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陆路交通外，秦始皇也重视水路交通的建设，最著名的有灵渠的开凿（今广西兴安县境内），从而使长江水系和漓江水系沟通，粮草也就可以从湘江输送到漓江，保障了对岭南的军政统治和经济开发。因此，灵渠的战略意义非同一般，明代著名学者解缙一语中的：“石渠南北引湘漓，分水塘深下作堤。若是秦人多二纪，锦帆直是到天涯。”
秦朝交通虽然畅通，但除了军旅和民夫运送粮草外，一般老百姓是不敢上路的，只有孤家寡人的秦始皇在道上威风凛凛地游玩，其目的是“以示强，威服海内”。秦始皇为后世帝王巡游作出了典范，其巡游最大的特点：一是到处勒石记功，二是到处破坏他认为不顺眼的或有损他皇权气数的景观，三是奠定了封禅制度。此外，他还开辟了海上巡游，甚至听信方士谎言，派徐福出海寻求仙丹。仙药没有找到，倒是开辟了中国到日本之航路，对中国后世海上旅行影响颇大。秦始皇不知疲劳的巡游，开启了旅游壮阔豪放的时代风格，而他自己最终也是死在旅途上，与一车臭鱼一起拉回咸阳，葬于临潼骊山。
汉代旅游的壮阔豪放之风可谓承上启下。由于汉代的交通进一步发展，不但修了通往北方的“回中道”，通往蜀中的“褒斜道”，过贵州进云南的“夜郎道”，还修了越秦岭到汉中的“子午道”。四通八达的交通，条条大道通长安。加上疆域进一步拓展，走出国门已经成为时代的特点。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相继开通。由于道路交通便利，国富民强，所以除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巡游能与秦始皇媲美之外，其他旅行者的长途之旅也一样壮阔豪放。其中彪炳史册的有张骞“凿空”西域，有甘英的创纪录游，还有司马迁的周游考察等。
张骞，陕西汉中成固人，曾于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历时12年（其中被匈奴人擒获羁留10年），吃尽苦头，终于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后来虽无功而返，但他“凿空”了千年古道，是中原人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直达西域之旅。第二次旅途就顺畅多了，是带着庞大的使团浩浩荡荡地出使西域，顺利到达乌孙国之后，又分别派出副使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从此将中国的影响波及中亚一带。张骞作为汉代最杰出的旅行家之一，其“凿空”西域之游，对历史影响极大。首先，他将西域所见所闻说给汉武帝听，让汉武帝动了心，认为黄河的源头就在于阗（今新疆和田附近），于阗必有昆仑山，于是不断派使者到西域各国，结果“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史记·大宛列传》），这使汉武帝更深信不疑，并一锤定音，认定于阗之南山就是“昆仑山”。在昆仑探宝的同时，汉武帝也采纳了张骞打通西域的建议，促进了与西域的沟通，从此中外使者“相望于道”。其次，丝绸之路也因张骞的壮游，逐渐形成并繁荣起来，商人不绝于道。此外，印度佛教也经西域循张骞足迹流沙千里进入中原，宗教僧侣之游也开始兴起于大漠。
张骞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整个汉代的中国人。到东汉之初，又涌现出诸多出使西域的勇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投笔从戎的班超和他的副使甘英。公元73年，班超曾率领36名随从出使西域，在鄯善国以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勇果断，袭击匈奴使者100多人，挫败匈奴对南道各国的控制，使之尽归于汉。此后班超在西域坐镇30余年，保证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公元97年，班固遣甘英出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一直西行到条支海（波斯湾）。波斯人害怕中国人直接与东罗马帝国沟通，欺骗甘英说此海不可渡，使当时世界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失之交臂，是为历史的遗憾。但甘英这次西行，行程15000多公里，虽“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后汉书·西域传》），刷新了中国人西行的记录。
汉代文人旅游也甚为壮阔，甚至还有点悲壮色彩。其中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为求出路的宦游。从汉武帝开始，“削藩”成功，为加强中央集权，皇帝招募天下贤才，兴太学，立五经，察举策问并举，鼓励平民上书言事，贡献诗赋。知识分子似乎突然看到了一条奔向仕途的金光大道，惊喜异常，一时间纷纷离乡去国，奔赴京城，甚至有枚乘老先生跑死在道上，其子枚皋前赴后继，由吴地老家再奔长安，终于如愿以偿，被汉武帝“拜为郎”（《汉书·枚皋传》）。这悲喜交加的结局，激励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文人功利性的大旅行潮，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离其父兄，去其邑里”，纵身于潮流之中，但更多的是“或身殁于他邦，或长游而不归”（徐干《中论·遣交》）。另一种则是以增长知识、促进学问为目的的。这样的人不多，其中以司马迁最为突出。
司马迁，陕西韩城人，出身于史学世家。10岁时随父亲进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老师都是当时国家顶尖级的大师，如孔安国、董仲舒等。但他不满足于书本知识，20岁那年，他开始了壮游天下的考察之旅。从长安出发，出武关，经南阳，南渡长江，越洞庭，到汨罗吊屈原，溯湘江，入潇水，窥九嶷瞻仰舜陵，而后东向“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接着进入江苏南部，上姑苏山，眺望五湖，观察水乡泽国，然后渡江北上淮阴侯故乡，再渡淮水，到达曲阜拜谒孔陵孔庙，之后取道当年孟尝君的封邑薛县，往楚汉之争的古战场彭越（今徐州市），再折向大梁（今开封），然后又漫游到安徽大泽乡一带，最后西出大梁返回长安。此次旅游费时10年，行程万里，走遍了中国的南部和东部。回长安后，被任命为郎中官，虽无什么职权，却作为皇帝侍从，跟着好旅游的皇帝于公元前116～公元前112年之间又作了两次长途的西北游。先是到今甘肃的清水县、平凉市等地，回京没多久，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从西南回来正赶上汉武帝去泰山封禅，立即追随而去。封禅之后，又随汉武帝巡游北上到碣石，过辽西，转向北边，至九原，然后沿“直道”南归长安。司马迁一生周游近20年，采风万里，足迹遍历祖国的名山大川（涉及今13省），这是名副其实的考察学习之游，不仅欣赏了神州山河的壮丽景色，更重要的是收集了古代许多文物史料和历史故事，考察了社会风俗和经济情况，丰富了知识，扩大了眼界，同时也多少体会了民间的一些实际生活，这一切都为他的鸿篇巨制《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年）的362年是腥风血雨的362年，大多时间政治分裂而黑暗，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生命朝不保夕而放纵。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经济文化相对发展，各族人民的交流加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而在上层建筑方面也急剧变化。门阀士族逐渐走向衰落，庶族地主登台亮相；儒教受挫，玄学兴起，佛教道教畸形发展，形成了思想文化史上第二次大解放浪潮。在这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却意外地迎来了旅游史上的第二个发展高潮。无论从旅游人数之多，游兴之浓，游迹之广，还是从游风之独特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故有学者称之为“旅游的自觉时代”。总的看来，这时期的旅游，其风格是旷达风流，其特点是登高必啸远，悠游皆抒情，达到了一个比较自觉追求真善美的高层次。其发展体现在以下不同类型的旅游形式中。
一是建安风骨的军旅之游。汉朝末年，群雄蜂起，诸侯割据，野心家、阴谋家，义士、枭雄，红脸、白脸、黑脸纷纷登台亮相，把中国大地冲杀得兵荒马乱，“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老百姓是没有心情旅游了。但那些称雄时代的军阀和他们有文化的幕僚谋客，却是东征西讨，走了不少地方。而汉朝四百多年的文化积淀，使这些乱世征尘中的大军豪杰颇具文化修养，他们竟能够把残酷征战与旅游抒情和审美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慷慨悲凉、“志深而笔长”的军旅之游，其典型代表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三曹”和“建安七子”。例如曹操，他御军30余年，几乎连年征战，在行军跋涉之中，他既看到了“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民生凋敝的社会景象，也领略了“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美妙壮观的自然景象，二者强烈的反差更激发了他作为游者的诗性文才，以至于“登高必赋，及造新诗”，也激发了他作为政治家一统山河的雄心壮志和深感政治无常、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矛盾心理。其留下的著名诗篇《步出夏门行》就是一代豪杰军旅之游的真实情感流露。
二是无为避世的玄游。曹氏当权，为政治需要和自身的文学爱好，也搞了些用人唯贤的政策，天下文人雅士于是纷纷云集在曹氏父子旗下。无奈政治风云变幻，天下大势统归司马懿之后，司马懿对曹氏集团及其附庸的文人雅士大开杀戒。司马师、司马昭先后继位后，为巩固势力，继续屠杀异己，尤其是有独立思想的文人，社会跌入黑暗和恐怖之中，连世家大族的人也被杀怕了，上进无路，且有性命之虞，于是个个学乖巧，坐而论道，闭口不谈政治，不谈人事，清谈玄虚之风应运而生。玄学本是曹魏时何宴、王弼炮制出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它是以道家“贵无”思想来解释，以儒家经典《易经》为中心而形成的思想流派。在司马氏的恐怖统治下，玄学被越弄越玄，玄得不为人懂就是真正的玄学了。实际上成了一些人逃避现实的借口，成天讲潇洒，标榜清高，装腔作势，以参政为俗，以随俗为耻。另一些人则以玄学清谈为幌子，对司马集团采取不合作的消极抵抗。在政治失意、精神空虚、思想痛苦之中，这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向自然山水，去抒发感情，寻找平衡，于是出现了看似旷达的，啸权行吟于山水之间，与田园郊也为友，并从中参悟玄机、印证玄理、安抚人生、陶冶性情的旅游活动，这就是所谓“玄游”。玄游之风一直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其著名人物有很多。
最初的所谓“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山涛、王蓉、向秀），他们都是些玩世不恭、纵情山水的旅行家，其中以嵇康、阮籍最有个性。嵇康（223～263年），字叔夜，是个老庄迷，追求恬静寡欲，却又性格刚烈，喜欢像神农一样，爬崇山峻岭采药游，目的是想找到长生不老草，同时在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境界。他主张“返乎自然”，向往登高长啸、竹林弹琴，渴了饮石钟乳，饿了掘些野葛根之类充饥的生活，还喜欢追随道士，一起玄游。作为文学家，他“有奇才”，“博览无不精通”，写一手好诗，“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四言诗之一》），这是他的追求。但他没有完全超脱，最终因敢于直言而遭杀身之祸。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他比嵇康有主意得多了。他深知政治的残酷，经常以醉酒装傻，“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就连皇上与他对亲家的大好事，他也装醉推辞，而且一醉就是60天，皇帝也只好作罢。除饮酒外，其最大爱好就是登山临水，而且一出游就是“终日忘归”，有时是独自驾车，也不按路行走，而是漫无目的地信缰走去，直到车实在走不下去了，就大哭着返回。他虽然极力不臧否人物，但在游兴勃发时，又忍不住对古人指指点点。最著名的就是在登广武山鸟瞰楚汉古战场时，对刘邦轻蔑地评价“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成为千古名句。
东晋时的玄游名士有孙绰、许洵、谢安、王羲之、陶渊明等。其中，书画家王羲之组织的兰亭会，可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玄游集会。王羲之（321～379年），字逸少，出身于豪强大官僚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一生酷爱书法，且从少年时代就喜欢旅游。旅游对他的艺术生涯和政治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热爱祖国的壮美山河，关注民间疾苦，虽官至右军大将军，终因与官场格格不入而弃官。他在会稽任职期间，于永和九年（353年）上巳节，约集右将军司马孙函公、县令谢胜以及名士孙绰、李充、许洵、支遁等41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饮酒赋诗。在这群山峻岭之中，“茂林修竹”之地，他们听“激流激湍”，享受着“流觞曲水，列坐其次”，“一觞一咏，亦足以畅抒幽情”的乐趣。这次颇具规模的玄游共做诗30多首，王羲之为之写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兰亭集序》。此后王羲之的游兴一发不可收拾，辞官后更是纵情山水之间，与名人道士遍游江浙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成为著名的玄游家。
东晋时的玄游有自己的特点，开始走出空论有无，清谈玄虚，志在参悟玄机和印证玄理的老庄思想的窠臼，转向自觉地追求自然山水的审美情趣。如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印而去的陶渊明，正是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普通田园景色中体会大自然的优美。
到南北朝时，社会上的空谈之风更加淡化了。一方面是统治集团也接受了老庄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提倡“为政务在清静”，于是帝王大臣带头恣情山水。另一方面，士大夫们也不那么“清高”了，既要流觞曲水，游乐痛饮，又要厕身朝廷，光耀门楣，于是出现所谓“朝隐”之风。这些当朝“隐士”，都是些高官大臣，也是玄游好手。除他们外，社会上文人名士的玄游仍然在进行。这一时期玄游的突出人物有谢灵运、谢朓、鲍照、吴均等。其中以谢灵运的排场最大，影响最深，正是在激情的玄游中，成全了他中国第一位直接描写山水的诗人的桂冠，开创了山水诗派。
谢灵运（385～433年），出身世代官宦之家，但他当官从来就不专心。20多岁供职军队文官，跟着队伍东奔西跑，嘴里老爱贬毁朝廷，结果被贬到永嘉（今浙江温州）担任太守。他对政事仍然毫不关心，成天出去游山玩水，后来索性辞职回去隐居。宋文帝时，虽又被起用，终因工作不上心，随心所欲到不上朝、不办公，外出玄游不请假的地步，被文帝视为稀泥巴糊不上墙，夺了他的职。从此他专心于游山玩水，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登山鞋”——谢公履。由于家资雄厚，他的旅游，除皇家外，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私家旅游最为排场的了：通常是几百仆从和门生前呼后拥，甚至专为旅游而伐木铺路，“凿山浚湖”。一次，他令几百人由会稽南面的山上修路直到临海，山上人声鼎沸，临海太守还以为是强盗下山来了，吓得不得了，得知是谢家旅游团经过，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
谢灵运在旅游中，常常抑制不住诗兴大发，留下许多杰作。但他与陶渊明的田园诗重主观感受的表现手法不同，而是重在对客观自然景物的真实细腻的描绘。如名句“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给当时的诗坛吹进一股清新的气息，也更能激起人们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增强民族自豪感。
三是踏迹览胜游。当玄风在南方炽热时，北朝却还保持着实在的风气，即使旅游踏迹览胜也多带有实用的色彩，至少也是为“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旅游、治学、考察几不误，其著名代表人物是郦道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