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你能够同老板交上朋友，说明你与老板的距离很近。但是，这种朋友关系的最佳状态是业务上的朋友和工作上的挚友。如果你能推动老板在公司中的地位，你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否则你就是个制造是非的人。
记住，老板欣赏你，绝不是为了与你交朋友，而是要让你为他服务，争创效益。
但下班后，你可以与老板放松地聚一聚，喝喝酒，说说笑话，情浓似水，也是可以的。老板毕竟是人，需要一个可以倾听的对象。
学会给上司抬软轿
有句俗话说：“抬轿人哼，坐轿人也哼。”这其实是一种生活的真实反映。当然，两个“哼”字的内容并不相同。抬轿人“哼”的是“累”，是“苦”，是“煎熬”。坐轿人“哼”的是“烦”，是“躁”，是“不舒服”。对于抬过轿子，也坐过轿子的人，深知其中的滋味。抬轿是苦累不堪的强力劳动，肩上承着重负，还要不停地走，这又苦又累的劲儿就不必说了。如果抬轿的人不合脚、不协肩，左一跌右一撞，那坐在轿上也是挺不舒服的，有个七上八下的感觉，好像随时都有会掉下来的危险，这便是“坐轿人也哼”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只是打个比方，事实上，我们平时所说的“抬轿子”，是指对上司的恭维，不过这种“恭维”也要讲究技巧，弄不好你就变成让人“坐轿也哼”的抬轿人了。
这种“奉承”的技巧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为尊者讳。”“尊者”就是上司，就是大人物，就是领导；“讳”就是避讳，就是隐瞒，就是不提起。既然需要避讳和隐瞒，那当然不是什么光彩事。一句话，那就是上司的隐私。“为尊者讳”说白了，那就是尊重上司的隐私。
其实这种“避讳”的念头是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并非是“上司”级别的人所专有。
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曾经是个小混混，当过和尚和乞丐，这当然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按说根本算不得什么隐私。但是自从他当上了皇帝之后，他的寒微出身便成了他的“短处”，“短处”和“隐私”一样是碰不得的东西；碰他这些东西就犹如揭了他的短，这是比挖他的祖坟还更令他恼火的事情。
朱元璋在儿时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方不圆。听说朱元璋做了皇帝，就想去向他要个一官半职的，以便风光一回。他跑到京城里对朱元璋先大大地奉承了一番，说：“皇上，草民听说皇恩大如天，泽被天下亿万黎庶，来京之后一看果然不差。人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草民叩请皇上给个一官半职，让草民有一碗饭吃就行。草民深信皇上不会让一个儿时朋友失望。”
朱元璋其实已经认出这个儿时好友方不圆了，却故意惊诧问道：“你是谁呀？”
方不圆说：“皇上怎么不记得了，我是方不圆啊，咱俩从小在濠州（治钟离，今安徽）凤阳（临淮关西）一起长大，从小就光着屁股在一块玩，你干了坏事全由我替你挨打。有一次我两个偷了一个农家豆子，背着大人用破瓦罐煮来吃。豆子还没煮熟，你就要拿来吃，我不肯，你就抢，结果破瓦罐被打烂了，豆子撒满了一地。被偷了豆子的人家发现后追来打人，你比我小，所以飞快跑开了。我只好站着等别人捉住打了一顿。怎么，皇上如今一点也不记得这件事情了吗？”
方不圆把这儿时的恶作剧说得十分详尽具体，心想这定然能够得到朱元璋的封赏。谁知这便犯了“不为尊者讳”的大忌，当众揭朱元璋儿时的“短”，于是朱元璋龙颜大怒，吼道：“大胆刁民，竟敢编了故事来骗朕，朕儿时哪有这些不光彩的事情？来人，推出去斩了！”
方不圆喊着朱元璋的儿时小名，破口骂道：“朱老四，你耍什么威风，别看你现在成了皇帝，你从小当混混当乞丐当和尚的事情别想瞒过世人，你不过是个流氓皇帝……”再也骂不得了，刽子手已奉朱元璋的圣旨将方不圆的嘴巴塞住了。没过多久，方不圆便被腰斩弃市于京城街头。
这个只“方”不“圆”的人之所以丧命，就是他不懂得“为尊者讳”的道理的结果；他本以为细数朱元璋儿时趣事就可以得到朱元璋的理解和同情，殊不知这正好揭了朱元璋的“短”，使朱元璋龙颜震怒而斩了他。
与方不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基。刘基字伯温，是帮助朱元璋立国称帝的主要谋臣，他是一个被民间传说为神仙般的历史智慧人物，但他知道历史上太多的故事，那都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类的经验教训，知道开国君王都是立国后斩杀功臣的黑心人王，所以他在朱元璋立国称帝奠定了明朝基业后，尤其是看见方不圆揭了朱元璋儿时之“短”而招致杀身之祸后，他便下定了“全身而退，远离君王”的决心，但他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却是从赞颂和吹捧朱元璋入手。他对朱元璋说：“皇上，古往今来，万岁的天恩宽厚无与伦比，臣为万岁立国并没有什么功劳，万岁却封臣为诚意伯，使臣深感愧颜。”
朱元璋一听，高兴得不得了，说：“刘爱卿你客气什么？朕岂能只封你为诚意伯，朕还要任命你为我朝的开国宰相！”刘基说：“皇上，万岁的天恩真是比地厚，比天高。但臣实在没有担任宰相的气质和才能，一来我嫉恶如仇，结下了不少仇敌，我当宰相不但难以服众，而且会遭致谗言陷害；二来我是个散淡的山民，耐不住繁重的日常事务，我若是当了宰相一定会辜负了万岁的恩典。现在，我倒请皇上准予臣告老归乡，回家先过几年清静的布衣生活。万岁是古往今来的圣主明君，一定会成全臣的小小心愿。”
朱元璋其实此时心里正担心刘基聪慧过人，功高震主，他所说要任命刘基当开国宰相的话，不过是一种试探性的言词而已，今听刘基自己请求告老还乡，心里正巴不得，马上给予恩准，赐刘基归老还乡。
事实上，历史上没有比皇帝老子更大的“大人物”了，皇帝对任何臣民百姓来说都是上司，因而任何臣民百姓对皇帝说话都无一例外地会吹捧和赞誉，就是那个最后招来杀身大祸的方不圆，对朱元璋一开始也是从吹捧人手，说什么“皇恩泽被于亿万黎庶”，自己来求个“一官半职”，只不过是为了“背靠大树好乘凉”等等。可惜他后来忘记了“为尊者讳”的律条，揭了朱元璋儿时的“短处”才招致杀身之祸。
“为尊者讳”，是官场上一条铁定不移的规矩，古往今来，概莫例外。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只在古时官场宫廷之中才有这样的条规，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约定俗成的习惯。
二、圆润通达的为人处世
为人处世的基石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的道德观念和思想修养源远而流长，自古以来就被中华民族所重视。“诚信”一词由“诚”和“信”两个单音字构成，许慎《说文》、班固《白虎通》以“诚信”两字互训，其含义既相区别，又紧密联系。
诚，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二义，一是本体特性之义，二是德性之义。
其一，诚是一个表述宇宙本体特性的哲学范畴。《礼记·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朱熹注：“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可见，诚就是实际有、实际存在、真实无妄的意思。自然宇宙是物质性的，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自从宇宙形成之后，它就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和节拍运动、变化和发展，人们承认它是那样，人们不承认它还是那样。实有就是天道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特点。
其二，诚是一个表述人的基本德性和精神状态的道德范畴。《礼记·中庸》云：“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注：“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诚作为道德范畴，其指向不再是宇宙自然界而是人本身。
古人认为，天道的本质特性是诚，是实有，人是天地的产物，因而人在德性上也保存了天道的本质特征，但没有达到天然具足的程度。人作为万物之灵，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内在本质及其不足，并通过后天的努力，不断培育诚的德性，并把它发扬光大。作为传统道德范畴，诚是个体德性和精神的内在实有。其含义有三：其一，诚是与天道本质特点密切相联系的人的真诚无妄的德性；其二，诚是人的自我统一性，是身心内外的合一不二；其三，诚是诚敬严肃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人的内在实有的德性，总是要通过人的外在言行表现出来。某人的言行就构成了其他人对某人具有多少诚的德性的了解、判断和评价的依据。然而，某一个人的言行常常不能完全地表现一个人内在德性的实有。其他人受自身言行习惯的局限和对某人言行了解程度的局限，常常不能对他人的德性做出恰当的评价。真正能够正确评价自己有多少“诚”德性的人，是某人自己及对其有深刻了解的“知音”。
自然界没有主观意志，因而不存在什么“假相”；人类有主观意识，故而有虚伪和谎言。在道德领域，与“诚”相对的是“伪”。所谓“伪”，就是没有内在德性的实有而伪装成有。“伪”是对他人的欺骗，比“无”更坏，因此，人们常常说“真小人”比“伪君子”还更可爱一些。
信，在字形结构上从人从言，讲的是言谈的诚实性，言由心出，表里一致。“信”字原本讲的是人在神面前祷告和盟誓的诚实不欺之语。古人认为，神灵具有人所不可企及的智慧和能力，人在神面前只能老老实实，否则必有灾祸降临。《左传·隐公元年》记载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典型地表现了春秋时期人们的“信”观念。郑伯就是郑庄公，从其出生的第一天起，他的母亲就不喜欢他。其父郑武公去世后，郑庄公即位。其母背地里支持其弟太叔段谋反篡位。郑庄公早有准备，击败其弟，囚禁其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誓不相见”。不久，郑庄公回心转意，对母亲很是想念。但是，那个“不到黄泉，誓不相见”的信誓，决定了母子二人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相聚了。后来，一个叫颖考叔的人给黯然伤神的郑庄公出了一个主意：掘井见黄泉，母子隧中相见。郑庄公母子因此才得以团圆。郑庄公之所以信守誓言，就在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人类对于鬼神的畏惧。这种对于鬼神讲信的行为方式运用到人际关．系之中，讲求人际之间的言而有信，也就是人际信用伦理。
诚与信有着密切的联系。诚是人内在的德性，信则是诚的外在表现。诚于中，必信于外。因此，诚与信联结为一个词，表述的是人们诚实无妄、信守诺言、言行一致的美德。诚信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诚实无伪、言而有信。千百年来，诚信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要求，对于人际的协作和和谐产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干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常常自己给自己鼓劲，使自己集中精力，使自我内部统一起来，这就是一种诚的功夫。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在的诚，也就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自我，其心灵是涣散的，外部表情也是散漫的，对外部信息的感应是浅淡的。这样一种心灵状态，做事不可能做得漂亮，修德不可能有效果，与人相处不可能交成好朋友。《中庸》所说“不诚无物”就是这个意思。
人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动物，总要与他人交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言行来进行的。成于中必显于外。心有诚意，口则必有信语；口有信语，身则必有慎行。一个人能够长期地坚持以诚信待人处世，就会形成诚信的人格。具有诚信人格的人，就会赢得人们的普遍信赖。自尊者人尊之，自敬者人敬之，自信者人信之，这是人际交往的必然规律。
一个人诚信与否，是以行为和时间来检验的。孔子曾讲，“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一个有道德的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自己诚信故而也相信别人的诚信。然而，人并不都是言而有信、言行一致的，因此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有的人自以为很高明，认为人都很好欺骗，故而长于言而短于行。但是，人毕竟是不能靠欺骗生活的，当其欺骗的把戏被人们普遍知晓的时候，这种人就变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没有可行欺骗的环境。小时候常听的《狼来了》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某些人欠缺诚信的美德，却不思考如何实际地约束自己、提高诚信度，而是用各种手段和方法伪装诚信。《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在隐蔽的地方，在微小的地方，常常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真正的面目。即使伪装得再高明，总是会露出破绽和马脚的。只有表里一致的人，才没有破绽。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内在德性诚实的人一般都从来不表白自己的诚实，而惯于说谎的人总是诚恳地向人表白自己说的不是谎话；诚实的人总觉得人人说的都是实话，不诚实的人总觉得别人都不诚实；厚道的人常常认为人人都厚道，工于心计的人常常认为人人都工于心计。具有丰富人生经验的人，不需费很大的气力就可以通过言谈洞察一个人的德性。
诚信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对人们的共同要求。与人相交往，自己首先要保持诚信。然而，正常的、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维持则需要双方或多方都讲诚信。“信”字还包含同心相知、彼此信任的意思。如果双方当面说一套，背后搞另一套，友好的关系不可能得到维持，两人更不能成为朋友。彼此以诚信相待，不因偶然事件而动摇，不因时光流逝而褪色，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诚信。
值得指出的是，诚信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每个人都不可须臾而离，但这并非绝对。诚信是一个基础性的道德，它需要以正义的道德原则来统帅。一个人为人处事，一言一行，都要以义为原则；义所当为则勇往直前，义所不当为则退避三舍。一个公务员把关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机密很“诚信”地告诉敌人，一个银行职员很“诚信”地把银行保险柜的密码告诉抢劫者，这不是愚蠢便是白痴。这种小人之信是不能提倡的。孟子曾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对于一个病入膏盲的人，你不必告诉他实际的病情；对于一个别有用心的人，你不必告诉他不该知道的秘密。从大义出发，该说实话的时候说实话，不能说实话的时候保持沉默，这并不妨碍一个人诚信的品格。
先秦时期，商鞅为了变法，而“立木取信”。三国时诸葛亮为了让众将信服于军法的权威，真正做到令行禁止，虽然主观上极不情愿，但还是要在用人之际“挥泪斩马稷”。曾国藩曾经有所感慨地说：“天地之所以不停止，国家之所以建立，圣贤之所以高大长久，都是诚来体现的。”所以诚就是最真，最真就能达到最美，最美就能达到最善，这样便是天地的大德。
在逆境中学会变通
逆取，就是“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意思，即隐藏自己的目的，并让对方得到满足，最后则让自己得到满足。关于逆取之法，《荀子》中曾这么说：“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
人的逆境大约可分为四种，一是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是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是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是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如何对待逆境也有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