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王国维缪荃孙之信已透露了王氏写《宋元戏曲考》之本意，是书被命名为“考”。“改易书名”之遗愿，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得以实现。中国戏曲史乃梁任公之专史，王氏为何要将此书名之为“考”呢？这说明，王氏此专著之特色是“考”而非“史”，此开创性即建立在其考证之学上。此书为中国戏曲研究之开山之作，除开头之《自序》外，凡十六章，后附录《元戏曲家小传》。该书主要作了这么几个方面之考证：首先是考证戏曲之起源，即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认为戏剧起源于歌舞。“歌舞之兴”，则始于“上古之世”，亦即上古之“巫”，“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王国维文集》第5l页）并分析和概述了自汉至唐五代之歌舞戏之历史发展与变迁。王国维说：“自汉以后，则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实始于北齐。顾其事至简，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然后世戏剧之源，实自此始。”（同上注，第56页）通过周密之考证，王氏将戏剧起源说得一清二白。其次是王氏认为中国戏剧基本上是形成于宋代。从第二章至第七章，依次是《宋之滑稽戏》、《宋之小说杂戏》、《宋之乐曲》、《宋官本杂剧段数》、《全院本名目》、《古剧之结构》。王氏考证“滑稽戏始于开元，而盛于晚唐”，至宋金之戏剧则完全大不一样了。从结构上进行分析，宋代之戏剧实在是综合了此前所有之滑稽戏及杂戏和小说，故才有了真正之故事剧之发端，但是，王氏又认为，宋代之滑稽戏虽然以托故事来嘲讽时弊，但亦并非以故事为主，宋之戏实在是以包含之意义为主。这就说明，宋金二代，确实将中国戏剧之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王氏还进一步考证和分析了诗词与戏曲发展之关系及不同特征。王国维分析道：宋之歌曲，其最通行而为人人所知者，是为词，亦为之近体乐府，亦谓之长短句。其体始于唐之中叶，至晚唐、五代，而作者渐多，及宋而大盛。”（同上注，第84页）可见，中国戏剧之发展，与历代诗词结合得相当紧密。宋人宴集，多以歌为主，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亦以一阕为率；有时亦往往以一曲连续歌之，每一首咏一事，共若干首，则咏若干事，当然，有时亦有合若干首而咏一事者。（同上注，第84页）王氏说：“此种词前有勾队词，后以一诗一曲相问，终以放队词，则亦用七绝，此宋初体格如此。”（同上注，第86页）总之，王氏考证十分精审，并运用非常翔实之史料以佐证，令后世者叹为奇观。王氏在分析研究中，运用近代新的艺术美学发展观，得出令人信服之考证结果：一是中国真正之戏剧，起始于宋代；二是宋金二代之戏剧“其结构与后世戏剧迥异，故谓之古剧”；三是元以前虽有“演剧之结构”的记载，然无传世之作，放中国之真正戏曲，当从元杂剧开始。第三是王氏考证了元杂剧之崛起以及它在中国戏剧与文学史上之位置。从第八章至第十三章，乃全书之主体，亦乃王氏在此领域研究之精粹部分，依次顺序是：《元杂剧之渊源》、《元剧之时地》、《元剧之存忘》、《元剧之结构》、《元尉之文章》、《元院本》。王国维从元杂剧发展之渊源上考辨始，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分析论证，王氏认为元杂剧是继承和发展了前代之戏曲。宋杂剧用大曲者遍数较多，通前后为一曲，其次序不能颠倒，字句亦不能增减，格律亦较严格，所以，运用亦颇为不便；元杂剧则不然，每剧皆用四折，每折易一官调，每调中之曲，必在十曲以上，比起宋杂剧来说，要开阔自由得多。王氏进一步分析道，宋人之大曲，就其现存者观之，皆为叙事体；金代诸宫调虽有代言之处，而其大体还只是叙事；而独元杂剧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虽宋金时或当已有代言体之戏曲，而就现存者言之，则断自元剧始，可以说，这是中国戏剧上之一大进步。这两者之进步，一属形式，一属材质，二者兼备，这才是中国真正之戏曲之开始。接着，王国维从元剧产生之时代背景、时间地点、经典剧目、经典作家，综论考证元剧兴盛之由来及其演变。此处不加详细考绍，只想说明的是，王氏之精彩分析考证，至少为中国戏曲史研究提供了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其一，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元杂剧之兴旺发达，标志着中国戏曲艺术取得了划时代之进步。尤其是从一些经典剧目来看，新兴之文学形式在刻画人物、描写环境、结构布局、曲白结合诸方面，皆达到了相当高之水平，使元杂剧与南戏之产生有了坚实之美学基础；其二，从中国戏剧艺术之发展看，元杂剧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戏剧发展史上之高峰，其原因即在于元杂剧之独创方面较多，其中之一即是“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一（同上注，第149页），使三者融为一体；另外，便是王氏所指出的“意境”在元杂剧中独一无二之表现。王国维写道：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154页）
王国维还列举了关汉卿的《谢天香》、《窦娥冤》，郑光祖的《倩女离魂》，马致远的《任风子》、《汉官秋》等作品加以佐证与分析。王国维真不愧为创造艺境学说之大师，即便是元剧这一艺术形式，他也能用“意境”这一美学范畴加以分析研究，此正应了他那句话：“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同上书，第5l页）此话不虚，王氏的确有独特之学术创获；其三，从中国戏剧创作之角度来看，元杂剧能与唐诗宋词并称为中国文学，即在于其作品能写当时社会及时代之真实情状，能揭露社会矛盾，能反映底层民众之心声，其作者亦是普通作者，并非有“名位学问”之人，其剧作也非。“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之意，但却能“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使“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所以，元曲成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同上注，第153页）第四，是王国维考证了南戏与元杂剧之渊源关系，亦即是第十四章《南戏之渊源及时代》，第十五章《元南戏之文章》和第十六章《余论》。王国维通过对南宁及元、明之际江南戏剧及其代表作《荆钗》、《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之深入考查与分析，得出了十分精辟之见解。首先，王氏认为南戏之曲名，出于古曲者多，亦乃综合旧曲而成，并非出于一时之创造。另外，考证出了元剧与“南北二戏”之共同点与差异性。认为“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则亦不过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故元代南北二戏，佳处略同。唯北剧悲壮沈雄，南戏清柔曲折，此外殆无区别”。（同上注，第176页）这里，王氏反复运用“自然”、“意境”之范畴分析戏剧作品，说明王氏从《人间词话》至《宋元戏曲考》，他的美学观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所变化的是由西学转向了国学，由纯思辨哲学转向了文史考证之学。《宋元戏曲考》正是他运用乾嘉考证之学所研究之结果，钩沉故实，探赜索隐，多有所发明创造。当然，王国维超过前人之地方很多，不限于考证方法，主要还在于王氏有着与前人不同的近代的新科学思维方法之运用。
七、元剧与中国近代文学
从《宋元戏曲考》来看最明显的是王国维运用西洋美学观点，发现诗词与戏曲之最主要区别是一抒情，一叙事，但叙事者未必皆是戏曲，例如小说、故事、神话等。诗中亦有叙事，但不等于是戏曲。王氏不同于前人者不仅在于历史的眼光与深度，而且善于运用科学之方法，通过对中国戏曲发展、演变之疏理、考辨，指出了真正的戏剧的审美特质，划分出了“真戏剧”与“非戏曲”之界限。他在《戏曲考源》一文中写道：
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古乐府中，《焦仲卿妻》诗、《木兰辞》、《长恨歌》等，虽咏故事，而不被之歌舞，非戏曲也。〔柘枝〕、〔菩萨蛮〕之队，虽合歌舞，而不演故事，亦非戏曲也。唯汉之角抵，于鱼龙百戏外，兼搬演古人物。张衡，《西京赋》曰：“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又曰：“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以适蛇；洪崖立而指麾，被羽毛之被襳蹽。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则所搬演之人，且自歌舞。然所演者实仙怪之事，不得云故事也。演故事者，始于唐之大面、拨头、《踏摇娘》等戏。……虽搬演古人物，然果有歌词与故事否？若有歌词，果与故事相应否？今不可考。要之，此时尚无金元闻所谓戏曲，则固可决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2—133页）
王国维说得很清楚，“以歌舞演故事”者，即是戏曲，虽“咏故事，而不被之歌舞”，即不是戏曲，虽合歌舞而不演故事者，亦不是戏曲。可见，王氏的戏曲与非戏曲之界限十分明了，毫不含糊。王氏在《宋元戏曲史》中进一步提出了“真戏剧”一说。他说：
然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故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84页）
王国维在这里明确提出“真戏剧”之范畴，肯定是在中西方美学光芒之映照下提出的。所谓“后代之戏剧”，当然是包括了莎士比亚、莫里哀和席勒，假如王氏只知其中土之“曲”而不悉“西洋之名剧”，那肯定是提不出“真戏剧”这一概念的。王国维认为，中国戏剧实在是到了宋金二代才有了真正之故事剧，此前虽有戏剧，但多为滑稽游戏中之“古剧”，算不上是真正之戏剧，真正之戏剧还是要从元代开始。这是因为，戏剧发展到了元代才以演故事为主，动作、言语、歌唱三位一体，或科、白、曲三者合而为一，此乃王氏所谓“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之核心。由此，戏曲有了自己明确的科学的定义。并得以走出“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另外，王国维把元剧提高到与中国近代文学相同等之地位，揭示出了元剧之真正美学特征。王氏认为，元剧之所以能成为“一时代之文学”，其主要特征即是元剧为中国戏剧史上“最自然之文学”，遂成一代之绝作。由此，中国戏剧与“西洋之名剧”相比，毫无愧色了。王国维说：“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既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文集》第153-154页）王氏的这些观点，在此前之有关文章中似亦能找到其依据，如《戏曲大家海倍尔》、《英国小说家斯提逢孙》，以及有关莎士比亚、拜伦、席勒、歌德等诗人、作家的传论中，皆有所论及。但到了撰《宋元戏曲史》一书时，其发挥可谓淋漓尽致矣。王国维通过对中国戏剧发展之研究，揭示出了戏剧不是“自娱娱人”，而是自有其艺术之核，此“核”即王氏反复自谓之“最自然之文学”。按照后世之观点来阐释，最自然之文学，当是最能反映现实之文学。这就提示了，任何文学，皆应反映当世之审美价值观念，反过来说，即是要用当世人之审美眼光来观大千世界，使繁杂纷扰之世界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使之变成“有我之境”（《人间词话》）。此种观点，当是近代新颖的科学的美学观念。
《宋元戏曲史》之问世，是王国维一生学术事业的重大里程碑，亦乃中国文学艺术史研究之一座丰碑。它的不朽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其精彩论述，正如他在《莎士比（亚）传》中所说，“愈咀嚼，则其味愈深，愈觉其幽微玄妙。”一部以考证学为其治学特色之学术著作，能臻此境界者在近世人文学者中能与其比肩者可谓少之又少矣。然而，后来的研究者尽管在某些方面有可能超过王国维，或补充王氏之不足，或完善王氏之论说，但《宋元戏曲史》是不会被堙没的，它已成为中外学术史上之一部名著。时至近百年后之今日，它依然是研究中国戏剧史、文学史以及文化思想史之经典著作。
总之，无论在哲学研究或诗学研究与戏曲研究中，王国维始终最重视的是有关史的考察，可以说，终其一生，他的史学、考据方面的兴趣一以贯之的，从《宋元戏曲考》的写作过程即可证明这一点。王国维不辞辛劳，带着疾病，从1908年着手开始搜集、整理中国历代戏曲史料。于1912年撰成了《宋元戏曲考》这部不朽名著。王国维的学术转向是从研究哲学而改为传统词曲开始，这一转向虽是实在的，但也属大体区划。并非前后两橛。他的哲学研究与诗学研究、诗词创作原本系携手并进，其基本美学思想仍与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密切相关。辛亥东渡日本后，王国维虽从此不再提及“西洋哲学”，但康、叔美学思想却在他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之痕迹。故“移于文学”，不过是一种表象的学术表达而已。我理解，王氏由治哲学而转向治文学，完全是处于一种操作之方便罢了，实并未真正放弃哲学。通过他的诗学研究、诗词创作、戏曲史研究之经过，以及研究成果所投射之学理光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王国维所谓的“移于文学”，只是将西方美学原理运用于文学尤其是词学与曲学领域的研究与开创而已。这一思想，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他的生命之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