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是幸运的，我一直以来都用祸兮福所伏这样的古语来安慰自己和遭遇不幸的亲人们。古代的人是多么善解意啊，如果没有他们留下来的一句句化解不幸和痛苦的话，我们活下去是十分困难的。从这点意义上说，古人是没有死去的，他们时刻在我们身边鼓励我们活下去。郎浦的碧水青天，使得人情淳厚，乡亲们对妈产生了极大的同情。那时候，我因为生活所迫跟上了一条渔船，去长江捕捞一年一度的黄鱼。二哥依然每个星期坐着小火轮回郎浦一次，带给妈县城好吃的东西，给妈洗头、剪指甲。应该说，二哥能做到的他都做到了，但是这并不能解决双目失明的妈的根本问题。妈虽然在极短的时间里学会了做饭、洗衣和剁猪菜，但是她不能出门去挑水。妈没有方位感，一出门就不辨东南西北，有一次出外挑水她差一点跌进湖里淹死了。还有一次她上渠挑猪菜一直走到了郎浦镇上，半夜才摸回自己的家。妈虽然瞎着眼睛，可她还喂了一头猪和一群鸭子。她说我要它们给我作伴，我一听见它们的声音我的心里就平和多了。二哥的劝说没有任何作用，他只每次星期天在回郎浦的小火轮上，边乘船边绞湖草，回到家里，就有满满一担给猪对付一个星期的槽食。二哥星期天给妈挑两担水（缸只有那么大），再用桶趸一担水。但这三担水妈总是用不到下个星期天，这就只有靠乡亲们帮助给妈担水了。还有那群鸭子。鸭子是不会自己回家上笼的，它不比鸡，不比鹅，没有人赶它们，它们就会露宿沙洲和渠坎。傍晚，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就会帮妈去拦鸭，他们拿着竹竿，吆喝着我家的鸭群，鸭们嘎嘎地叫着，妈就在门框上眨着坍陷的眼睛迎接鸭群的归来，并且感谢那些孩子们，摸摸他们的头，把二哥从县城带回来的糖果分给他们吃。
除了这些，乡亲们还经常给妈一些做好的菜，腌制的菜，一碗煨藕，一碗酢鱼，一碗酱黄瓜……。头疼脑热的时候，乡亲们就会给她扯痧、熬姜汤、煎鱼腥草水、或者给她两颗咳特灵。
妈是幸运的，这样的日子她完全可以熬到大哥出狱以及我捕猎黄鱼归来。二哥为了回郎浦省钱，他找人买了一辆旧自行车，那是花十块钱从一个老师手上买来的，是一堆荒货，他东拼西凑把它盘得能转了，能骑从县城到郎浦的长途了，虽然骑起来老有不平的感觉（内胎打了太多的补巴），哐哐当当筛糠一样响，但二哥很高兴拥有了这个交通工具，他把每个星期一次看望妈改成一星期两次。在星期三晚上的时候，二哥清扫完了小学的里里外外，他就骑上自行车直奔百里之遥的郎浦，大约到了早晨六点钟的时候，他又能准时地打开小学的大门，给每个办公室灌好开水。整整一夜他大概都在路途上，不停地骑着他的那辆破车，无论刮风下雨，他都会这样。二哥跟妈说不完的话，他给妈扯新罩衫，给妈买香蕉吃，给妈买个收音机，让她听我们时代美妙的音乐。他说：“妈，你脚头冷吗，我给你焐脚。”他说：“妈，不要吃人家端来的酢鱼，说不定是人家吃剩了的，老鼠蟑螂爬了吃了拉肚子。”他说：“妈，我梦见老弟逮着了大黄鱼，梦见鱼要发财的。”他说：“妈，天气不错。”
二哥说得最多的是要妈不吃人家的东西，可妈骂他，她说乡亲们好，没有乡亲们活得就没有意思了。二哥不想让乡亲们对妈表现出过份的关心，他喜欢在星期天晚上让乡亲们听到他的自行车硌出响声后探出头来，说：“居义回来了。”在半夜两点钟的时候他的自行车又硌出的响声惊扰了一村人的睡梦，让他们在暖和的被窝里说：“居义走了，这么好的儿子哟。”二哥居义在他上班的时候不停地打着哈欠，张着一张吞得下老虎的嘴，他没精打彩地扫地，有时候忘了关上大门，让拾荒货的人进来把老师学生的衣物、雨伞以及背课本都给“拾”走了。“是搓麻将去了吧？”他就承认。在无数次忍无可忍之后，小学辞退了他。这曾经是一个多么好的清洁工，他还免费为老师买煤买米，为老师的家里做房子守夜，为老师掏下水道，修理门窗，配钥匙，驱赶在校门口无理取闹的无赖、疯子和小商贩。但是后来——老师们一致说——他栽在麻将上了，他通红的双眼和哈欠连天的懒相只有郎浦人知道个中原因。被辞退的二哥经一个好心的老师介绍进了一家腌制咸蛋的食品仓库里打工。这是一个承包的仓库。二哥要给新鲜的鸭蛋裹上草木灰。他的双手一天到晚浸泡在带碱性的草木灰浆中，老板让他每天至少裹六百个鸭蛋。裹好的咸鸭蛋装进龙缸，运往香港，在运送的途中这些鸭蛋就熟了。香港人爱吃的“龙缸味蛋”正是我们县的一大特产，而这许多出自二哥之手。
在那个空气污浊的食品仓库里，二哥的手泡得不成样子了，像一双死人的手，溺水者腐烂的手。他得一刻不停地为鸭蛋裹泥，累得腰酸背痛。这还不是要命的事，要命之处在于他没有了休息日，晚上也不准离开食品仓库。一个月只能轮休一天。贪婪、狠心的老板为了发财，要把这些打工者们的血汗刮干。那怪谁呢，送上门去的，你不干，想干的人多呢。一个月以后二哥拿着他用血汗换来的钱，沾满了草木灰浆的带咸味的钱回到郎浦，把钱悉数交给了妈。他没给妈说他被学校辞退的事，他只是说学校不让回。“是啊，”妈说，“居义，妈想死你啦，盼星星，盼月亮。你这一说，妈就知道了，县城里的灰多，打扫不完。”妈穿得干干净净，妈收拾得清清爽爽，跟二哥过去一星期回来两趟的情形差不多。妈生活得井井有条。妈眨巴着瞎眼说：“这桌子腿，是他们给我修的；灶跑烟，他们给我重砌了；偏厦漏啊，他们给我检的漏。你看，乡亲们多好。”二哥听着这些，心里不是滋味。他挑水，他打猪草，他把碗柜的一个老鼠啃出的洞用木头钉好，他没有话给妈说，默默地做着，不敢见乡亲。他连饭都没吃就赶回了县城。
第二次回来，他看见一群乡亲在我家的屋顶上给妈用砖砌屋脊，估计又是屋漏了，油毡坏了。那些人坐在屋顶上，和二哥打招呼。他们没提那些砖和几块油毡是哪儿来的。这让二哥无地自容，他像个客人，而那些乡亲成了主人。二哥去小卖部买了一包好烟，一包白沙烟，用力甩上屋顶，让乡亲们分食。他爬上梯子时，屋顶上的人说：“都做完了，小心摔着。”
又一个月后第三次回来，他看见一群乡亲在我家的后园里给妈搭豆架和葫芦架。那些人砍着竹子，编着草绳，和二哥笑着，不说话。二哥真是无地自容，他站不是，坐不是。他又去小卖部买烟，买了一包很好的烟，红塔山的，亲自送到每一个人的手上，剩余的给了一个老者。他去用草绳捆扎时，乡亲们说：“居义你歇着去。”
二哥突然对郎浦和干净但瞎眼的妈陌生起来。他当时一定怨我，怨他的老弟居礼怎么没个音讯了呢？长江的渔汛已经过了，老弟未必把妈都忘了？他这么想，可口里还在搪塞妈对我的叨念。二哥说他看见了我，说我逮到了大黄鱼，起了篓子，说我可能会成为有钱人了，说不定会给妈带个撒网的媳妇回来。其实二哥根本没有我的消息，我懒得跟人说我正在做啥。我早就没有打鱼了，长江上已没有黄鱼可打，我去了一条货船上。我煎鱼的手艺让他们留下了我，我当了炊事员，管五个船工的饭食。对于煎鱼，我当然不在话下，从小我就懂得郎浦各种各样的淡水鱼的吃法，我让这五个猪一样好胃口的船工吃得满面红光，分不清谁是船长谁是水手了。我一天管他们四顿饭（半夜还一顿“枕头酒”），有时还得为他们带上船来的女人做糖醋带鱼。我整天围着锅台转，已经对郎浦和我们家的事心若止水了。我知道，妈有孝顺的二哥照看，二哥行着苦孝，还有郎浦那些心似菩萨的乡亲，我还是走掉去奔自己的生活为好。
还是要说到第三次回家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二哥，我的二哥藏着那双被碱水泡烂的双手，他推出自行车离开家门，告别妈时，看到妈像个庙里知足的老尼，一点都没有了依恋他的意思，这使他多么失望啊。过去妈总是在风中盼望着他的二儿子归来，给她带回吃穿，妈掰着指头念星期三和星期六。但是，现在妈已经适应了她所有的儿子都不在身边，她瞽盲着双眼，活在乡亲们中间。二哥一定在想，乡亲们怎么在指戳着他啊。这个孝顺的儿子，不能忍受乡亲们对妈的热情和关照，那样，他就成了不肖之子。他在骑往县城的路上，喃喃地自语道：“妈，你不能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