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的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而成为宋太祖，这一基本史实并不存在疑点。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次政变过程中，有关史籍的一些细节方面的描述充满着矛盾，主要围绕赵匡胤是完全被动接受黄袍加身，还是其集团进行的一次早有预谋和准备的政变？有关的史料与素材矛盾百出，使这一事件的进程变得扑朔迷离。
五代末，显德七年（960）的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接到镇、定二州的军情急报，说北汉勾结契丹，大军声势甚盛，南下侵入边境，形势十分危急。宰相范质、王溥等商讨后奏准太后，立即派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诸将领兵出征。大将慕容延钊简选精锐，率前军先行启程。赵匡胤调集各路人马，领大军也随即北征。初三，军队驻扎于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诸将聚谋，以为主上幼弱，他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也为国家着想，不如立太尉为天子，然后北征也不晚。乃找匡胤之弟、时任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商议。光义以为：“哥哥忠赤，不会同意。”赵普认为：“外寇压境，大敌当前，应先御敌，战归再议。”而众将坚持说：“若太尉不受命，六军难以向前。”此时，赵匡胤却醉酒卧营不省，众有拥立之意的将士便环立待旦。次日黎明，军营四周呐喊声起，震动原野。光义与赵普入营告知，而诸将士也直叩寝帐之门，高呼：“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赵匡胤惊起披衣，未及应酬，便被扶到议事厅，有人把皇帝的黄袍加到他身上，众人都罗拜庭下，口称万岁。匡胤要推辞，众人不答应，并相与扶匡胤上马，拥逼南行。匡胤在马上说：“你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那就必须听从我的命令，不然我不做这个皇帝。”众将下马回答：“惟命是从。”然后匡胤严肃颁布了有关入京以后士兵秋毫无犯的约法，并令众立誓，这才率军返回开封城，遂取代后周政权，建立了大宋王朝。
上述故事情节，主要意译自宋代最具权威的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其他重要史料记载也差不多。从其具体过程考察，此次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似乎是一次偶发事件，是遵循五代将士拥立主帅的旧例行事，赵氏集团事先并不知情，赵匡胤完全是被动接受众将的请求，不得已才同意做皇帝。然而从其他相关史料分析，却使人感到其描述是大有疑问的，黄袍加身应是一次有预谋有准备的政变，所谓“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岳蒙泉《绿雪亭杂言》）。
赵匡胤出身将门，22岁时投到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效力，因战功卓著，30岁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他以拜把子的方式，团聚了一批生死与共的高级将领铁哥们，号称“义社十兄弟”，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显德六年（959），33岁的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执掌了禁军最精锐部队。六月，周世宗去世，恭帝即位，时才7岁，太后也年轻少谋，孤儿寡妇无能力执政，几位宰相也较懦弱。而这时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外，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可以说一场政变在如此成熟的条件下已开始酝酿，问题只在于找一个怎样的契机发动而已。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说：“时都下欢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说明此事，早在政变之前已于京城一带传得沸沸扬扬，且能断定政变将发生于“出师之日”，此绝非普通民众所能猜测和指定的。所谓只有“宫中未之知”，应指宫廷中后周皇帝的孤儿寡妇还被蒙在鼓里。不能判定的是：这些传言是赵氏集团为政变故意所做的舆论准备，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在有关征兆的预见中所做的推测？大军在开拔途中，一个号称谙知天文的军校苗训，也指点了当时“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是即将改朝换代的“天命”。这一宣传与京城传闻相配合，使人感到有故意做舆论准备之嫌。
此传闻在京城造成民众如此的恐慌，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听说，那么宰相范质、王溥等大臣是否知晓呢？如果知晓，他们仍派赵匡胤率军出征，是否与赵氏集团同谋呢？不过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范质与王溥似乎又不知情。据有关记载，兵变消息传到京师，范质受到太后的谕责，退出朝门，握住王溥的手道：“仓促遣将，竟致此变，这都是我们的过失，为之奈何？”王溥听了发愣而无法回答，忽口中呼出呻吟声来，原来范质握手之指甲已陷入他手腕皮肤，几乎出血。赵匡胤入城后，还对范质等人“呜咽流涕，具言拥逼之状……（范）质不知所措，乃与（王）溥等降阶受命”（《宋史·范质传》）。等到赵匡胤诣崇元殿行禅代礼之时，召文武百官就列，班定礼仪程序之时，独缺周帝禅位制书，这时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出诸袖中，进曰：“制书成矣。”遂完成此禅位之礼，使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其中，像翰林学士之类的官员已早有准备，而宰相范质等居然一点也不知情，似乎又很难说得过去。
《宋史·杜太后传》载，杜太后得知其子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脱口说道：“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依然谈笑自若，没有任何惊诧之表情。《涑水记闻》也载，杜太后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据说，匡胤年轻时，杜氏劝他好好读书，匡胤奋然回答：“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世事扰乱，愿习武艺，安邦定国。”杜氏笑道：“儿能继承祖业，便算幸事，还想什么大功名哩。”匡胤道：“唐太宗也不过一将门之子，后造成帝业，儿想与他一样干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母亲以为如何？”杜氏怒道：“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后来往往没用，还是读书去罢！”而这时，连年老的母亲都变得如此胸有成竹，遇事不惊，说明赵氏集团对这事的准备应已相当充分。所以后人以诗讽讥道：“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反道帝无心。”
一些宋人笔记记载，赵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庙算卦，占卜功名前程，据说自小校以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卦皆不应，最后唯剩“天子”时，一掷而得此卦。这事真伪已无法考定，然而从其为当时广为流传的轶闻而言，也或是赵氏集团所做的舆论准备，至少说明赵匡胤自己早已对此事有所谋划。而政变发生之际，赵光义和赵普马上派快骑入京，通知其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让他们在京城做好改朝换代的接应准备。有意思的是，此时赵匡胤居然醉酒卧营不省，而使将士们环立等待，直到次日黎明。这一情节是真实的，还是故意做作，抑或后人编造？也令人颇感困惑。
大军返回京城，城门早在石守信诸将的控制之下，不但入城顺利，整个京城也没有因此发生大的动乱。时正早朝，副都指挥使韩通闻讯，还没来得及集结军队应变，就被入城的殿前司勇将王彦升追杀，并诛灭其全家。这是后周将相中唯一的罹难者，他还没来得及组织起反抗，就被迅速剿灭，如没有事先布置安排，怎么会如此周全。当然，事后还要掩饰一番，将韩通以礼葬之，并嘉其临难不苟，赠中书令之职。有意思的是，后来宋太祖幸开宝寺，见壁上供有韩通的画像，立即令涂去，应是内心有愧吧。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本因边境军情告急，这才令赵匡胤率军北征，为何黄袍加身后便率军回京，而不用去抵御强敌了呢？有所谓“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查初白《敬业堂集》）。一般认为，镇、定二州是在谎报军事，以配合此次政变。这样，镇、定二州节度使也理应是赵氏集团的成员了。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镇、定二州军情并没有谎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契丹国志》诸重要史籍都有相关军情记载。而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据《宋史》两人的传记所载，宋初，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监军密奏：“崇有异心，宜谨备之。”同时，“孙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归山，诏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廪，召集丁壮，缮治兵甲，欲还狼山以自固。”被人告密，令举族迁赴都城，审问后削夺官爵，勒归私第，并严惩其部下。可见，两人不可能属于赵氏集团成员。那么，为什么北汉与契丹入寇之军队没有长驱南下，确实令人不解。其后，郭崇曾来报：“契丹与北汉军皆遁。”为什么会自动撤退呢？难道是其趁后周“主少国乱”之机起兵入侵，而得知政变后“宋立国安”，就自动退兵了吗？五代诸帝多由军队拥立，如唐废帝李从珂、唐明宗李嗣源、周太祖郭威等，它是唐代藩镇割据后军人擅废立之权而留下的遗风，自然为儒家正统思想所不齿。所以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以洗刷其篡夺王位的千古骂名，于是在有关文献中遮遮掩掩，弄得历史记载矛盾百出，整个过程疑团丛生。再如邵伯温在《闻见录》中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认为赵光义压根儿就没参与陈桥兵变，那时，他正留在开封城里陪母亲杜氏。而有的史书（《太祖实录》新版）却说，陈桥兵变后军队入城，秋毫无犯，是光义叩门而谏，才有太祖约法立誓之举。这里是乘机烘托宋太宗的高大形象，亦可见官方在有关文献记载中所做的手脚。实际上，赵匡胤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五代动荡和中原分裂的政局，拉开了经济与文化都颇为繁荣的宋代序幕，是有功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人们对其如何取得政权的细枝末节已不太在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