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见你。”她这样说道。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为什么？”哈里咕哝说。
“鲁拉里被绑架，这还不够吗？”
“好吧……在哪儿见面？”他慎重地问。
“老地方。”
“别让我猜谜行吗？”
“你不记得了？”
“有必要这么神秘吗？”
“我在电话里不能说，我怀疑电话被监听了。”
“开什么玩笑，谁会……”
然而电话已经断了，哈里气得火冒三丈。他一动都不想动，尤其不想和她再见面。她丈夫说的没错，这件事和他屁关系都没有。他打算继续坐在舒服的座位上，哪也不去。这里多好啊，有他的老伙计“死赖皮”还有仿佛喝不完的美酒作陪。然而思绪已经脱离他的控制，飞回到他与特丽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
巴黎，那家名叫“拉佩鲁斯”的餐厅似乎从法国大革命之前便一直矗立在塞纳河左岸，这里处处可见色泽厚重的木制家具和朴素的角落，更有镀金的镜子、彩绘的天花板以及精雕细琢的天使和美丽的梦境。不知有多少情侣曾在这里幽会，不知有多少喃喃私语曾钻进这里的墙壁，钻进侍者的耳朵，而后又淹没在时间的河里。正因为此，哈里才喜欢那里，一到周末就编造各种各样的谎言和理由来到这里与特丽幽会。但那个周末却和以往不同，他们各自从不同的地方去餐厅—哈里从他事先预订的酒店出发，而特丽则从巴黎北站直接前往。那天她迟到了，且面色苍白，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她说是火车晚点了，但那显然是个站不住脚的理由。他们差不多有三个星期没有见过面了，哈里看她脸色不好，不由担心她是不是生了病。她心不在焉地点了餐，而甚至在第一道菜还没有端上桌子时，她便开始语无伦次地告诉哈里，她不能，也无法再和他见面了，可她不愿解释因为什么，也不敢看哈里的眼睛。哈里无法理解她的决定，更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然而他们的争吵被侍者打断了，特丽借机去了一次洗手间，却就此再也没有回去。
男人一旦陷入感情的旋涡，便很难完全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情绪。那件事之后，哈里意志消沉，在失落和恍惚中度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即便在获得了茱莉亚的原谅之后，他也没有立即从颓废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或许正是因为茱莉亚的慷慨大度，哈里才始终无法原谅特丽，更无法原谅他自己，而现在她又回来了，带着痛苦的回声回来了。
他该去什么鬼地方见她呢？他的思绪再一次回到了从前。记忆中的画面，如潮水般向他涌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南岸区那个拥挤的小酒吧依然在。它就屈居在铁路拱桥下方，有着砖砌的圆形屋顶，火车从头顶经过时，酒吧里就会充斥着轰隆隆的巨响，这就意味着客人们需要挨得很近才能听清彼此说的话。许多人也恰恰因为这个原因才乐意光顾这里，包括过去的哈里和特丽。如今，酒吧恐怕已经数易其主，装修风格也一变再变。哈里记得当年这里有很多深色的木桌，但如今早已不见踪影，而全部被玻璃和磨砂铝桌所代替，酒水价格自然也不可与过去相提并论，变化不大的唯独是这里的气氛，拥挤、紧凑、热闹，每个人都有他人难以干扰的私人空间。哈里坐在酒吧里，手握一杯冰镇过的葡萄酒，杯身上凝结了许多露珠，他百无聊赖地用杯底在吧台上印出一个个湿湿的圆圈。他旁边还放着另一个杯子，杯中空空如也，湿漉漉的酒瓶就在他手边。
“你好，哈里。”
他问也没问便开始倒酒。
“灰比诺葡萄酒，你还记得。”她说话的声音有点怪。
“我记得的太多了。”
她能感受到他的敌意，于是默默抿了几小口酒，心里盘算着该从何说起。“他们把一切都接管过去了，哈里，那些风险评估师，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从没见过鲁拉里，可现在所有事都得听他们的，我是说所有的事。我们家的餐厅已经成了他们的作战指挥室，厨房成了军用食堂，他们还派了一个胖得连脖子都没有的光头在我们家门口站岗。”她停下来喘了口气，然后继续说道，“家里乱得一塌糊涂，甚至可以说我已经没有家了。”
特丽盯着她的杯子，只管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哈里借机把她观察了一番，她在杯沿上留下清晰的唇印，鼻尖随着说话的节奏微微翕动。他注意到她的下巴下面有一颗小小的黑痣，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吗？他想不起来了，而且他暗中告诫自己，那无关紧要。
“不管我干什么都得向他们汇报，什么时候出门，到什么地方。当然，这一次我没告诉他们，我不想让J.J.知道。”
“他知道了又能怎样？”哈里故作冷漠地问，可话刚出口，他又忍不住责备自己好没礼貌。
“家里的每件事我都觉得别扭，哈里。太压抑了，我都喘不过气了，所以我必须出来。J.J.现在的压力很大。”她不无悲伤地叹了口气，“要是让他知道我来见你，又该误会了。”
“说的就是这个。我也想不明白，这件事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我掺和进来算怎么回事？”
“他们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家庭谈判应急小组，让这个小组决定怎么和绑匪交涉。也就是说，这个小组决定着我儿子的性命，你能相信吗，哈里？我，作为孩子的妈妈，却被他们排除在小组以外了。他们把我推到一边，好像我是个毫无关联的局外人。”
“J.J.同意？”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可是……他想一个人把整件事扛下来，但他受到的伤害和我是一样的。我觉得他在怪我，因为是我要把鲁拉里送到瑞士上学的。”她的声音越来越弱，仿佛不受控制一般。她向哈里侧过身子，他又闻到了她身上的那股香水味。
“我很抱歉，特丽。”他诚恳地说道。此时他的怒气已经消了，毕竟和她儿子的性命相比，其他的都不算什么。
“他们问J.J.我们愿意拿多少钱去赎鲁拉里，他说有多少给多少，只要我们拿得出来，他当然不会有任何保留。可他们说不行，他们需要一个具体的数字。五十万，八十万，一百万？或者更多？这时候他突然对那些人大吼了一通，几乎情绪失控。‘我儿子，’他说，‘不是什么明码标价的二手车。’可他们说，鲁拉里在绑匪眼中跟一辆二手车差不了多少，他就是一件有价的商品，所以我们只能按照做生意的原则和绑匪交易。哦，哈里……”
她眼看就要哭出来了，哈里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去拉她的手。
她张大嘴巴喘着粗气，又猛喝了几口酒，“天啊，难道这种事也讲行情吗？”
“如果你需要现金……”哈里说，他想起了“死赖皮”的话。
但特丽剧烈地摇了摇头，“不！我来这儿不是为了钱的事。”
“那是为什么？”
“那个叫希利的风险评估师说，我们应该联系警方，好让他们知道鲁拉里被绑架了。阿彻支持这么做，可J.J.不答应，因为绑匪说过不准报警，否则……”她不敢沿着那个思路说下去，“阿彻说警方可以在暗中调查，谁也不会知道，可J.J.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只要做了就一定会走漏风声，因为总会有些自私自利的警察把这种事出卖出去。”
“嗯，出卖给报社。”
特丽点点头，接受了他的讽刺，“所以J.J.不同意。”
“那你呢？”
她扭头看着他，两只眼睛泪汪汪的。哈里记得这充满苦痛的眼神，那同样是在巴黎。他一直以为，特丽的泪水无非是因为她心中的内疚与不安，现在看来，或许当时她所承受的痛苦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她当时说话的感觉也和现在一样，吞吞吐吐，字斟句酌，好像总是忘记了自己要说什么。
“我能怎么办呢，哈里？怎么办？危在旦夕的可是我的儿子啊。”她已经快承受不住，“所以我才来找你。你说我该怎么办？”
现在轮到哈里默不作声地盯着杯子发呆了，他不敢和特丽对视，因为她眼睛里那恐惧的神色不仅在一点点将她撕碎，也正一点点攫住哈里的心。“这些保安公司通常也是左右为难，”他说，“在很多国家，法律是不允许绕开警方单独和绑匪交易的。如果不和当局合作，保安公司甚至可能会被视作绑匪的从犯面临起诉，这种事并不是没有过。他们所处的位置非常尴尬，有时候人们不禁会问，他们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在帮助受害者的家属，还是在帮助绑匪？总之不管怎样他们都难免遭人诟病，说他们唯利是图，利用别人的不幸发黑心财。所以，他们现在更倾向于严格按照规矩办事。”
“你呢，哈里？我记得你是从来不按规矩来的。”
“排成直线飞。”他想到了大雁，嘴里咕哝了一句。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想到了某人说过的一些话。”
“我该怎么办？”她迫切地问道。
“听从他们的建议，那些人都是专家。不过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要由你们来做决定，对不对？你和J.J.一起。毕竟鲁拉里是你们的孩子，不是他们的。”
她鼻孔微微张大，每当她鼓起勇气要说出什么肺腑之言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反应，“说起来容易。J.J.是个很复杂的人，和大部分爱尔兰人一样，喜欢把事儿藏在心里。”
哈里感觉从她的话中听出了苦涩的味道，婚姻中的裂缝，正被家庭面临的这次危机大大地撕开。
“你们是鲁拉里的父母，除了你们，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
这句话似乎触动了她，她的下嘴唇动了动，但又迟疑地收住了，好像话到嘴边又改变了主意，“我该走了，要不然他们问起我又该说不清了。”她注视着哈里，并向他伸出手去，好让两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些。她把手放在了哈里的手背上，可哈里的眼中，除了那耀眼的婚戒，什么也没有，“我会记住你的话的，哈里，我保证。”
特丽很快便消失在夜色之中，哈里望着她离去的方向，神思恍惚，该死的，他到底说了什么话让她如此郑重其事？远处传来警笛时断时续的呜咽。
那天下午哈里喝了不少酒，虽然特丽的出现无异于给他冲了个冷水澡，让他暂时清醒了片刻，但特丽的身影刚一消失，他就立刻又抓起酒瓶，自斟自饮起来。他用潮湿的杯底在吧台上印着圆圈，一会儿工夫便拼出了一个奥运五环的图案。旁边，特丽刚刚坐过的凳子上，悄悄爬上一名男子。哈里没有在意，只顾低头欣赏着他的圆圈，肆无忌惮地让酒精抚慰他的伤口，直到旁边的陌生人打断了他。
“晚上好，琼斯先生。”
哈里茫然地抬起头，意外地认出此人正是与J.J.和侦探鞋一同回家的那位老者。尽管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衣服，腕上戴着名贵的欧米茄手表，他身上仍有一股让人过目不忘的土气。他身材瘦削精干，面庞饱经风霜，只要看到他，哈里总会不自觉地联想到一种动物—老狐狸，那种行事小心谨慎，在晨风中嗅来嗅去，却仍然无法确定这一天自己将是捕猎者还是被猎者的老狐狸。虽然他们第一次碰面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哈里却记住了那双眼睛—目光犀利，疑神疑鬼—然而他眼角的皱纹却仿佛在诉说着主人艰难坎坷的一生，此刻这双眼睛正轻蔑地看着他。而此人的口音，说明他是爱尔兰人无疑。
“我们并没有被正式介绍过。”哈里说，在这样的场合遇到这样的人，让他觉得有些窘迫。
“没有，但我认识你，琼斯先生，或者应该说，我久闻你的大名。”
哈里顿生疑心，面前此人显然是有备而来，他强迫自己赶快清醒起来。他的新耳朵沿疤痕的位置开始颤动，但并没有疼到让人警惕的程度，奇怪，他的耳朵仿佛有了自己的意识。有陌生人向他打招呼并不奇怪，他是政客，是公众人物，虽然他渴望着自己可以撒手不干，也能像普通人一样过平凡快乐的生活；但一个认识哈里·琼斯且上了年纪的爱尔兰人必定要另当别论，这种人找他，绝对不会是来要签名的。
爱尔兰，哈里太了解那个地方了，尤其它的北部。在80年代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他曾到那里执行过两次任务。一次是和SAS突击队，去干一些别人干不来或不愿意干的破事儿。那是一场肮脏透顶的战争，他们拖着抓来的俘虏，爬过臭气熏天的小巷和壕沟。说实话，怎么抓到这些俘虏有时候根本无关紧要，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当然，军队自有军队的纪律，只是在那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自己的小命分分钟都有可能断在别人手上，谁也无暇去顾及那么多条条框框了。不管怎么说战争都是丑陋的、肮脏的，它会在你身上留下永远都洗不干净的痕迹。
“你爱管闲事的老毛病又犯了。”爱尔兰人说。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哈里依然醉意蒙眬，脑子昏昏沉沉的，离彻底清醒还差着老远。
“特丽。”
啊，看来她还是被跟踪了。
“你错了，谁的闲事我都不想管。他们家的事跟我没关系。”哈里低声说，这话倒也基本属实。
“谢天谢地，我们两个这辈子总算破天荒达成了一次共识。”那人答道。
这么说，他们两人之间似乎颇有些渊源。此人语调轻柔，好似微风拂过石楠花，可话里话外的威胁之意却也是不言而喻。
“我只想告诉你，琼斯先生，离特丽远点儿，离我们大伙都远点儿。否则，我可不是好惹的。”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哈里斜睨了他一眼，虽然满不在乎，但他却并没有怀疑眼前这个比他矮六英寸、老得差不多可以当他父亲的男人说的话。
“威胁？我？老天爷，那种事我向来都让英国佬去干。我的意思是，我和你在这件事上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件事的确和你没关系，所以你最好不要插手。”
“要是我没听你的建议呢？”
“那咱们两个，琼斯先生，就算杠上了，后果会很严重。”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因为酒保走上前问他要不要来点喝的，但他摇了摇头，“不用了，我的事儿已经办完，马上就走。”他从凳子上站起来，“晚安，琼斯先生。”说着便转身离开。
“你是谁啊？”哈里问道。
陌生人停住脚，侧转过身子，“我叫肖恩·布雷斯林，琼斯先生，是特丽的公公，鲁拉里是我的孙子。”他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