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林歌耖了一天田回来，远远地看见他的草棚门前有几个生人。走近一看，一个个的青春痘、黄军装，都操着林歌同样的腔调。原来是又一批新下乡的武汉知青。外人可能听不出来，这三个家伙是武昌洪山一带的知青。武昌跟汉口说话有许多音不同，而且武昌的青山跟洪山不同，洪山跟关山不同。当然了，只是个别字的发音或一句话的尾音。
队长没有地方让他们住了，只好让他们同林歌一起来守湖田。
“这三个都是教授的儿子，不像你们下来几年什么都能做了，他们不会做饭，不会洗衣，你得多帮帮他们，从明天起，你就为他们负责做饭。”当天晚上队长来看这三位知青，把林歌拉到棚外这么安排。“伙计，辛苦点，老革命了，觉悟要高些。”队长拍着林歌的肩。
这已经差不多到了知青上山下乡热潮的尾声，贫下中农没那么热情了，不会再派专人为知青做饭，为他们修红砖宿舍。但是让老知青为新知青做饭，这是天大的笑话。我干吗要伺候他们呢？我也是堂堂的知青。虽然招工、推荐上大学的事轮不到我林歌，我也没贱到这种地步！凭老子四年下乡的资格，也不是该我伺候他们，而应该让他们来伺候老子！
林歌气不打一处来，林歌只是对队长说：“走着瞧吧，明天是明天的话。”
林歌觉得这世界真是荒唐透了，这世界他妈的总是令人好笑。
首要的问题是四个彪形大汉怎么安排住处。事实上，当林歌回来时，他们都抢占了有利地形，打起了柳木桩，扎好了床，铺上了床竿和松软的稻草。把林歌的东西全收到一个角落里去。而过去，这个天地全属于林歌。
四张床头挨头，一个打屁八个鼻孔闻。教授的儿子一样锉牙齿、说梦话、遗精。
林歌还发现教授的儿子同样小气、吝啬。他发现牙膏消得很快，没几天就瘪了。
林歌规定四个人轮流做饭，各打各的米。至于蔬菜，林歌占到了他们一点便宜。生产队答应供应这三个家伙半年蔬菜。半年以后，就得像林歌他们一样，自己种了，一人一分地，种不种由你。
然而不到十天，一个棚子就分成了四个锅台。这些懒惰的家伙们一天只烧一顿饭，然后把稀粥倒入热水瓶以便下一餐吃，真不愧是教授的儿子。林歌只好一早就出门，到他的那些同学那儿去弄吃的。
他克制着不去郝桂芝那边，但自己的棚子里四条汉子的骚气令他窒息。教授的儿子还有一些其它无法容忍的毛病：一个姓丁的家伙竟然每天在油灯下写诗歌，整夜整夜写了那些狗屁的革命诗歌，早晨起来在鼻子里挖一大坨黑灰；另一个姓刘的家伙鬼日疯了学英语，把棚子里所有的器物都贴上英语单词。这三个家伙虽然因为小气分灶，可在对待林歌上却惊人地团结。后来林歌吃不到他们一根青菜，那些做成的菜，有时候清清他们的碗，全是空的，不知藏在哪儿了。棚子就这么大，他们究竟藏在哪儿了呢？偶尔一天林歌才发现，他们在棚后的田坎上挖了一个很深的洞，全部密封，防虫蚁，又阴凉，菜搁进去几天，根本不会馊。婊子养的，真不亏是教授的儿子。
他们不给林歌菜吃，还用林歌的枕巾擦汗，床单擦脚。棚子里欢闹得一团的他们，只要等林歌回去了，就鸦雀无声了，三个家伙一起长时间沉默，制造压抑的沉闷的空气，让林歌不好受。这三个小×养的，当然论打架都不是林歌的对手，但在斗智方面，林歌却甘拜下风。
大约一个月以后，林歌出人意料地卷起铺盖离开了那三个家伙，跨过水沟，同郝桂芝住在一起了。“惹不起躲得起。”林歌自嘲地对自己说。
当夕阳西下的那天晚上，三个家伙从地窖里取出他们精心藏匿的一碗水煮青菜时，他们抬起头看到了沟对面那个棚子前，林歌正在同那个当地下放的女人醉酒当歌呐！林歌还在扯一只猪蹄，闪射的油光把三个教授儿子的眼睛都照花了。
晚上他又睡到了女人的怀里。女人因为怀孕，那肥厚稀松的大乳房变得有些坚挺了。女人让他摸她的微微隆起的腹部，说：“这是你的一颗种。”又说：“你打得蛮准呐。”
女人的气味不管怎样比男人好闻。林歌庆幸再也不必听那三个骚男人打屁了，还有诗，还有英语，都跟屁一样臭。男人弄出来的东西都臭。
二十二岁的武汉知青林歌还是个孩子。他斗气似地一日三餐都在棚外面咂酒，咂得叭叭响，他炫耀着他天堂般的生活，他甚至用当地的荆州腔向郝桂芝讲当地的一句俗话：锅里有煮的，裆里有杵的。这种当地人的幸福观，林歌觉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同居可以，我不会跟你扯结婚证。”林歌反复地向郝桂芝说明他的观点。
同居公开了，没有几天，林歌把整个人都转到了郝桂芝所在的生产队，奇怪的是林歌并没有听到什么非议，似乎这世界不管怎样都是正常的。
郝桂芝很高兴，郝桂芝说小林你早就应该这样，咱们怎么过，关哪个的事！郝桂芝拉着林歌去公社逛商店，与林歌一起到大队看病。郝桂芝穿翻领春装、猪皮鞋，收拾好了的确不像乡下人。
在郝桂芝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这个女人挽着林歌的手来到了县城她父亲家里。
郝桂芝的父亲并不管郝桂芝同林歌的事。这个端着酒杯杀猪的屠夫，这个醉醺醺的国家干部，在清晨杀完猪褪好毛割下猪头后，就泡进了茶馆。一杯茶一杯酒一根卤肠，听《小砍刀的故事》，听《破晓记》，听《烈火金刚》，在深夜也可以听到《封神榜》、《三侠五义》。
这个国家干部住在屠宰坊的西头，猪屎尿的臭味紧贴在窗子上，屠宰坊喂了三条大狼狗，这些大狼狗总是喜欢朝林歌叫而向郝桂芝摇尾。林歌不敢外出，上厕所也得拿块砖头，只好整天陪着郝桂芝在床上，除了性交就是听听她家那个短波收音机里面的“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反正她的父亲不在家。
不过杀完猪以后，她的父亲总能提点下水回来，不是臭气熏天的肠子，就是鲜红流水的心肺，当然了，有时也有一篮子骨头，煨汤给怀孕的女儿喝。
“吃青菜，儿子今后就得麻痹症。多喝点骨头汤，儿子就强壮。”郝桂芝这么说。
在被猪喊狗叫环绕的那间房子里，郝桂芝生下了一个女婴，郝桂芝整天“儿子儿子”挂在嘴边，结果未能如愿以偿。后来当林歌听说男人性欲强就生男孩，女人性欲强就生女孩后，暗地里想，这个女人只配生女孩。
一个丫头片子，头发却长得极像林歌，微微曲卷，肤色也好。只是脸盘大点，眼睛发肿，这些完全是郝桂芝的遗传。
孩子满月的时候燕子从沙市回来看望，这使林歌尴尬了一回。燕子长高了，白胖了。燕子可能在沙市已经听说了，这个女孩子不愧为郝桂芝的私生女，竟像没事儿一样，十分高兴她母亲为她生了个妹妹，也不管是谁的种，似乎这妹妹与林歌无关。
燕子喜欢这个同母异父的小妹妹，抱着她玩，给她换尿片。但是，还是像过去一样，不再对林歌有称呼了。不过，对林歌却一如往常笑眯眯的。
林歌在县城抚养他的女儿近半年中，错过了一次招工的机会。不过事后他没什么太大的后悔，招工不是武汉，而是宜昌三三O工程。招工去了的人后来写信来说，跟当民工一回事，住工棚，背水泥，离家乡武汉越来越远了。
女儿很快就满了一岁。那时候，郝桂芝重新当了母亲脸上放光，下垂的胸部又鼓起来了，胃口也因天天喝骨头汤弄刁了，竟呆在县城不再回生产队去。
林歌却要回去，林歌去参加几天生产，然后分回每个月的口粮，林歌把口粮分了，打了，筛了，用口袋装着，借生产队的板车拖回县城来，不光是粮食，还有土豆、红薯、麦秸、棉梗，林歌按照郝桂芝的吩咐全部得拖回县城。
林歌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县城，他找到了一份临时工，就是郝桂芝曾经干过的，把河坡码头的牲猪成群成群赶到牲猪仓库去。这份活下贱，但比在生产队出工强多了。林歌在异乡的县城里赶着猪，同一些老老少少的当地居民一起，用竹条鞭打着，吆喝着。有个别时刻想逃跑或者赖着不走的猪，就得靠林歌这种小伙子了：揪尾的揪尾，拖耳的拖耳。拖到仓库，一次就是一块五角，生产队超支，他将这些钱去还超支款，余下的还可以买烟抽、给郝桂芝父亲交生活费。
林歌的女儿叫林灵。
在林灵满一周岁时，林歌去生产队，想会一会一同下乡的战友，仔细寻寻，发现都断断续续走得差不多了。各种各样的路子，各种各样的关系和办法。没走的，就是结婚在农村真正扎根安家了的人，没有任何背景的人，死去的人。
林歌见到了二队的小严，小严生了第三个小孩，又黑又瘦，不像名堂了，完全看不出是武汉知青。小严在衣服上揩着鼻涕，谈起林歌的事，林歌以为她会数落他一顿的，可这位战友却说：“过吧，过吧，咱们反正在农村一辈子了，你比咱们多长了个心眼，没拿结婚证，到时一招工，扯腿就走么。回武汉后，你再找个姑娘伢，把姓郝的一脚蹬了，那算什么！”
“是啊，”林歌说，“我死活不拿结婚证，但女儿我是要的，不管怎么说，女儿是我们下放农村的见证，是亲骨肉，至于是跟谁睡出来的，哼，那就管不得这多了。”
也许林歌有点过于乐观，林歌始终相信他会在不久的将来能回到他的故乡武汉去。“等所有的知青都他妈的走光，最后一次机会总会轮到我吧。”
他差不多忘记了一个人，这就是曾与郝桂芝有一手的生产队长。这个矮壮的两腮咬肌凸出的乡下男人，对世界一脸的仇恨。当然，他恨林歌，这个乡下人虽然在情场上完全不是林歌的对手，可他捏着知青的生杀大权。林歌并不嫉妒他，因为林歌并不爱郝桂芝，然而他却嫉妒林歌。林歌和郝的非法同居生下一小孩的事，本来算不了什么，这类事在当地人中、在知青中屡见不鲜。可经队长在招工干部面前一渲染，年龄的悬殊、郝的两个不光明正大的女儿，都使林歌成了一个可怕的人，甚至被认为是道德品质低下的人。
林歌在1974年的正月初一早晨，到生产队长的门口放了三个擂炮，炸飞了生产队长腌咸菜的一口大缸。林歌对着一脸惊恐开门的生产队长说：“给您送恭贺来了。”林歌用荆州腔这么说。
当生产队长跑去喊大队民兵连长的时候，林歌骑着自行车早就踏上了去县城的大路。
这是在忍无可忍、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林歌对生产队长的一次礼貌行动，它幽默，是一种警告。可是生产队长并不害怕，只能更加激励起了他的恼羞成怒，一次又一次不给林歌离开乡下的机会。事实上，林歌很少在生产队干活了，他在县城干临时工，只不过粮食指标在生产队，每月必去交钱分粮。
等到他原来队里的那几个教授的儿子都招工走了，现在生产队的人都差不多忘掉他，最后一批知青大招工的时候来了。不过这一次只有县城招工的指标。
离开乡下吧，没有机会了，谁都不会放过这次机会，重要的问题是能重新吃上商品粮；况且邻近生产队还有零星几个武汉知青，他（她）们也没有拒绝去县城的机会，管它是不是武汉！
林歌招工到县装卸公司。这一次生产队长无法再卡他了。林歌后来在招工干部那儿看到了那张“贫下中农座谈意见”，其中生产队长的意见是“今后要注意道德品质的修养，遵守纪律”。这当然是相当婉转的了。这位生产队长虽然恨，却怕武汉知青再在正月初一早晨往他家窗户里扔擂炮。
郝桂芝母女也返城了。成千上万的下放户们，贱卖了数年辛苦置起的农具、犁耙、胶轮车、箩筐扁担，筛子簸箕，带着耗尽的身心，一无所有的家庭，重新回到了街街巷巷，祖居的地方。
这一年大约谁都记得，这一年是197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