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荆州与益州之间，交通极为不便。巫山山脉从北至南，横亘于两州之间。长江横切巫山从西向东穿过，成为贯穿益州、荆州的交通孔道。在这崇山峻岭之间，长江所过之处，两岸崖壁峭立，如斧砍刀削，形成“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的大峡谷。这个大峡谷，从益州东部重镇永安，到荆州西部重镇西陵，长达二百多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三峡。三峡江面极窄，水流湍急，险滩栉比，从荆州到益州，逆流而上，有“下水（顺流）五日，上水（逆流）百日”之说。此外还有崖壁崩塌，据史书记载，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巫峡山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造成名为“新崩滩”的险地。此处滩石遍布，“或圆如箪，或方似屋”，给航行带来极大困难。尤其是瞿塘峡西口的滟灏滩，横锁江心，“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使航行者望而却步。
从荆州到扬州，交通状况则大不一样，江面宽阔，水流平缓，两岸是坦荡的平原。在夏口，有个港湾日“黄军浦”，据说是由孙吴将军黄盖停泊水军而得名，在东晋南朝时，又是商船汇集的地方。孙吴大将吕蒙偷袭荆州时，把兵船改作商船模样，竞能得逞，骗过关羽的荆州守军，可见当时在荆、扬之间商船往来也畅行无阻。
荆州到益州，交通困难，荆州人把逆水而上视为畏途，而益州由于气候适宜，土地肥沃，资源丰饶，所以经济自给性强。在古代，由于险恶的交通状况的阻隔，益州和荆州的经济文化交流受到一定的影响。
从荆州到扬州，交通便利，没有自然险阻，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基本上联成一个经济文化区域。
益州、荆州、扬州三个地区的关系如此，就使“隆中对”“跨有荆、益”的计划建筑在一个十分脆弱的基础之上。如果孙吴对荆州没有要求，蜀汉的跨有荆、益局面尚可勉强维持，一旦孙吴图谋荆州，局面马上就会改观。
问题是，从孙吴的根本利益看，它不可能对荆州放弃要求。
打个比方：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之间迟早要进行一场拔河比赛，而荆州就是这根绳子的中点。刘备集团对荆、益二州的占领，并不是这场比赛的终结，而是双方已经各自握住了绳端，只等开始的哨音了。比赛虽未开始，孙吴已占据了低下的有利地势，只要一用力气，就会使中点迅速拉向自己一方。
荆州与扬州紧密的联系，既是孙吴立国江东的必争之地，又是孙吴争荆州取胜的有利条件，也是孙吴争夺荆州的根本动力。
正因为荆州与扬州联系紧密，所以孙吴把它视为自己的西面门户，视为关系到自己强弱、安危、存亡所系的命脉。我们在前面曾讲述过，吴国最高统治层主要决策者在规划吴国建国方针时，多次把荆州放在一个特殊重要的位置。
正因为荆州对吴国如此重要，所以孙吴决不会放弃这扬“拔河比赛”。
“跨有荆、益”虽然一开始就存着先天的缺陷，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就指责“隆中对”。因为诸葛亮是人，不是神。任何规划都难免有不周全和疏漏之处，“隆中对”也不例外。“隆中对”刚一提出时，孙、刘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并没有发生，“跨有荆、益”的先天缺陷只是一种隐性存在，显然这是不足为怪的。然而随着刘备对益州的占领，孙、刘之间在荆州问题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一天天暴露出来，明显起来。孙吴的主要决策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论说荆州的重要，孙吴采取各种形式一次又一次地表达对荆州的欲望，而刘备、诸葛亮却对此置若罔闻。特别是有了关羽丧败的惨痛教训后，刘备、诸葛亮仍然没有及时采取修正原来战略方针的措施，还要继续错下去，把蜀军主力再次投向荆州战场，这就是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了。
是什么原因使刘备、诸葛亮一错再错呢？
首先，是“隆中对”的光辉掩盖了它自身的缺陷，就好像太阳本身有黑子，但因为其光芒四射，人们很难用肉眼看见一样。
我们说过，“隆中对”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策论文章，它的预见性、科学性、系统性、策略性、思想性无不闪着耀眼的光芒。
刘备失掉荆州以前，十多年的历史都是按着“隆中对”所预见的方向发展着，刘备占荆州、联孙吴、取益州、夺汉中、跨荆益，一切皆如“隆中对”所料。这不免给刘备、诸葛亮等人一个错觉，他们不相信“隆中对”的策略有什么不妥之处，从来没有打算要对它进行修改。
其次，是“隆中对”提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扫除国贼，兴复汉室。这个窃命国贼就是曹操，“隆中对”所指向的斗争目标也是曹操。三分天下建立霸业是为了对抗曹操，联合孙吴是为了对抗曹操，跨有荆、益也是为了夹击曹操。因此，诸葛亮在考虑荆州问题时，主要是从蜀、魏斗争的角度出发的。当时，刘备集团内部在对待荆州问题上还有另一派意见，这就是庞统、法正、赵云等人主张的“蚕食雍、凉”，占领关中，出潼关以争天下。这些人的意见，显然是借鉴了历史的经验，走的是秦、汉统一天下的老路。诸葛亮也熟读史书，他何尝不知道秦出关中平定六国，汉出关中打败项羽的历史？然而，现在的情况，既不同于秦，也不同于汉。
秦国在未出关中之前，所面临的对手是山东六国。六国总体力量当然要比秦国强大，但很可惜，六国间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利益，始终形不成一致的力量。
比如说公元前287年，在苏秦的活动下，东方的韩、赵、魏、燕、齐五国联合起来，共同伐秦。这五国联合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是各怀鬼胎。苏秦主张“合纵”，是为了燕国的利益，借合纵把齐国拉入伐秦行列，以防止齐攻燕。而齐国参加合纵伐秦是为了吞并宋国，因为当时秦是宋的保护者。由于五国各有各的打算，所以进至荥阳、成皋间便驻足不前，无功而散。
再比如公元前316年，燕国内部发生动乱，齐国却乘乱对燕国用兵，攻进燕国首都，几乎将燕灭掉。后来，燕昭王即位，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发奋图强，于公元前284年派大将乐毅率兵伐齐，攻破齐国首都，占领七十余城。参加乐毅伐齐之战的，还有韩、赵、魏等国。这说明，东方六国互有矛盾，互相攻击，实为一盘散沙。秦国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得以胜利出兵关中，将山东六国各个击破。
刘邦在未出关中之前，所面临的对手是项羽。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又在全国范围内分封十八个诸侯王，貌似强大，其实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在分封中，项羽厚封亲信，对非亲信者，或改大为小，或远封边地，或不予分封。所以，分封刚刚完毕，未得封王的田荣首先在齐地起兵造反，未得封王的彭越很快也成了田荣部下的将军。不久，陈余又联合田荣，赶走项羽所封的常山王张耳，另立赵王歇。赵王歇又立陈余为代王。燕王臧茶又攻杀燕王韩广，并吞并了其属地。项羽分封的格局很快被打乱了。在关中，项羽所封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任务是监视汉中王刘邦。这三个人原为秦将，欺骗其众投降项羽，结果使二十多万秦军降卒被坑杀，唯此三人得脱，又被封王关中，“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在这种情况下，刘邦才能出陈仓一战而定三秦，占有关中。出关中后，东方诸侯又纷纷降顺，很快使项羽变成孤家寡人。
刘备、诸葛亮所面临的形势则大不相同。他们的对手，不是各顾其利的山东六国，也不是对所封之地心怀不满的各诸侯王，而是强大的、已经统一北方的曹操。
这个对手，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上拥兵数十万，经济上据有开发得最早的关东数州，可以说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最具优势的强国。对于这样一个强大对手，仅用关中一路取胜是十分困难的，因而诸葛亮认为从关中、荆州两路夹击取胜的把握要大些。
仅从蜀、魏斗争角度看，诸葛亮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是高明的，但两路夹击中原所牵扯的不仅仅是蜀、魏双方。要两路夹击，必须占有荆州，而占有荆州必然会与孙吴的立国方针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只要是蜀汉据有荆州，联合孙吴就是一句空话，而联合孙吴恰恰又是“隆中对”整个政略方针中不可分割的外交策略。这样，在“隆中对”整个系统中，政略方针和战略部署之间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当刘备、诸葛亮对荆州与吴国政权的关系认识不深刻，而在“隆中对”方针策略指引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在胜利的鼓舞下，一味前冲，无暇顾及其他。
鼾睡之人只顾在梦乡遨游，不会顾及旁人是否能够忍受。刘备、诸葛亮在没意识到“隆中对”自身矛盾时，正似这样的鼾睡之人。
三分荆州，是孙吴对这个睡人的大声疾呼，但他仍深睡不醒；
袭杀关羽，是孙吴对这个睡人的用力摇动，但他仍昏然不觉；
夷陵之战，是孙吴对这个睡人的最敏感处狠命一击；
看来，这个睡人该觉醒了！
六
失败对于智者来说，也许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失败可以使他们深刻反思，使他们总结经验，使他们汲取教训。
刘备、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人。
夷陵惨败，刘备退到永安（治今重庆奉节东），他没有继续后退，而是在此地驻下来，作出一副随时再次东出的架式。但刘备自己也清楚，损失这样惨重，再次大规模东征，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经历的最严重的失败。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一个身经百战老谋深算的人，却败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后生手中。虽然想不通，但他确实在想。虽然想不通，但他却未失大将风度。有一点他非常明白，此次失败，责任全在自己。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被任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的黄权，率众投降了曹操。按照法律，叛逃者家属要连坐。执法官员问刘备：“是否将黄权的妻子儿女逮捕法办？”刘备摇了摇头，他知道，在夷陵之战中，是自己让黄权率军在江北防御曹军的。如今打了败仗，自己撤回来了，而黄权的退路已被吴军阻断，后退无路，不降曹魏怎么办呢？想到这里，刘备说：“是我的失败导致黄将军至此，是我对不起他，他没有对不起朝廷的地方。”
对于失败，刘备不归咎于别人，不迁怒于部下，不掩饰自己的过错，确实具有一代雄主的风度。与刘备同一个时代的袁绍，气量与刘备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袁绍在同曹操官渡决战前，手下的谋士田丰劝他根据自己的长处，采取“分为奇兵，乘虚迭出”的战术，曹操“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曹操疲于奔命，不要马上与他决战。袁绍不但不听，反而认为田丰动摇军心，将他关押起来。后来，袁绍果然打了败仗，有人对田丰说：“事实证明您的意见是对的，袁将军回来一定会重用您。”田丰却说：“如果袁将军得胜而归，我定能活命，现在他是败军而还，我恐怕活不成了。”果然，袁绍回来之后，对左右说：“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便把田丰杀掉了。
刘备敢于面对失败，不敷衍战败之责，说明他在认认真真地想，认认真真地寻找打败仗的原因。
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刘备以前也打过不少败仗，他都以豁达的态度待之，确实把它们视为“常事”。而今，他“豁达”不起来了。数万军队没了，无数军资器械丢失了，马良、张南、冯习、傅肜、程畿、黄权等将领或者战死，或者离开蜀汉，这样重大的损失，他怎能以“常事”视之呢？
他冥思苦想：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呢？
巍巍白帝城，座落于三峡西端、夔门之外的高山上。由于驻足高山，人们的视野可以东西眺望，可以仰望无尽的苍穹。望着圆圆苍穹，刘备忽然想到了家乡，想到了起居坐卧的茅舍，想到了茅舍东南角篱笆边上的那棵大桑树。那棵树高高的，在幼年刘备的眼中，它简直要钻到天上去了。那树冠圆圆的，在它的底下，就如同顶着圆圆的绿色苍穹。乡里人都说，这棵大树底下当出贵人。幼年的刘备曾在树下同群童玩戏，并说：“我将坐在这皇帝的宝盖车里。”如今，刘备真的当了皇帝，这是天意呀！天的力量是那么大，天意难违呀！
想到天意，刘备又想起那惨败的夷陵之战，这恐怕也是天意。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猛地，刘备想起来了，自己当皇帝以来，只顾得与孙吴争夺荆州，竟然没有拜祭过一次天地，难怪天不佑己。于是，刘备立即给留在成都的诸葛亮下了一道诏旨，要他在都城南郊修筑圜丘，在北郊修筑方泽，刘备要依礼进行天地祭祀。
诸葛亮接到刘备的诏旨，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意。他知道，刘备在寻找夷陵失败的原因，但找来找去，竟找到“天”的头上。
对夷陵战役的失败，诸葛亮也感到很震惊，也在思考着失败的原因。他想到了法正。
法正这个人，固然有一些毛病，如心胸不宽广，品德上也不大追求清白高尚，诸葛亮在这些方面与他有些不同看法，但在报效蜀汉、兴复汉室的大义方面，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在规划国家大政方针上，诸葛亮常感到法正有奇谋妙策，与自己合作的非常默契。唯独在对待荆州问题上，诸葛亮每每感到法正与自己意见相左。不但法正，再早些时候，庞统也对自己重视荆州不以为然。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奥妙诸葛亮还没有来得及细琢磨，但他感到，庞统、法正等人的主张是有道理的，而今夷陵之战的结果证明了他们主张的合理性。诸葛亮深深感到，如果法正他们还活着就好了，他定能劝阻主上东征，避免这场失败。
尽管诸葛亮在思考夷陵之战的失败原因方面与刘备不同，但他还是立即组织施工，在成都的南郊和北郊分别营建祭祀天地的圜丘和方泽。这一方面是因为皇帝下了御旨；另一方面，修建南北郊是一个国家的礼仪制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此，在国家制度上是个严重残缺。
营建南北郊并未使诸葛亮劳太大的神，最使诸葛亮劳神的事，是与孙吴的关系问题。早在夷陵之战前夕，哥哥诸葛瑾就写信致刘备，让他考虑关羽与被曹丕害死的汉帝谁更亲近？荆州与天下相比谁大谁小？曹丕和吴王谁最可仇恨？可惜蜀汉急于东征，根本不予考虑。孙吴曾写信给刘备求和，可惜刘备欲夺回荆州，坚决予以拒绝。如今，蜀、吴两国已反目成仇，战争虽然结束，敌对关系仍存。长期敌对下去，蜀汉就多了一个敌人，兴复汉室的目标就更难实现。
改变这种状态，应该从何下手？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诸葛亮心中也没底。
就在这个时候，孙吴和曹魏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变化，这个变化为刘备、诸葛亮缓和蜀、吴敌对气氛提供了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