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是文艺美学，怎么突然又搞起了人文学术？这是许多朋友的疑问。其实，读过我的《智慧与觉醒》的朋友当有所了解，在那本文艺美学专著中已经涉及到文学之外的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符号学筹领域。令我十分不解的是，1994年元月出版的那本小书，至今还有朋友说看不懂。至于为何搞起人文学术研究，或者说何以选择了王国维、陈寅恪作为研究对象的，说来话长那是1986年的时候，我在是年《读书》杂志第5期上读到著名学者何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陈寅恪学术思想散论》，由此便对陈寅恪这个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就注意收集和阅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并且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与资料卡片。通过阅读先生的著作，对先生的家世教养，价值取向，一生立身处世之基本规范为精神动力的渊源，皆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他也尝用《白虎通》之“三纲六纪”来界说中国文化。“纲纪”既为抽象之理境，则其经验之内容自必随时代而变动。关于此点，他在《序》中已言之甚显。1964年6月，在《柳如是别传》刚刚完稿后，以前清华研究院的学生蒋天枢从复旦大学前往中山大学拜谒他。在蒋天枢临别之前，他不但将生平所有著作诗文皆郑重托付给了这人生唯一可信任之弟子，而且写了一篇序和三首诗以道其学术托命之意。此一序三诗皆写得极为沉痛，他的学统情操亦故表露无遗。
其实，我进一步思考的是：陈寅恪一生所追求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促使我思考的是他在1929年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几句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档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字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鸣呼！树兹石于讲舍，系衰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见《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8-9页）这篇碑铭与《词序》先后呼应，同在强调学统中心价值具有超越时空之精义。据此阐释，对于学统价值之解析，便不应只停留在形而学之经验层面。以“读书治学”之“士”而言，他们献身真理的具体方式虽因历史条件之限制而千变万化，各有不同，但却又殊途同归，体现了一种永恒而普遍之精神价值，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究其底蕴，其背后之道德动力，是由学统所提供。《赠蒋秉南序》所言“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及“贬斥势力，尊崇气节，”恰恰是他本人一生践履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后之证词。早年的《五碑》（1929年）与晚年的《蒋序》（1964年）是两篇息息相关之文字，可以使我们了解陈寅恪怎样调整今古学统价值，以通向现代之转化。关于陈寅恪一生践履其“独立之精神，自己之思想”之经过，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现了第一手新史料。1953年11月下旬，陈寅恪以前的学生汪受命到广州请他到北京中科院任历史二所（即中古史所）所长。汪一到广州之当晚，即将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交给了陈寅恪，第二天一早，陈寅恪便坚决地给予了否定之答复。关于此事件过程，后来记录在汪所写的一份长逾万言之《陈寅恪的简史及学术成就》。据汪的诉告书，“连续两天，陈寅恪‘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6页）。最重要的是扳告书所载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段自述，是由汪笔录。全文已收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和三联版《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中，在此仅引最有关系之部分，以为研究之依据。陈寅恪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触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按：指汪）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陈寅恪·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63-464页）
我在1995年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读到以上文字，感到非常震撼。我感到这不是一般的文字，而是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史上一篇别开生面的大文字。我们所有人必须了解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处境，才能真正懂得这篇文献的历史价值。陈寅恪是最敢于承担人类良知的一代知识分子，他活得无比崇高。他在生命的最后20年，可谓真正完成了一个有尊严的学者人格造型。他是中国学人中之学人，以热血与生命践履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一个学人之所以为学人的风范之所在，如此崇高之人格。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洵属罕见。这就是我为何选择了陈寅恪作为研究对象之动因。
因为研究陈寅恪，从中我发现陈寅恪与王国维在学术上有许多相似性与内在之关联性，故在研究了陈寅恪以后，我又接着初步的研究了王国维。这两位大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皆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做出为开拓性的杰出贡献，因而在国内外学界享有很高之声誉。两位大师虽然共事时间不长，政治思想亦不完全一致，但由于学术渊源及治学方法较为接近，相互影响，遂成忘年之交。
陈寅恪与王国维皆受乾嘉学风之影响，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子培）之影响更大。沈曾植专精音韵训诂，又深通梵文，精研我国西北史地与元蒙史，平生著述不下数十种。1915年王国维经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从此他们过从甚密，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一文，直接受沈曾植之启迪而作。王国维晚岁从事元蒙史、西北史地、边疆之学的研究，皆直接受沈氏之影响。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散厚老人）与沈曾植之关系亦十分密切。沈氏自退官后避地海滨，时与散厚老人相酬唱。陈寅恪是晚辈，对沈氏产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后来陈寅恪从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之研究，与沈氏之影响，不无关系。此外，王国维与西方著名汉学家法国的伯希和、沙畹等皆有密切关系。陈寅恪在巴黎结识伯希和，乃由王国维写信介绍。当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虽然没有见过陈寅恪，但称陈是“最伟大的中国学者”。戴氏在悼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陈寅恪在巴黎时很可能听过伯希和的课。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从此陈、王共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因侍父亲请假，于1926年秋才到任，故陈、王共事不到一年。共事时间虽短，但他们建立了深厚之友谊与学术关系，从陈寅恪在诗文中对王国维思想的深刻了解，不可能在《挽词》和《碑铭》中作出中肯之分析。由此可见他是真正之相知。王国维深知陈寅恪了解自己，故在遗书中把后事嘱托给他，说“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陈氏不负重托，在王氏死后，他撰写了挽联、挽诗、挽词、碑铭、书序等诗文，充分叙述了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及其治学方法，并使之发扬光大。
总体来说，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百年学术史上的第一学人，陈寅恪是20世纪百年学术史上学人中之学人。陈寅恪在1927年撰《王观堂先生词序》中称王国维与文化“共命而同尽”，这不仅是破译了王氏自沉之灵魂密码，而且也是陈寅恪自己终身为之不屈不挠、不渝不悔的学术人格宣言。在20世纪百年学术史上，王国维与陈寅恪是两尊学术的丰碑，是两座后世难以企及的文化学术宫殿。只有这两位大师才能够平起平座，并驾齐驱。正是源于此，我选择了此两位大师作为研究对象，并作为一本书呈献给读者。
本书的内容文稿，曾以论文的形式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过，这次出版时略加整理，目的是使之秩序性、系统性更强些。感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文联的领导，特别要感谢宁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余光慧同志，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与鼎力相助，这部纯学术性的著作是难以问世的。还有宁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对出版此书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荆竹
2008年元月20日匆草于银川风声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