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中华礼仪学》从起草到出版已经四易其稿了。现在终于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在本书编写和出版的过程中，曾经得到许多师友的关怀和鼓励，这些关怀和鼓励使得作者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六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完成了编写任务。宁夏大学党政领导，包括统战部、教务处、科研处，对于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宁夏文史研究馆的各位领导也给予了热情地鼓励和帮助。桂林先生的北大同窗丑运洲先生、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主任朱筱新教授、宁夏大学外语系原主任、现任宁夏教育厅副厅长安纯人教授，都向作者无私地提供过宝贵的资料。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当年宁夏党委书记毛如柏同志，亲自指示他的秘书陈同志为本书查阅五十年代的党内文件，核对有关党政机关牌匾用字颜色的规定。并且专门写信答复桂林先生。一个省委书记，替一个普通教师的科研工作排忧解难，实在令人终身难忘。毛如柏同志虽然离开了宁夏，我们还是要在后记中说一句：“谢谢了，毛如柏同志。”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已故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先生、叶圣陶先生的许多论述，也引用了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镇淮先生（已经作古）、吴小如先生、王福堂先生、李庆荣先生给杜桂林先生的书信。特此致谢。
为本书的实践开设选修课的单位还有宁夏老年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邀请主编举行演讲会的还有宁夏吴忠监狱、银川女子监狱和一些服务培训公司。
对于上述关心和支持本书编写和出版的单位领导同志以及各方面的师友，在此一并鸣谢。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作者也参考过其他许多专家学者的著作，受益匪浅，特地开列参考书目，以致谢忱。另外，作者从报章杂志上也吸收了很多营养，难以逐一注明出处，要向这些文章的作者特意表示感谢。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高伟先生，以及科技编辑室的勉树人同志、那大庆同志和景岚同志。感谢他们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特别是勉树人同志，为本书的筹划和修订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在此，我们道一声：“谢谢了，同志们，珍重，珍重。”
作者2003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