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自杀身亡，李自成如愿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一切似乎都在按设想中的进程顺利进行。然而，吴三桂在山海关“冲冠一怒为红颜”，改变了这一切，功败垂成的李自成仓皇逃离北京，在清军的追击下一路狂奔，不久便传出在九宫山遇害的消息。然而，有关李自成最后归宿的争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息过。李自成是战死沙场，还是削发为僧？死于何时何地？自清初到现在，数百年来，因官私史乘、谱牒、方志所记人各异词，有的说他是自杀，有的说他是遇害，有的说他是禅隐老死；死地也有湖北、湖南、山西、江西、贵州等几种说法。
有关李自成归宿的各种说法林林总总有十余种之多，但归纳起来看，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两种：一是李自成死于败乱之中，二是李自成兵败后削发为僧，禅隐若干年后圆寂。
据此关于李自成死亡的时间和地点也就主要趋向两种说法：一是说顺治二年（1645）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另一说是康熙十三年（1674）死于湖南石门夹山。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一直到现在仍争议很大，没有定论。
李自成在顺治二年死于九宫山的最早记录是清朝将领阿济格向清朝廷的奏报和南明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的奏报。阿济格是追击李自成到通山九宫山下的清军统帅，在顺治二年闰六月的奏报中，阿济格称“有降将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认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南明何腾蛟曾两次向唐王奏报。他的第一次奏报说，“斩自成于九宫山”，因长沙府通判周二南死，失首级。在第二次所上的《逆闯伏诛疏》中何又说：“李万岁爷被乡兵杀于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这是依据归附何腾蛟的原李自成部下张双喜、刘何当的口述奏报的。
此后，很多记载均认为李自成是在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的。费密在《荒书》对李自成被杀的经过有着很详细的记述：“李自成独行到牛迹岭，遇大雨，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者以铲杀自成。”在正史以及地方史乘中也有类似的具体记载，如《明史》、《小腆纪年》、《南疆逸史》、《湖广通志》、《武昌府志》以及《通山县志》等。特别是后来《朱氏宗谱》、《程氏宗谱》的新发现，更增加了这一说法的可信程度。建国后的众多史学家如郭沫若、李文治等人均赞成此说。一时之间，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之说几乎成为定论。
但此论盛行不久后，一些人指出此说存在着许多可疑之处。疑点主要有：首先，他们对通山九宫山一说进行追本溯源，最早对李自成死讯进行记录的是阿济格和何腾蛟，而二人当时并没有亲眼所见李自成的尸首，只是在奏报上提到“尸朽莫辨”，他们的消息来源主要是从降兵和降将那里得到的，连阿济格自己也不能肯定，称要再行察访，因此当时在明廷和清廷内部有很多人质疑消息的可靠性。事实上，阿济格便因迟迟交不上首级为李自成验明正身而遭到上司的严加斥责，而何腾蛟也因此被冠以“谎报战功”的罪名，最终被撤职。可见当时清政府和南明小朝廷都没有确认李自成的死亡。另外，如果李自成真的死于九宫山乡民之手，当时在九宫山的李自成部队还有10万之众，一定不会放过九宫山的乡民，但史书并没有此类记载。最令人费解的是像李自成这样一位极具影响的重要人物，他的死亡竟然在朝廷的残档、朱批“红本”中都无记载。而通山九宫山说的另一“力证”《程氏宗谱》、《朱氏宗谱》都纂修于民国年间，所述当年之事并不可确信。
随着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一些人提出李自成在夹山出家为僧之说。这一说法的依据主要是何璘所撰写的《书李自成传后》和在夹山出土的一些文物。何璘曾到实地进行考察，据山上一位老僧介绍，夹山灵泉寺早年有过一位古怪的和尚，号“奉天玉和尚”，他就曾服侍过奉天玉和尚。据他说，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初年来寺的，说话是陕西口音，并取出一幅奉天玉和尚画像，何璘发现画中的和尚与书所记李自成长相颇为相似，加上奉天玉和尚的法号和李自成的“奉天王”称谓只相差一点，极有可能是故意避讳的，因此他认为这个所谓的“奉天玉和尚”有可能就是李自成，也就是说李自成兵败后最终遁迹湖南石门的夹山灵泉寺，削发为僧。
在夹山附近出土的文物，更是为夹山一说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在澧州发现奉天玉和尚的墓地中出土了与米脂县地方传统的随葬符碑内容十分相近的符碑，此外还在夹山附近出土了“永昌通宝”铜币、刻有“永昌元年”字样的竹制扇骨、铜制熏炉等。“永昌”是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时的年号。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一个铸有隶书阳文“西安王”字样的铜制马铃。这和李自成家乡陕西米脂县出土的、上面铸有“自成王”字样的马铃，形制相同，字样一样，花纹相似。这一切都表明夹山地区与李自成存在着某种联系。此外，有学者还认为当年服侍奉天玉和尚的弟子野拂是李自成义军中的将领，即李自成的侄儿李过，这也证明了李自成在夹山出家的可信性。此外，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出现的诗集《梅花百韵》也被认为与李自成有关。
但此说也遭到了通山九宫山说者的质疑，认为这一说法存在着诸多硬伤。首先，他们提出何璘所述并不可靠，如奉天玉画像，其实与史书并不一致。《明史》称李自成“状貌狰狞”，且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在作战时左目中矢，因此当时被称做“瞎贼”。而画像中的和尚左目未眇，老僧在叙述中也没有提及他眼瞎，可见与李自成无关。其次，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并不能证明李自成终于夹山，而只能证明确有奉天玉其人；没有确凿证据、仅凭《梅花百韵》诗集中个别诗句的口气，无法判断诗作者就是李自成。第三，湖南大学者王夫之与李自成是同时代的人，他撰写的《永历实录》所记李自成至九宫山“为土人所杀”有很大的权威性。同时《程氏宗谱》尽管出于民国，但关于程九伯杀害李自成之事是依据旧谱转录的，绝不可能是杜撰，而且该谱与《朱氏宗谱》以及顾炎武的《明季实录》所载一致。
总之，关于李自成逃出北京城后的生死问题一直以来是个谜团，它吸引着众多的专家和李自成研究的爱好者的注意力，各种说法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