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成书于18世纪，正值清朝所谓“康乾盛世”。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体制严谨，封建思想完备。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奉行孔孟儒家伦理的教化，加之历代思想家不断对其强化，使之不断完备，以相佐朝廷的统治。因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以礼教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到了曹雪芹的时代，正值封建末世，在所谓“康乾盛世”的暂时繁荣的假象下面，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过分苍老的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漫漫的历史长途，到这个时期已经破败不堪，迫近一个历史的终点。正像《红楼梦》所描绘的贾府那样，“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社会的腐败没落在民俗上的表现就是道德沦丧。《红楼梦》堪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在《红楼梦》中，仁义道德的封建伦理早已被男盗女娼所代替。贾家的宁荣两府，完全沉溺于荒淫放荡的享乐之中。曹雪芹清醒地看到社会腐败的本质和封建礼教的虚伪，以一个少女清纯的爱情映照出贾府上下淫靡之风的丑恶卑劣，寄托了自己与传统礼教相悖离的人生理想。自觉或不自觉的，他赋予黛玉以全新的人生价值。黛玉的性格核心是人格和个性意识，为此，曹雪芹甚至着意刻画她的“小性”、“为人苛刻”，塑造出一个与传统淑女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对个性的追求本是资产阶级女性的特征，曹雪芹以此塑造黛玉无疑是受到宋明以来资本主义思想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家庭的一些影响。曹雪芹祖上几代世袭“江宁织造”的职务。当时机户的生产方式已是手工业作坊式的，从中已经萌生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且，江南一带本是我国最早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的地方，如棉纺织业、造纸业、制瓷业等等。久为江南的官吏，思想意识上必然会受到某种影响，曹雪芹祖父曹寅就曾为鼓励生产而取消禁令，减免租税。父辈生活所涉及的有关内容，也许在潜移默化当中对曹雪芹不无影响。《红楼梦》中就多次提到江南的情况，还提到与欧洲国家的往来，这在其他古典作品中是极少见的。所以，黛玉形象之所以在古典文学人物长廊中显得出类拔萃，是因为她体现了一个杰出艺术家的思想高度。
《红楼梦》中黛玉等妇女形象的塑造同时体现了曹雪芹对待妇女问题的进步态度。在封建道德中，妇女问题或妇女本身被社会和人们称为“色”，显示了对妇女的轻蔑、不尊重。甚至《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优秀作品，对妇女也极轻视。又如《西厢记》《牡丹亭》，虽然歌颂青年男女的至诚至爱，但其爱情必以才子金榜题名，佳人花容月貌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仍未摆脱封建文学的传统窠臼。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梦》显出它的卓越之处。曹雪芹把妇女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男性的附庸或生活的点缀，完全以尊重的态度严肃地描写女性，描写爱情，因此才会产生林黛玉这样不朽的艺术形象。作者塑造这样的形象不是偶然的，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曹雪芹以社会批评家的眼光，认识到封建的妇女道德观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柱石之一，看似琐碎的妇女生活牵动着封建社会丝丝缕缕的人际关系。于是，他才从琐细的生活着眼，从少女们细腻的感情着手，以女性的痛苦和压抑揭开社会黑幕的一角，使黛玉这样的形象如光束透进黑暗，从中体现自己与传统的封建妇女观决裂的立场。应该说，曹雪芹笔下的黛玉等女性形象具有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
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对妇女的描写同样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她笔下的妇女形象也是在日常的琐碎的生活中体现时代和历史风貌的。
《源氏物语》问世于11世纪（1001—1008年间），时值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后期。一般认为，日本的封建社会始于镰仓时代（公元12世纪中叶）。在此之前，日本从大化革新（公元645年）开始出现封建主义的社会内容，主要是中国儒教和佛教的传入（公元6世纪）带来的影响。从大化革新到平安时代早期（包括飞鸟、白风、太平时代），日本从管制到思想，从宗教到艺术，主要是模仿我国唐代文化。至平安时代后期（10—12世纪），日本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断完善；一方面“国风”文化形成，也就是输入的中国文化“日本化”。紧接着便进入了镰仓时代。显然，健全封建主义的文化建构，促进封建社会形成，是平安时期历史的必然要求。这就不言而喻，封建意识是当时的进步思想意识。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从一定的历史高度去看待《源氏物语》作者妇女观的意义。
平安时代的文化也呈现着多元化和阶级性的特色。官方思想和民俗之间有着相当的差距。在妇女问题上，朝廷内和上层社会在儒家思想几个世纪的影响下，已逐步形成了封建的伦理道德。其中最明确的是男权思想，男子可以娶数房妻妾，而女子不仅要从一而终，而且不能见生人，如被男子窥见便必须嫁与他。妇女一旦成为妻子，便要恪守本分，理想的女子便是紫姬那样的。而当时的民俗如何呢？田泽坦教授等所著《日本文化史》一书中讲道：“从日本最原始的社会组织形成时，母权家庭制度就存在了，并且仍是平安时代的日本社会的重大特征。当时妇女可以有自己的见解反对男性，这是以后一千年中不再可能出现之事。”显然，当时的民间生活与封建主义是相悖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紫姬形象的历史意义。紫式部以儒教为标准，明确提倡封建伦理道德，这显然是健全封建文化的一个方面，而且在文学中表现出来，体现了一种社会趋势。紫式部之所以能在平凡的生活描写中体现相当的历史意义，与她的经历很有关系。她出身官宦之家，长大后多年生活在宫中（做女官），所受的教育，所接触的生活都是上层社会的。也就是说，是文明程度较高的，这决定了她世界观的进步性。她写作《源氏物语》取材宫廷生活和大贵族的家庭生活，可以想见其思想基础必然是上层官方思想。而紫姬形象集封建淑女的理想于一身，身份又为宫廷命妇，凡此均体现了紫式部进步的文学思想。
虽然紫式部以思想家的素质超越民俗提倡封建的妇女道德观，但是她同时又是一名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而不是虚伪的道德说教者。文学家的敏感、多年宫廷生涯的感慨和同为女性的切身感受，使她对妇女问题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提出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妇女问题。这是她的独到之处，也是她的特殊贡献。紫姬形象的甘与苦正是作者独特思想境界的生动体现。
紫姬一生荣华富贵，而她内心却是酸楚的，紫姬内心的矛盾，感情的波折，她的委曲求全、抑郁伤感，在紫式部笔下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与她的雍容大方、高贵艳丽相融合，构成了一个鲜明生动的封建大家闺秀的形象。最后，紫姬终于盛年而殒，走完了封建妇女的人生旅途。这一结局应该说是封建妇女的必然结果，体现了作者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另外，和《红楼梦》一样，《源氏物语》中也生活着众多女子。紫姬是最幸运的，其他女子，或被爱情抛弃，或被男子玩弄，或被贫贱欺侮。她们有的削发为尼，有的少年夭折，有的痛苦终生，很少得以善终的。这种描写应该说是真实的，它表现出封建社会妇女生存的逻辑。尽管紫式部在小说中流露出对贵族公子哥儿的欣赏，毫无疑义地承认男权的至高无上，认为妇女的本分就是忍从和依附，但同时，一个文学家的良心又让她清楚地看到封建道德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应该说紫式部是在自身细腻的感受中提出了当时并未被重视的一大社会问题，具有历史和时代的意义。小说中作者看似矛盾的描写体现了一个文学家的良知，体现了紫式部社会批评家的思想境界，不仅使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其思想意义也超越了当时的历史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源氏物语》也有与《红楼梦》异曲同工之处。
沉沦于贫贱的纯洁生命——比较苔丝和珍妮的悲剧命运
在西方文学悲剧人物画廊中，有一对闻名遐迩而又命运相似的姐妹，她们是哈代（英）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的主人公苔丝和德莱塞（美）的小说《珍妮姑娘》的主人公珍妮。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凡是“有价值”的具有正面素质的人物惨遭不幸、痛苦以至“毁灭”（或理想、或精神、或肉体），则是伟大的闪光的人性的被毁灭。作为悲剧人物，苔丝和珍妮正是在人性的呈现中体现了她们做人的价值，同时又都以人性的被毁灭构成了各自的悲剧命运。
苔丝和珍妮的悲剧：人性的被毁灭
苔丝生活在19世纪末的英国山村，珍妮生活在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尽管生活环境和性格迥异，但她们身上闪烁的人性光彩却都异常耀目。这种人性的具体体现是怎样的呢？毛星在题为《人性问题》的文章中指出，“生和性这两种欲望是人的天性的基本内容”，此外，人与人之间，人与家乡、故土，人与花草树木之间，“相处久了，熟了，产生一种亲近、爱恋的情感”，即一种“亲和”的情感，还有爱美的情感，均属于人的天性。苔丝和珍妮向我们展示的，正是生命、爱情和对自然对亲人的“亲和”之情。
首先，“人的生命具有最高等级的审美价值”。哈代和德莱塞用以展示苔丝和珍妮魅力的正是生命的力度，在她们遭到生活沉重的打击时，尤其体现出她们坚强的生命意志。苔丝和珍妮都是刚刚进入社会就遭到了灭顶的灾祸。苔丝因家里穷困，被迫到假本家亚雷家做工，不幸被亚雷强占，回到家后，生下一个男孩，因此成为被乡邻侧目的堕落的女人。珍妮也由于家贫，到旅馆去做佣工，在参议员白兰德的追逐下，终于委身于他，怀了孕，后来生下一个女孩，因此被父亲赶出家门，不得不到外地谋生。在坎坷与挫折中，苔丝和珍妮都没有绝望，而是表现出对生的更强烈的追求。
苔丝面对众人诘难的目光和瘦弱的婴儿，她问自己，如果她“一个人住在荒岛上”，或“刚被上帝创造出来，她一出世就没有配偶而生下一个孩子来……世事人情一点也不知道”，那她还会难过和绝望吗？她知道那是不会的。她认识到“她的苦恼，大半都是由于她有了世俗的谬见，不是出于她天生本有的感觉”。于是，她振作精神，毫不羞怯地抱着她的儿子走到地里去。苔丝用她青春的生命勇敢地面对世俗的成见。在她对生的权利的质朴意识中，隐含着她的生命意志对命运的顽强反抗，渗透了一种强大的、感性的、源出远古的生命气魄。苔丝的一切认识均是出于生命本身，均是大自然的赐予，而非人世的教化。苔丝对于生命的直观感受，是任何书本上都读不到的，她生的心声所传递出的正是人性力量的回响。
珍妮身上同样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她生下私生女味丝塔后，被迫离开家，到克利夫兰谋生。生活的磨难使得珍妮过早地成熟了，也使得她美丽的容貌改变了。“瘦损的两颊”，“微陷的眼眶”显出她的深沉。但是珍妮虽然只有十七岁，却天生就“一种乐观的性情”，并且“总是用着一种沉着而不动摇的勇气去对付将来”。面对生活的挫折，她并没有“无谓的懊悔和徒然的痛心”。她的心是纯洁的，她为自己那种母爱所感动，并用爱和感动的泪水冲洗掉内心那因受世俗侮辱的悲哀。因而，在艰难的处境中，珍妮始终保持着鲜洁动人的外貌，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并且“始终春风满面”。雷斯脱在滚滚的人海中发现了珍妮，他认为，从来没有一个理想的女人“能兼具同情、温存、青年、美貌四样特质”，而品尝了生活艰辛的珍妮向他展现了这种理想。珍妮对自己生的权利并没有什么深奥的理解，她只是以纯粹感性的生命存在显示出她旺盛的生命力，在灾难后仍保持的青春风采是她生命光华的外射。在自然赋予的生命中，珍妮确实是“一件杰作”，是一朵“珍贵而难得的花”。
其次，爱情是生命中最积极的因素，也是人性的集中表现。哈代和德莱塞在展示苔丝和珍妮生命力度的同时，都集中笔墨刻意表现了她们纯洁曲折的爱情。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重压迫下，苔丝和珍妮都以动人的爱情增添了自身人性的光彩。
苔丝的爱情是在与安玑相遇后萌生，又在与安玑和与亚雷的纠葛中体现的。倾心的爱恋和刻骨的愤恨交织成她不平静的爱情生活。在爱与憎两种对立的情感中，苔丝以坚执的爱情，表现了她对自己做人权利的强烈追求。亚雷是第一个占有苔丝的男子，并终生追踪她，最后用卑劣的手段使苔丝做了他的情妇。对于亚雷的纠缠和他的钱财地位，苔丝丝毫不为所动，相反的，她对他充满仇恨和敌意。一种对兽性行为的仇恨，一种对戕害人性的文明社会的敌意。苔丝深深感到，亚雷身后的那个世界，与她是格格不入的，她所追求的是人的情感。尽管遭受了屈辱和强暴，但在她纯净的内心世界，永远保存着不会被玷污的纯真感情，那就是她的真挚的爱情。当安玑以他一定程度的叛逆精神唤醒了这爱情时，她便欣喜地、带着娇羞与憧憬把这人生最珍贵的财富奉献给了他，并且忠贞不渝。但是，苔丝的命运是坎坷的，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道德制约下，她得不到丈夫安玑的谅解，又逃不脱亚雷的纠缠，始终带着内心的创伤独自在厄运中挣扎。然而苔丝的性格是坚强的，在金钱万能的社会里她不为富贵所动，在艰辛困苦的生活中她不为贫贱所移，因此在为解救母亲和弟妹不得已做了亚雷的情妇时，她也没有为现实所屈服。当安玑带着不减当初的热情和深深的悔恨回来寻找她时，又给了她巨大的力量。于是，苔丝杀死了亚雷，以雪她一生的屈辱，以表达她对安玑赤诚的爱。苔丝的爱情是辛酸的，她为爱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屈辱、饥寒、辛劳甚至生命。苔丝的爱情又是完满的：杀死亚雷后，她得以和亲爱的丈夫在野外一座荒弃的庄园中安度了五天的夫妻生活。在苔丝坎坷的爱情中，只有这五天属于她自己。它带着苔丝生命的悸动，混合着她青春的激情和梦幻，在远离文明远离人烟的荒野中，焕发出神圣的人性光彩。苔丝的爱情是伟大的，具有宏大的生命力量。在生命的沉浮中，苔丝以执著的爱情追求，使自己的人格获得了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