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天，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叔雅先生请陈寅恪拟定招生国文试题，陈寅恪有对对子“孙行者”一题，引起舆论大哗，以为此是无用之旧套；陈寅恪最初默然不答，后于《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畅论国文试题之应改变前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阅卷者良心上不致受特别痛苦，而时间精力俱可节省。”其论及所以出对对子之义，陈寅恪认为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一）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能否分别平仄声，这点最重要，则知平仄声之测验，应列为大学入学国文考试及格之条件，可以利用对子之方法以实行之；（三）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思想条理如何。陈寅恪认为，凡上等之对子，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对一对子，其词类声调皆不适当，则为不对，是为下等，不及格；如思想重复，即使词类声调皆合，亦为下等，不及格；因其有正，而无反也。若词类声调皆适当，既有正，又有反，是中等，可及格。（《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第249页）陈寅恪文中对此四条均分别有详略不同之论述。这其实是以最简单之方法测验应试者的基本功，应是无可疑论的。陈寅恪意中“孙行者”之最佳对应为“胡适之”，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陈寅恪此对原有所本，1965年为此文所写《附记》中指出：“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犬名（见《战国策·齐策》及《史记·范睢传》），‘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页）于此，可见陈寅恪之博学深思。陈寅恪当时的作文命题还有《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和转学生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报考研究生的作文题亦为对子“墨西哥”。时当有三考生及格，一为周祖谟，语言学家，后为北大教授；一为张政娘，古文字学家，后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还有一位据说是段玉复，后为北大数学系主任。“墨西哥”一联，迄今尚无对工的。关于陈寅恪所命题的《梦游清华园记》，目的非常明确。他在公开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三十多年后又写的《附记》中说：“盖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像。此即赵彦卫《云麓漫钞玖》所谓，行卷可以观史才诗笔议论之意。若应试者不被录取，则成一游园惊梦也。”（《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6页）
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还指出了各种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及特殊之文法，比较研究之法，非在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中进行，不能得其功。“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独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故陈寅恪对马建忠之仿印欧语系而建立中国文法之作不以为然，斥之为：“《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语言如此，文学更然。陈寅恪说：“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也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比较研究方法之义既如此，故今日中国必先将国文文法之‘格义’观念，摧陷廓清，然后遵循藏缅等与汉语同系语言，比较研究之途径进行，将来自可达到真正中国文法成立之日。”（《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252页）陈寅恪的高度阐释，今天看来，应成定律，而发轫于七十多年前，则不能不说是卓见。陈寅恪的意思非常明确。所谓比较，切忌乱比，换言之须有可比性，诚然按照平行研究之观念，时人早已将荷马与屈原进行比较了，此种比较，如以严肃认真态度，求同证异，说明中外文人之共同“文心”，亦并非不可，陈寅恪所批评的只是随心所欲、沽名钓誉之乱比；就陈寅恪主张且进行佛教与文学之关系之研究看，不可将他的观点视为单纯之影响研究，故宗教与文学之比较，已属平行研究范围。事实上陈寅恪认为比较作为一种方法，可用于多种领域，不必计较其属于何种学派。只要历史上二者确实有互相影响或互相对照、对比之事实特征，即可以也应该运用比较法。故陈寅恪再三强调：“故今世之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否则模糊影响，任意批评，恐终不能有真知灼见也。”（《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46页）陈寅恪当年所批评的现象，即使在今天也还是严重地存在着，胡乱比较之妄人也还有之。
陈寅恪尝谓：“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这是陈寅恪当年参与审阅《清华丛书》，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结尾处的一段话。（《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5页）“不古不今”，乃指国史中古一段，也就是他研究的专业。如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随唐五代史专题研究、高僧传研究等，皆属“不古不今之学”之范围。就此专业而论，陈寅恪固有异于乾嘉诸老之杂博，亦与梁启超、王国维诸人之上下古今之学，有所不同；而与近代中外专业史家庶几近之。在中古史的研究方面，陈寅恪早年的确是用力最多的，据他的弟子蒋天枢说，乃师对佛经用力最勤，于有关典籍，“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劬。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有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9l页）可惜的是，陈寅恪在这一方面之研究尚未完成，即被战乱打断。芦沟桥事变一起，便匆忙离开北平，失去良好之研究环境。陈寅恪虽携带一部分重要资料和文物逃难，但不幸先后在长沙和越南焚毁或失窃，何况目力日损，无法再继续此一研究，陈寅恪在《陈述辽史补注序》一文中尝谓：“寅恪频岁衰病，于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久不敢有所论述。”（《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5页）故虽于《高僧传》注释甚多，《高僧传笺证》一书终未竣稿。但陈寅恪研究佛经，并不对经义本身有浓厚之兴趣；“寅恪之所以喜读内典”（《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2页），旨在研究历史，他把“内典”作为思想史之资料读，为了这一资料之有效利用，必须对其作者、年代以及内容先作周密之考证。所以，佛教史研究主要是考订工作。
五、《挽词并序》之真知灼见
关于陈寅恪“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的论述，七十多年来，凡论述陈寅恪之思想见解者，大都把这几句自述作为陈先生的最确切之自我写照。既然自称“近乎湘乡（即曾国藩）、南皮（即张之洞），遂而即断定陈寅恪是一个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人。学界有人对这样的论断却觉得有难安之处。因为，陈寅恪先生在撰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的一段话，乃是陈寅恪自抒胸臆之真知灼见。陈寅恪写道：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诗集·附唐诗存》第12-13页）
陈寅恪在这里所作的阐述，其文化学术思想，的确非咸丰、同治之世所能有，亦非湘乡、南皮二人所能想像的。又如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也还有另外一段阐述，颇能说明问题。陈寅恪写道：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其真能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金明丛稿二编》第284-285页）
从以上引述的两段文字中所表达的思想、议论，亦皆非咸、同之世与曾、张两人之所能具有，自然也更难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强相牵附矣。
那么，陈寅恪先生为何有那样的一段自述呢？学界有人认为那几句自述实际上只是一种托词。理由何在呢？陈寅恪之好友吴宓先生在《空轩诗话》中曾说，他在1919年始识陈寅恪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这里所用之“博学卓识”四字，确系至当不易之论。尽管如此，陈寅恪一直却“卑以自牧”，非但从不炫耀卖弄，也从来不以开风气、使用新方法之先进人物自居。陈寅恪不趋时，不傲物，故宁肯退居于咸、同之世，宁肯自比于曾、张之论。故，那几句自述恐乃托词耳。如果我们在阅读研究陈寅恪的学术著作及学术思想时，以咸、同之世和曾、张两人之间去追寻或探索其踪迹，那将会是南辕而北辙的。
总之，至“七·七”事变清华园的十年中，是陈寅恪的生活最为安定、学术声名日隆之日子，这期间大约发表了五十余篇学术论文与序跋，被日本以及欧洲的汉学界公认为博学而有识见之史学大家。“七·七”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与北大、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陈寅恪亦辗转执教于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春，临时大学决定再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其文学院暂设于蒙自，陈寅恪由广西抵香港，再由越南海防到达蒙自，执教于西南联大。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未能成行。1940年3月，陈寅恪去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暑假后，复去香港待机赴英，因战事滞留香港，遂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陈寅恪便辞去港大教职。这期间，他生活非常困难，常用衣物换食物，但却拒不接受敌伪的所谓“关照”。有一次，日本宪兵队给他送去一些面粉，他和夫人全部搬出去，坚决不收，他闭门读书，至次年春校读《新唐书》三遍。1942年5月，陈寅恪一家离港返回内地，6月底至桂林，在广西大学任教一年。1943年8月，陈寅恪应成都燕京大学之聘，离桂林前去担任历史教授，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陈寅恪闻讯无比欢欣，写有《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全诗云：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诗集·附唐诗存》第49页）
此诗一吐“闻讯杜陵欢至泣，”“喜心题句又成悲”之心情，深切地表达了陈寅恪此时的心声。
1945年秋，英国牛津大学复约其往任首席汉学教授，并治疗眼疾，遂由成都搭机至昆明，再由印度抵达英伦。到英后，眼疾治疗无效，乃于1946年4月辞去牛津大学首席汉学教授，本想去美求医，但在船上得知美国医生对其目疾亦无良策，而未登岸即回国。1946年秋回北平，陈寅恪复返清华大学执教，因双目失明，清华、北大和中央研究院各有一人为其助手，帮他查阅资料和抄录书稿等。1948年，陈寅恪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本年底离开北平前往南京；1949年1月，陈寅恪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请，由上海至广州，任教于该校。1958年后，陈寅恪不再授课，专力学术研究。他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及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未到任）1969年10月7日含冤逝世，享年7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