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薄西山，鸟雀归林的时候，忽报孟夫子来访，景丑不禁吃了一惊，赶快有请，让于客室，分宾主坐定。当景丑得知孟子欲在寒舍过夜的时候，心中更加纳闷不解。不解归不解，但却吩咐下去，杀猪宰羊，具馔招待孟子。自从决定离齐之后，孟子仿佛卸去了一付重载，了却了一份心思，不再有任何负担，整日无拘无束，变得自由随便。这顿晚餐，他放开量饮酒，尽情地大吃大嚼。三杯酒下肚之后，宾主都有些脑热话多，景丑不顾一向拘礼，竟问孟子何以要借宿不归。当他得知原因之后批评道：“在家有父子，在国有君臣，此乃人之大伦。父子以慈爱为主，君臣以恭敬为主。我只见大王敬重夫子，却未见夫子恭敬大王。”
孟子颇为不悦地反驳道：“景子何出此言！齐国无人向宣王进仁义之言，难道他们以为仁义不美吗？非也。他们以为宣王不配与之言仁义，此乃最大之不恭！我则非尧舜之道不陈于王前，故齐国莫如我敬王者，焉能责予对王不敬呢？”
景丑急忙解释说：“不，丑非指此而言。《礼》曰：‘父亲召唤，未应声而先动；君主召唤，未驾车而先行。’夫子本欲朝见大王，王派内侍召见，反而不去，似乎与《礼》不合。”
孟子仿佛恍然大悟似地说道：“原来景子指此而言！曾子说过：‘晋、楚之富，吾不及也。然而，他有其富，我有吾仁，彼有其爵，我有吾义，我何以要自觉不及呢？’此言倘无道理，曾子难道肯说吗？大约是有其道理。爵位、年龄、道德谓之‘三尊’。朝廷之上，先论爵位；乡里之中，先论年龄；辅君治民，道德至上。齐王岂能单凭爵位而轻慢我之年龄与道德呢？故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倘有欲谋之事，宜往访臣。尊尚道德，行仁政，倘不若此，则不足与之有为也。因此，商汤对于伊尹，先以之为师，然后以之为臣，于是不费力而王天下；桓公对于管仲，亦先以之为师，然后以之为臣，于是不费力而霸诸侯。如今天下之诸侯，土地相仿，道德相似，彼此谁也不能凌驾于其上，原因在于他们只喜欢以言听计从者为臣，而不好以能成其师者为臣。商汤对于伊尹，桓公对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尚且不可召，而何况不愿做管仲者呢？”
孟子避齐宣王之召而不见，不仅遭到景丑的非议与批评，弟子们也纷纷提出疑问。在解答弟子们的提问时，孟子不像对景丑那样说明原因，而把着眼点放在对弟子进行某种道德品质和节操的教育上，这教育自然有针对性，有的放矢。
公孙丑问道：“不谒见诸侯，是何道理？”
孟子告诉他，在古代，一个人如果不是诸侯的臣属，便不去谒见。从前魏文侯去看段干木，段干木却跳墙躲开了；鲁穆公去看泄柳，泄柳紧关大门不让进去，这都做得过分；如果逼着要见，也就可以相见。阳货想要孔子来看他，又不愿自己失礼，径行召唤。有这样一条礼节，大夫对士有所赏赐，当时士如果不在家，不能亲自向大夫拜谢，则须亲自到大夫家中答谢。因此阳货探听到孔子外出的时候，给他送去一个蒸小猪；孔子也探听到阳货不在家，才去答谢。当时阳货若是不耍花招，先去看孔子，孔子难道还会不去看他吗？曾子说，胁肩谄笑比盛夏在菜地里劳动还要累。子路说，分明不愿同这个人搭腔，却勉强和他说话，脸上又表现出惭愧的颜色，这种人，我是不赞成的。由此看来，君子应该怎样来培养自己的品德节操，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陈代也对此不满，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说道：“不谒见诸侯，似乎是拘泥于小节。今一见之，大可以行仁政，以王天下，小可以改革局面，称霸诸侯。且《志》曰：‘屈一尺而伸八尺，似乎很值得干。’”
陈代从他那美好善良的愿望出发，主观地认为齐宣王已经从伐燕战争的由胜转败中接受了教训，认识了自己错误的根本和孟子仁政思想的意义，正在忏悔和谋求未来，所以才这样迫不及待地召孟子进宫，欲按照孟子设计的方案改革齐国的政治，孟子这样拘泥于小节，避召不见，岂不是丧失了一次天赐的良机！……
孟子没有急于批驳陈代的见解，而是先给他讲了两个历史故事，并略加评论：
从前齐景公田猎，用有羽毛装饰的旌旗来召唤猎场管理员，管理员置之不理，景公便欲杀他。这位管理员并不畏惧，曾博得了孔子的称赞。有志之士坚守操节，不怕死无葬身之地，弃尸于沟壑；勇敢者见义勇为，不怕掉脑袋。不是自己应该接受的召唤之礼(召大夫以旌，召士以弓，召虞人以皮冠)，这位猎场管理员硬是不去。
赵简子命王良为其宠臣奚驾车狩猎，整天打不着一只鸟。奚不高兴，向简子汇报说：“王良驾车的技术很拙劣。”有人便把这话告诉了王良，王良要求再来一次，奚勉强答应，结果一个早晨便打了十多只鸟。奚兴高采烈地告诉赵简子说：“王良真是个高明的御手！”赵简子欲安排王良专门为奚驾车，王良却死活不肯，说道：“我给他依规矩奔驰，整天打不着一只；我给他违背规律驾御，一个早晨便猎获十多只。可是《诗经》上却说：‘依照规矩而奔驰，箭一放出便破的。’我不习惯于为小人驾车，这差使我不能担任！”
讲完了两个故事，孟子说：“御者尚且以同坏射手合作为耻，与坏射手合作，纵使所获猎物堆积如山，亦不为也。倘吾辈枉己志而从诸侯，目的何在？所谓屈一尺而伸八尺，值得干，那是专从利的观点来考虑。以利言之，屈一尺而伸八尺可为，那么屈八尺而伸一尺，不亦有利可图吗？况且己不正，未有能正人者。”
孟子终未见齐宣王，他那辞卿的奏章是命万章和公孙丑入朝呈递的。
读了孟子的辞职奏章，齐宣王的心像碾盘一样沉重，似刀搅一般疼痛，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孟子，欠下了他一笔永远也偿还不清的人情债和感情账。
在齐宣王的心目中，孟子是位可尊敬的长者，知识渊博的学者，忠贞不贰的贤臣。
无限忠于自己的信仰和学说，为将崇高的理想变成光辉的现实，他奔波奋斗不息，泥泞荆棘，陡峭险峻，凄风苦雨，风刀霜剑，动摇不了他的信念，阻挠不了他的步伐，挫不败他的锐气，他坚定不移，矢志不渝地跋涉了七十八个春秋，多么曲折的道路，多么坎坷的历程，多么艰难的一生啊！
他那渊博的知识和学问，犹如浩瀚的海洋，需要者尽可到那里去汲取，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大海是慷慨无私的，从不计较，更不悭吝，七年来，自己从这里摄取了丰富的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堪为自己的师长。
他一心扑在理想和追求上，很少想到自己怎样，更无任何个人野心和贪欲。仿佛无论是谁，只要能行仁政，他便积极拥护，坚决支持。二次来齐后，他对自己倾注了一腔热情，寄托着无限希望，燃烧着诚挚的爱。他欲扶植自己成为古往今来第一个行仁政的伟人，救世救民的天使，当今之尧舜，他确是一片赤诚，耿耿忠心！是自己辜负了他的期望，伤透了他的心，特别是齐师在燕的暴行，更令他痛心疾首，咬牙切齿，难怪他会避召不见，毅然辞退。
齐宣王并不否认孟子仁政主张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尤其是他那纯真美好的愿望，更是有口皆碑。“仁政”作为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一种学说，确也光辉耀眼，灿烂诱人，但却不能作为现实政策来执行，至少是现在不能。道理很简单，身处豺狼虎豹之中，你却一心要做羊羔，做花鹿，不管你的经文传语念得怎样美妙动听，也还要自趋其祸，自蹈死地。作为一国之君，齐宣王不能去冒这个险，不能拿东方第一大国来做孟子仁政思想的试验品和牺牲品。这便是齐宣王与孟子分歧的焦点，矛盾的根源。当然，在齐师伐燕这个问题上，孟子的主张始终是正确的。齐宣王想，悔不该当初不听孟子的话，致使多少无辜燕国百姓死于非命，冤魂不散，自己陷于不仁不义之地，声名狼藉……
孟子避召不见，齐宣王却怀着内疚与负罪的心情赴稷下拜访孟子，说道：“昔者愿见夫子而不可得，后得为君臣而同朝，今夫子又弃寡人而归，不知日后何时才得相见……”齐宣王说着眼圈湿润，不禁滚出几滴热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