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惇
我大概在20年前认识了燕尤。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各地都缺乏外国文学教师，我们教研室为适应这种需要，办了几期外国文学教师进修班。记得燕尤就是在那时来到北师大，在进修班学习。我在进修班讲课，讲的可能是“莎士比亚研究”专题课，这样也就有了认识燕尤的机会。不过，燕尤不是一个爱张扬的人，平时默默地学习，很少说话，所以，我与她接触并不多，现在已经记不得燕尤那时的情况了。只是她那很有特色的名字给我下了印象：燕子本来是春天的象征，美好的形象，燕中之尤，不同一般的燕子，当然更是与众不同了。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的几次活动中，碰到燕尤。一看到“黄燕尤”这个名字，立即觉得眼熟，交谈中说起她在北师大学习过，才恍然记起往事。
近几年，因为比较文学教学研究的事，与燕尤接触多了起来，她给我的印象依然是踏踏实实，不事张扬，默默地工作，默默地耕耘在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园地里。
在一次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的会议上，知道她不但正在教比较文学，而且申报了一个科研项目，研究如何把比较文学这门新兴学科运用到中学语文教学中去。这件事让我对她刮目相看。我知道，把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相结合，谈何容易。这是比较文学园地里的一块处女地，而且是一块人们不大重视的、难以开垦的处女地。有一些中学教师从教学发展的方向考虑，愿意在这块土地上进行试验，也有像山东潍坊学院刘献彪教授那样的少数大学老师，热衷于这项事业，而一般教师，不论是中学教师还是大学教师，都很少过问，因为它太难了，弄不好会白费功夫。还有人瞧不起它，不屑一顾。黄燕尤既不在中学工作，也不研究教学法，完全可以搞自己熟悉的研究，躲开这样的难题。然而她自告奋勇，知难而上。这就真是不同一般了。几年来，她尽心尽力地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几乎把教学以外的精力都投入了这项研究。据我所知，为了进行这项研究，她推迟了重要的课题，以至影响她提职称。在研究过程中又克服了多少难以预料的困难。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她完全是出于公心。我也相信，她搞研究不是为自己，而是看需要。正因为如此，她才有不畏艰难、坚持到底的毅力。
另一件事更让我对她刮目相看。那就是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的银川会议。我们研究会是1995年成立的，同时举行了第一次年会。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大家都感到有必要举行第二次年会。但是谁来承办是一个难题。谁都明白，承办这样的会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工作的难度不说，单就需要花费的时间，就是个无底洞，耽误不起，而对于已经步入中年的教师来讲，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个人的，集体的，家庭的，事业的，忙不胜忙，时间是多么宝贵。正在我犯难的时候，燕尤勇敢地表示，她打算接受这个任务，由她来申请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承办这次会议。说实在的，她的表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对于她能不能承担这样的任务我也很没把握，可是，我佩服她的勇气，也感谢她对比较文学事业的一片热心，不好拒绝。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可我总捏着一把汗。2003年10月，我们的会议如期召开，而且开得非常成功。不少同志认为，这是我们学科历史上开得最好的会议之一，一切都很顺利，大家心情舒畅，收获颇丰。我们感谢西北第二民院校长和各级领导的支持和指导，然而，燕尤的繁忙和辛劳是可想而知的。应该说，她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为我们的比较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如果把银川会议比作比较文学园地里开放的一朵鲜花，那么燕尤以她的出色的劳动，和我们大家一起培植了这朵令人难忘的鲜花。
最近，燕尤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她准备出一本比较文学著作，同时给我寄来一批论文复印稿，嘱我为她的书写序。我当然很高兴，也乐意写点什么，为她的成功助兴。当我拿起这些文章，细细阅读的时候，我惊讶了。说实在的，以前我不知道燕尤在比较文学方面研究些什么，也不知道她写过哪些文章。看了文稿才知道，原来燕尤不但在教书，而且还在比较文学园地里辛勤地思考着、笔耕着。这些文稿体现出观点方法上的前沿性，它们运用20世纪的新理论新方法，诸如原型理论、符号学、女性主义等，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探讨，时时发出新意。这些文稿的涉猎面颇广，它们以文学为中心，又辐射式地向其他领域拓展，研究课题涉及戏剧、美学、绘画、建筑、民俗、历史、文化等，着实体现了比较文学的开放性特征。然而，在我看完这些稿件，把它们放在一边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是一个侃侃而谈的女性学者的身影，因为它们处处都表现出女性学者特有的视角、特有的体验和特有的兴趣。这也许可以说是黄燕尤这部著作的个性特色。
燕尤以这样的一部著作向我们显示了她在比较文学园地里耕耘的阶段性成果，我们祝贺她，也希望她今后继续耕作，不断有嘉作问世。
2005年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