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将领，必须具备智慧谋略、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执法严明等条件。
【解读】
在战争中，作为指挥者的将帅对战争的胜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孙子称知兵之将是“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将帅能周全地辅助国家则国必强，将帅不能周全地辅助国家则国必弱。
将帅是如此重要，那么应用什么样的标准来选帅择将呢？孙子在《计篇》中提出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着名命题；以是否具备“五德”作为评判将帅优劣的标准。应该说，孙子的良将“五德”是很全面的。作为一位能指挥生死搏杀、复杂变局的优秀将领，有智，才能谋划，而不可乱；有信，才能赏罚，而不可欺；有仁，才能附众，而不可暴；有勇，才能果敢，而不可惧；有严，才能立威，而不可犯。这就是说，有了“五德”，才能临危不乱、不欺、不暴、不惧、不犯，担起克敌制胜的大任；有了“五德”，才能上马可征，下马可治，成为具有政治头脑的军事家。因此，曹操在作《孙子兵法》注时，高度评价孙子提出的“将德”，认为“将宜五德备也”。五德皆具，可谓全才，用之为将，堪掌帅印。帅才可寄之以国，可托之以孤。如西周之周公旦、三国之诸葛亮、明朝之徐达，就是五德皆备的优秀帅才。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全才难遇，帅才难求。因而在选帅择将时，必须有所侧重，允许有所偏废。为此，孙子在排列五德时，首先突出一个“智”字。应该说，这是很有见地的，与他崇尚“上兵伐谋”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孙子同时的楚臣申包胥，在向越王献计时，就具体阐述了与孙子相同的观点。申包胥说：“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诠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儒家讲社会伦理，当然要以“仁”居首；兵家面对你死我活的战争，强调以智取胜，自然“五德”要以智为先。以智为将德的第一条件，正反映了战争的特殊要求。作为冲锋陷阵的将军，智勇双全是领军的基本要求，当将军的基本资格。如果仅懂仁义，而无智勇，不知兵道，则无益于战事，连当将军的资格都没有。古人从残酷的战争中早已认识到这一点，认为勇士尚可带兵，智士可以主军，惟匹夫匹妇之仁不可使知军。当然，最理想的是既有智勇，又有仁信，“五德”俱全可以为贤将。
孙子选将的“五德”标准，普遍适用于那些以对抗、竞争、拼搏为特征的人类活动领域。这些领域涌现出来的佼佼者，无论是指挥兵战的将军，还是组织商战的企业家，都在智、信、仁、勇、严等某一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品格与才能。
在商战中以智勇胜者不胜枚举。无锡农民企业家许福民深受《孙子兵法》的启发，以智勇在生意场中连连取胜。他开办养殖场时，运用生物链良性循环的道理，把他办的奶牛场、养鸭场的粪便放入鱼塘，为水中浮游生物提供孽生条件，而浮游生物正是鱼类理想的食物。他养鱼分层，上层水面养青鱼，中下层养鲫鱼，充分利用了水面。他与人在无锡闹市办“无锡烤鸭馆”，用其养殖场的瘦肉鸭为原料，适合南方人胃口，开张后生意兴旺。又把鸭内脏、肥肝销往国外赚取外汇。许福民还把公司办到国外，在澳大利亚购地办起了农场。由于他足智多谋，短短的七年时间就使企业增值7倍。
在商战中以仁信胜者，也是不胜枚举。传说中国古代季布很守诺言，故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之语。日本商人很重视“季布一诺”的信用，日商藤田与美国犹太商人做生意，宁可亏本也要按合同规定时间内交货，因而赢得了“银座犹太人”的称誉。整个犹太人生意界都信任他，与他大做生意，他因而发财致富。
以威严胜者，我们不能不提到抗日战争中张自忠将军的治军名言：“我要一支铁军！”1938年，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率部奔赴台儿庄参加大会战途中，老乡举报警卫营长孙二勇强奸了一个16岁的姑娘，张自忠当即下令：“枪毙”！孙二勇被绑赴刑场。枪响了，未中要害，孙二勇经老乡发现救治，20天后又回部队来了。张自忠见活着归来的孙二勇面容枯槁、破衣烂衫，就让有关人员给他换衣服弄点好吃的，关起来听候处理。第二天召集全体将军会议，决定“再毙”！将军们都流下了眼泪。再毙之时，张自忠给孙二勇办了两件事：一是请他吃“最后的晚餐”，满桌酒菜，亲自作陪。二是跟他作“特殊的告别”，张自忠的“告别辞”是：“放心走吧！我会替你多杀几个鬼子的！”枪毙孙二勇两天之后，这支铁军配合其他部队终于取得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现代企业管理尤其需要遵守严明的纪律，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总经理山下俊彦的《山下俊彦经营语录》中就有一条：“职员们要生存下去，应当欢迎严厉的领导。”首都钢铁公司的企业管理经验中，有一条“三个百分之百”：规章制度必须百分之百的执行；违反规章制度必须百分之百的登记上报；违规违制的举动即使没有造成损失，都要百分之百的扣除当事人当月奖金，有关负责人也得相应受罚。“三个百分之百”制度实施后，全公司没有再发生过严重停产事故。
听计与造势
将听吾计①，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②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③也。
（《计篇》）
【注释】
①将听吾计：一说，“将”作为“听”的助动词解，意为如果能听从我的计谋。另一说，“将”指将领或吴王阖闾。②佐：辅助。③制权：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应变措施。
【译文】
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一定胜利，我就留下；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一定失败，我就离去。采纳了有利的计策后，还要设法造势，以辅助作战的进行。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解读】
上兵伐谋，先计后动，是孙子军事思想一再强调的观点。然而如果有了好的计谋，君王与将领不采纳、不听从，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策划计谋的智能之士必须及早离去。因此，定计之后，君王与将领能否听计，就成为影响战局胜负的关键所在。孙武向吴王阖闾献兵法十三篇后，吴王听从了孙武之计，孙武就留下来帮助吴王完成了破楚争霸的大业。与此相反，秦昭王没有听从白起之计，白起又没有设法果断脱身，则导致了一场悲剧。当时秦昭王决定发兵攻打赵都邯郸，白起劝谏说：“邯郸实在是不容易攻破，而且诸侯要援救，一天内就可以抵达。那些诸侯很久以来就怨恨秦国，如今秦国虽然攻破长平的赵军，而秦军也死伤过半，国内兵力空虚，跋山涉水去进攻赵国的都城，如果赵军从内应战，诸侯从外攻击，秦军必定失败，所以不能这样做。”秦昭王不听劝谏，让应侯范雎去劝白起率军攻赵，白起托言生病加以拒绝。秦昭王只好改派王龅为将，结果没有攻下邯郸，反而使秦军损失惨重。白起闻讯说道：“不听臣下计谋，如今怎么样？”秦昭王听到后极为生气，强令白起出兵，白起假托病重，拒不出兵。秦昭王大怒，贬白起为士伍，先把他流放，后逼白起自杀。这就是不听计而留的教训。
听计，只是解决作战一方内部的战略问题。而作战是敌我双方较量，因而在听计之后，还必须解决外部的造势问题，这样才能推动战局的顺利展开。明思宗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一月，清兵入关南犯，京师告急。中原李自成起义军拥众号称百万，连营五百里，声势十分浩大。明王朝陷于内外交困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准备以明军左良玉为目标，首先攻取襄阳。对此，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攻打襄阳，驻守汝宁的杨文岳就会率兵攻击我军背后，对我不利。而左良玉刚刚打了败仗，对我军心存畏惧，我军攻打势力孤单的汝宁，其必不敢来救，应该先打汝宁。这样取胜把握较大，又可避免进军襄阳时腹背受敌之忧。李自成采纳了这一好计，于当年闰十一月十三日向汝宁发起了攻击。杨文岳侦知起义军南下攻击自己，便亲率保定兵布阵于汝宁城西，将四川兵布阵于城东，企图两面呼应，背城死战。针对明军的这一部署，李自成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法，以一部分兵力进攻保定兵，以主力攻击实力较弱的四川兵。经过一昼夜激战，首先将四川兵击溃，然后集中全部兵力形成优势，进攻城西的保定兵。保定兵因势孤力单，很快也被击溃。杨文岳急忙收拾残兵入城，企图负隅顽抗。起义军乘勇四面环攻，于十四日将汝宁攻破，全歼守敌。汝宁攻破后，起义军转锋攻击襄阳，左良玉闻风而逃，李自成兵不血刃地乘势占领了寰阳。
听计与造势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听计，统一内部战略后，才能在战场上对外造势；而战场造势，又是一个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再变计、再听计、再定计的过程。孙子提出“势者，因利而制权也”的深刻命题，就把因利而动、随机应变的再变计、再听计、再定计作为造势的基本内涵。这样，就赋予战场造势活动以活跃的灵魂、高度的智慧和神出鬼没的变化。而深得造势真谛的军事家也因此而演出了一场场惊天地、泣鬼神、令世人赞叹不已的战场活剧。1934年11月下旬湘江战斗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急忙变更部署，集结重兵于黔阳、洪江地区，布成一个口袋等着红军往里钻。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不按照已变化的情况改变行动方针，而是机械地主张前往湘西。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甩开敌人，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稍有一个休整补充的机会。毛泽东的这个主张得到中央军委大多数人的赞同而获通过。红军在占领通道后，立即进入贵州东部，占领黎平。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12月底，红军前卫部队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这时左倾冒险主义提出：不要过乌江去遵义，应回头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在贵州乌江南岸的猴场召开会议，重申了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严肃地批评了不顾条件硬要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这样，红军随机应变，因利制权，渡乌江，占遵义，终于取得了长征的主动权。
孙子关于在听计与造势过程中“因利而制权”的策略思想，对各种创造性领域的决策开拓者都有启示意义。1973年的中东石油危机给西方经济以沉重打击，迫使西方各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继续在传统的制造业上下功夫，虽一度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经济成就，终因后劲不足而在90年代放慢发展速度，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挫伤。而美国从里根政府开始，在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后，决定另辟新路，支持当时还不起眼的信息产业。90年代克林顿总统上台后更是随机应变，因利制权，力主将科技从军用转向民用，大力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等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技术和产业。1994年美国的研究和开发费用达到1690亿美元，超过日本、德国、法国、英国1560亿美元的总和。1996年美国企业在信息技术和设备上的投资达到2120亿美元，大大超过在工业设备方面1300亿美元的投资。1997年底美国45％的家庭拥有电脑，因特网用户占全世界的54％。由于加快了知识经济的发展速度，自1993年以来，美国工业生产增长的45％是由信息产业带动的，信息产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发展新型的知识经济上，美国的因利制权与日本的因循守旧，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益与沉痛的教训。
兵者，诡道也
兵者，诡道①也。故能而示②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③之，卑而骄之，佚④而劳之，亲而离之。
（《计篇》）
【注释】
①诡道：诡诈的行为。曹操注：“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②示：示形、伪装。③挠：挑逗。④佚：通“逸”。
【译文】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有能力进攻或防守却要装作不能进攻或防守，本来要打却装作不要打，要在近处行动却装作要在远处行动，要在远处行动却装作要在近处行动。对于贪利的敌人要用小利引诱它，对于处于混乱状态的敌人要乘机攻取它，对于力量充实的敌人要防备它，对于强大的敌人要暂时避开它，对于易怒的敌人要用挑逗的办法去激怒它，对于鄙视我方的敌人要使其更加骄傲，对于安逸的敌人要设法疲劳它，对于内部亲和的敌人要设法离间它。
【解读】
“用兵重道”与“兵者诡道”这两个重要的军事命题看似对立，其实并不矛盾。《孙子兵法》注家张预说：“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草庐经略·诡谲篇》说：“仁义之兵，不用诡谲，此宋襄、成安之迹，安得不败也？”《乾坤大略·自序》说：“所有既明，则正道在，不必言矣。然不得奇道以佐之，则不能取胜。”这些论述阐明了“用兵重道”与“兵者诡道”这两个命题处于军事学的不同层面上。“用兵重道”说的是战争的性质，强调用兵的正义性、人民性，这是用兵的“正道”；“兵者诡道”说的是用兵的战术，它是辅佐“正道”而施行的“奇道”。失去“正道”则兵失其本；不用“奇道”则“正道”难行。所以《黄石公三略·中略》总结说：“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计无以成功。”或反用兵的真实意图而行动，或掩盖事实的真实面目而行动，或顺应敌人的某些主观愿望而行动。总之，要以假象掩盖真相，以形式掩盖内容，造成对方的错误，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孙子归纳的12条行诡之术，可谓军事谋略的智慧总结。
1．“能而示之不能”。例如，公元前200年，韩王信反叛朝廷，刘邦亲自率军出征。韩王信私下与匈奴相勾结，企图合力进攻汉军。刘邦闻讯大怒，就派使者到匈奴去探听虚实。匈奴单于把肥大的牛马藏匿起来，让强壮的骑士隐蔽起来，使汉使只看到一些年老的和瘦弱的牲畜。汉使驾车侦探了10次，都弄不清匈奴的底细。刘邦又派刘敬再度出使匈奴。刘敬回来报告说：“敌对国家相互攻击的时候，应该矜夸炫耀，尽量显示出自己的长处。这次去匈奴，只看见一些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卒，这必定是故意显露他们的短处，却埋伏着奇兵来争利。我认为不能去攻打匈奴。”刘邦没有听取这个意见，亲自率军攻打匈奴，结果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了七天七夜才得以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