由罗振玉资助赴日本进入东京物理学校读书。因王国维对几何课毫无兴趣，加之脚气病之发作，乃于当年夏天肄业回国，仍住在上海罗振玉家。其时，罗氏邀王氏担任南洋公学东文学社执事。同年11月，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前往张謇创办的南通通州师范学校任教。1903年9、10月间，罗振玉协助刘鹗校印其刊布甲骨文之著作《铁云藏龟》，这是王国维接近甲骨之始，王氏亦因此开始了解甲骨文，两位甲骨学研究之奠基者，就是如此开始步入这一学术堂奥的。1904年6月，由罗振玉延请，王国维前往苏州，任教于江苏师范学堂。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次年初，学部尚书荣庆奏调罗振玉出任学部参事，并邀王国维同行。进京后王氏住在罗氏家，但不久因父丧返里守制。至1907年春，经罗氏推荐，王国维再度入京，受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1909年9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教授到京，罗振玉邀王国维等一同前往拜访，伯希和拿出行箧中之敦煌鸣沙石室古卷轴若干给罗、王看，二人惊喜，“诧为奇宝”，这是王、罗两人亲见敦煌卷轴之开始。同年秋，罗振玉奉命出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随即推举王国维任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但因总监督刘廷琛之反对而罢议。这一年，由罗振玉推荐，王国维与《新元史》著者、诗人柯劭忞凤孙和目录学家缪荃孙艺风等相识并定交。1911年，罗振玉辑成《隋唐兵符图录》，王国维则为之撰写了《附说》，刊登在《国学丛刊》上。后来，罗振玉对《隋唐兵符图录》进行增订并改为《历代符图录》，王国维为之编目撰序，王氏将《附说》内容予以深入研究，改写为《隋虎符跋》与《伪周二虎符跋》，这是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古器物研究领域的初步合作。王国维与罗振玉从1898年6月至1911年11月，前后约十三年多之时间里，伯乐罗振玉慧眼识珠，发现了王国维这匹千里马，并予以多方提携帮助，将一位青年才俊一步步带入古文化学术研究之深层领域，为“罗王之学”奠定了基础。当然，王国维做学问非常博精，善于博采众长而攻其一学。如他办《教育世界》杂志即与罗氏大异。罗氏主编杂志，是专门之教育杂志，而王氏主编杂志，则是博通之教育杂志。刊物风格乃是主编性格之投影，盖罗氏专于国学，而王氏则兼通哲学、文学与国学。但就国学而言，王氏比罗氏更精。王氏既博又精，此乃是由于王氏性格所决定———独上高楼之境界使然。
四、“罗王”的学术合作
正值王国维悄悄发生学术转向之际，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革命———辛亥革命爆发了。1911年10月lO日，武昌起义开始，三天后，袁世凯出场；两个月后，孙中山回国了，并被17个省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王朝迅速解体，中华民国成立，—批清王朝遗臣纷纷逃往日本；王国维、罗振玉二位的好友汪康年，听说袁世凯复出，当即中风，死于天津。没过几天，好友蒋伯斧染病身亡，罗、王二人听说起义爆发，便相约各备盐米，以效死清室。11月，王国维带领家人，随同罗振玉及其长婿刘季英，亦即刘鹗之四子，去天津候船。中旬，三家一起搭乘温州丸商船，自天津启程，来到京都郊外吉田山下之田中村赁屋而居。王国维、罗振玉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五年，朝夕相处，探讨学术。最初，王国维与罗振玉共居一处，稍后，王国维一家搬出住，但王、罗两家之居所却很相近。罗振玉赴日本时带有大量书籍与古物藏品，逐步在京都以建立起了自己之书屋，名为“大云书库”。据悉，在大云书库之藏书约有五十万卷，还有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与其他收藏器物达一千多件。为整理这些书籍和藏品，罗振玉和王国维忙碌了整整几个月。可以想见，此丰富之典籍文物，为王国维、罗振玉两位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何等之优越条件。借助于大云书库提供之丰富学术资源，王国维、罗振玉在各自之学术研究上皆取得了丰硕之成果。京都期间，使王国维、罗振玉一生之学术合作达到巅峰。最典型的是在1913年，他们共同完成了《流沙坠简》这部学术著作。这部学术著作价值很高，是根据法国汉学家沙畹所编的一本中国竹简文献之书辑录成的。因为原书存在不少问题，故王国维与罗振玉有所分工地对其中之资料重新进行了梳理、编订与考释，全书共三个部分，其中第一、第三部分之考释由罗氏承担，第二部分则由王氏负责，这是全书之主体部分。此外，王氏还为此书撰写了弁言。此一严谨的学术工作为他们带来了很高的学术声誉。后来得到鲁迅的高度评价。另外，罗振玉在这一时期完成之甲骨学著作《殷虚书契考释》亦渗透着王国维之心血。这是一部非常重要之学术著作，可以说是当时甲骨学研究之必读著作，书中从形声义三个方面确认了近五百个字，具有很高之学术价值。在著述过程中，王国维帮助罗振玉整理甲骨实物及拓墨，并为之撰写前后序跋各一篇，不仅如此，罗振玉在此书中还采用了不少王国维的学术观点。
另外，这一年罗振玉出所藏齐鲁封泥墨本，罗氏特此请王国维排比，编成《齐鲁封泥集存》一卷，王国维专门写了序言。序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