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不久，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各高等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响应党的号召，自愿进藏工作者中以汉族居多。他们进藏工作的时间正是青春年华的大好时节，也正是结婚成家的年龄，他们当中的很多同志在校学的就是藏语文，又到西藏来工作，与藏族同志在一起朝夕相处中产生了很深的感情而结为夫妻的。像现任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次旺俊美的妻子张廷芳是汉族，也是他的大学同学。他们结为夫妻后，在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中都事业有成。张廷芳先生现为西藏大学副校长，他俩在各自的单位都重任在肩，并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青年女作家央珍曾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西藏文学》任编辑期间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位山东籍汉族青年结为夫妻，后随丈夫，进京生活、工作已好几年了。
原西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何宗英先生为北京人，汉族，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学的是藏语文，是当年要求自愿进藏工作的热血青年。在西藏基层工作的时候，他的一口流利的藏语，让一位藏族姑娘为之倾倒而结为伉俪，相亲相爱了一辈子，而今俩人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何宗英先生整日著书立说，他老伴心疼得不让别人打扰。又怕他累着，让他带孙子，和孙子一起玩，以为是最好的消遣，而何先生则不以为然，仍埋头著述不辍。
在西藏，像何宗英先生这样的民族团结的家庭可谓很多，进藏大学生与藏族人成家的现象随着政治形势等因素的变化时淡时浓，但一直在延续着。进入80年代以后，又有了新的变化或者说是有了新的情况。就是改革开放后，随着西藏经济的日益繁荣，内地包工队和打工人员的大量涌入，尤其是有文化有技术的打工人员备受藏族姑娘青睐，这个阶层之间的人通婚的日渐增多。如贡嘎县姐德秀镇仅有的6个汉族和两个土族人中，就有3人与当地人成了家，并有了孩子，各自靠自己的小买卖在这里举家过日子。
从内地考到西藏上大学的汉族小伙子，在一些藏族姑娘的眼里更是理想的伴侣，觉得汉族小伙子有文化，会挣钱，会疼人，还会操持家务，更不会因为贪杯而误事，与他们过日子靠得住，带着这种看法，藏汉族青年之间联姻的趋向日趋明显。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马戎教授在他的《西藏的人口与社会》一书中关于藏汉通婚情况的详尽论述，以下是他的书的部分摘要。
1990年西藏自治区总人口当中，藏族占95．5％，汉族占3．7％，其他民族占0．8%。除了藏族以外，汉族在人口规模上是西藏第二个重要的民族。由于西藏自治区的汉族人口基本上是1952年，和平解放以后陆续进入西藏的，其中大多数是政府安排进藏支援各项建设事业的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及家属，所以西藏的汉族人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研究西藏的民族关系，最重要的是研究汉藏关系。
根据西方民族社会学理论，民族通婚是衡量民族集团之间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唯有当两个民族群体之间语言能够相通，有大量的日常社会交往、价值观彼此认同、在法律上和权力分配方面基本平等、相互没有民族偏见和歧视行为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民族通婚。因此我们在研究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时，很自然地对民族通婚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汉藏通婚在与内地毗邻的藏区比西藏自治区要多一些。自清末在川西和甘青藏区实行改土归流之后，政府大力发展农业，一些汉人移入藏区开垦荒地，并与当地藏族结婚。李安宅先生曾把甘孜地区汉藏通婚家庭的人口规模与其他家庭作了比较，“藏人家庭，平均每家人口2．54人；汉藏合组家庭，平均每家人口4．88人；汉人家庭，平均每家人口6．5人。足见藏人家庭人口最少，汉人家庭人口最多，而汉藏合组之家庭占中间地位。此例证，对于文化接触与文化变迁等问题，不无意义”又“据刘赞廷1941年统计，甘孜藏区汉藏合组的家庭有45000户之多”可见当时四川甘孜地区的汉藏通婚已比较普遍。
1811年，在拉萨生活了4个月的英国医生马吝曾经描述说，在西藏中部（卫藏地区）“在每座城市中都有一名清政府的官吏和一个不大的清军兵营。在（从拉萨通向各地的）驿路沿途每隔一段距离便有清政府的驿站。当时与藏族女子共同生活并且生下孩子的清朝士兵很多”，由于“清朝驻军不能依例三年轮换，因此士兵与藏族妇女通婚”。
除了士兵之外，生活在拉萨和西藏其他城镇的汉族商人、工匠在清朝中叶和末期大约有2000-3000人，他们当中有些人与藏族通婚是完全可能的，虽然我们无法得到具体的统计数字，但是他们的数目一定不少，因而1934年当黄慕松赴拉萨对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时，黄与噶厦谈判中的一个条款涉及到“西藏的所有藏汉混血者”的行政管辖权的问题，黄要求由国民政府驻藏办事机构来管理，噶厦认为“1912年……西藏政府就曾要求所有在藏的汉人返回内地，那些出生在西藏的人请求留在西藏，并签订了纳税和服从西藏管辖的协议”，噶厦坚持这种管理关系应维持不变。
1942年8月和10月，在噶厦政府和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之间发生的两起冲突，都是因汉藏混血居民的法律纠纷所引起。由此可见，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西藏的汉藏通婚和混血者是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历史文献中曾有过不少关于汉藏通婚的记载。但是解放后关于汉藏通婚的资料却十分缺乏。1990年西藏自治区第四次人口普查分布的结果中有各县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团结户”，由于西藏自治区除了藏汉两个民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0．8％，“汉族与少数民族团结户”可以说大致就是汉藏通婚户。1990年普查登记的“民族团结（汉藏通婚）户”共有2639户，人口为1095人。这些汉藏通婚户的37．7％住在拉萨城关区，另外34．6％住在其他6个地区行署所在地，7．5％住在东部邻近四川的昌都地区各县（昌都县作为地区行署所在地除外）。这三部分加在一起就占了通婚总户数的80％。从汉藏通婚户的地理分布情况，也可看出西藏地区汉族人口的地域分布特点和汉藏交往的情况。马戎著：《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年，317~319页。
（二）西藏民族团结形成的原因
1．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开启了全国各民族和藏族大团结之门
西藏在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被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农奴主把农奴和奴隶当作私有财产，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在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直到1959年被废止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文将人分成三等九级，规定人们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法典规定，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等，其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为一根草绳。农奴主以野蛮、残酷的刑罚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动辄对农奴和奴隶实施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投水等骇人听闻的酷刑。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特别是政教合一制度下宗教和寺院对人力、物力资源的无穷无尽的消耗及其对人们的精神奴役，严重地束缚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得西藏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中叶，西藏社会仍然处于极度封闭落后的状态，现代工商业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没有，农业生产长期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牧业生产基本采取自然游牧方式，农牧品种单一退化，劳动工具得不到改进，粮食产量只有种子的4~10倍，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广大农奴饥寒交迫，生存维艰，因饥寒贫病而死者不计其数。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等城镇中，乞丐成群，到处可见满街要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19世纪中叶以后，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大肆烧、杀、抢、掠，并通过强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种种特权，疯狂掠夺资源，大量倾销商品，对西藏进行殖民控制和剥削。并在西藏少数上层统治者中培植亲信，寻找代理人，阴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帝国主义的入侵加重了西藏人民的灾难，也加深了西藏社会的矛盾，使本已破败不堪的西藏社会更加难以为继。西藏社会危机四伏，广大农奴在内外双重压迫和剥削下生活急剧恶化，为摆脱绝境不断发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反抗。曾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多次指出：西藏“照老样子下去，过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载《中国藏学》（北京）1991年第1期；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进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和模范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指示，铁一般的纪律，秋毫无犯的精神，赢得了民心。藏族人民视进藏解放军为“菩萨兵”，整个六七十年代，唱彻全国、家喻户晓的“金珠玛米牙古嘟”，就是西藏人民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西藏人民发自内心的这些肺腑之言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毛主席、党中央和西南局、西北局一再教导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要以实际模范行动，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为了进军西藏，不增加群众负担，毛主席提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一切费用开支完全由中央负担。进藏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始终不渝地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不进喇嘛寺院，还经常为群众背水、运输、收割打场，因而深受广大农牧民群众拥护。进藏人民解放军还积极为群众免费医治疾病，免费为群众的牲畜防疫治病，发放无息农贷和发放无偿农具，兴办学校，让群众的子女免费入学读书。1954年江孜发生大水灾，正当成千上万的群众面临危难的时候，人民解放军送去了粮食、衣服和被褥，帮助灾区人民重建了家园。部队在完成进驻西藏边防的任务后，为了减少在市场上采购粮食，立即在各地开展开荒生产运动，第一年就开荒3万多亩，生产粮食和蔬菜300多万斤。此外，进藏部队在公路未修通、自己还有困难的时候，平价供应茶叶给群众，收购了商人积压两年价值400多万元的羊毛，使商人摆脱了困境。这一切，藏族人民看在眼里。他们认识到这些“汉人”和清朝的军人不一样，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藏军不一样，从而逐步消除了对人民解放军的误解，并把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称为“新汉人”、“菩萨兵”。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各兄弟民族大力支持西藏人民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由国家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修建的康藏、青藏公路于1954年通车。接着又修建了拉萨至日喀则、日喀则至江孜、江孜至亚东的公路，大大加强了西藏地方同祖国各地的联系，促进了藏汉民族的团结。
民主改革后，昔日的奴隶从封建农奴主那里分到了土地、房屋和生产资料，有了自己的土地种，有了自己的房屋住，当家作上了主人，当然是喜不自禁的。当家作主的喜悦，与新生的政权和刚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密切相关，当时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是很难用语言所能表达的。当时的“翻身农奴把歌唱”等一首首歌唱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的动人歌曲从西藏高原唱到了首都北京，从北京唱彻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这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所有的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歌声了，它所表达的就是那个时代西藏人的心声。可以说，这是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民族团结的发端。
对此，张宗显在采访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益希单增时，他说：
“西藏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关系的确不错。所谓西藏的民族关系，主要是指藏汉关系。在西藏历史上由于英帝国主义的入侵，1904年英帝国主义打到江孜，后来又到拉萨。后来，又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藏汉民族间发生了很大的隔阂。这个主要不是在下层，而是在上层，主要是在拥有生杀大权，拥有生产资料和农奴的三大领主，主要是他们。他们与我们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处得比较紧张。主要是帝国主义入侵，带来他们所谓帝国文明，煽动西藏人搞独立，然后排斥中央政府的权力，排斥中央政府的管辖，所谓的排汉事件，这正是解放军进藏时间，即1950、1951年的时候。那么，西藏的藏汉关系为什么在解放军进藏以后好起来了呢？主要原因是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造成的。因为，代表中国大多数人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所率领的军队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有严明的军规。他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他们的到来，使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奴感到非常亲切。虽然当时还没有民改，但是广大农奴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给他们所带来的好处。虽然是很朦胧的，不那么明显（因为当时正处在农奴主制度下），但是人们已感受到了这一点。解放军不拿他们的一针一线，走到哪里都规规矩矩，扫地、打水、盖房子、救死扶伤，这种种表现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高人一等欺压群众、剥削群众的做法，这和农奴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称呼解放军为‘菩萨兵’也好，‘神兵’也好，‘神鹰’也好，当时我是十八军的一个小鬼，我是1950年当的兵。我们与老百姓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住哪儿都好，人家都欢迎。除昌都战役有抵触以外，广大农奴是欢迎的。他们面临着他们巨大的利益将要来临，新的世界将要产生，旧的剥削制度将要推翻，乌拉差役、牢狱将要解除掉，利益促动着他们的内心的感情都不一样。
到了1959年，一些人听了达赖的话，参加了叛乱。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只要有反动上层和叛军行动都向我们报告。当时人民群众的千万只眼睛盯着他们，只要有动静，就向我们报告，关系极为密切，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可是现在不行了。还得用钱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