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盘古开天地到三皇五帝的神话与传说，反映的是中华文明的史前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渊源的滥觞之处，折射的是中华民族原始血缘家庭经过氏族社会到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文化。只是时间太悠远，历史没有给我们后人留下更多的痕迹，没有文字，没有录音，没有我们能一目了然的任何记载。我们只能通过发掘，让石头、化石来说话，告诉我们那遥远的故事与文化。其实，中华史前文化的考古成果还是十分丰富的，现在发掘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有距今约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化石、100万年到3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30万年到10万年前的山西丁村人、广东马坝人、陕西大荔人、湖北长阳人，10万年到1万年前的内蒙河套人、广西柳江人、北京山顶洞人。这些原始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中华大地上的旧石器文化和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也烙下了中华文化最原始的印记。黄皮肤、黑眼睛和铲型门牙是种族的独特标志；石器以单面反向修理居多，工具组合以刮削器为主，兼有尖状器和砍砸器等，是中华旧石器文化的独特标志。
继旧石器文化后，中华大地在七八千年前，进入了新石器文化时代。其标志就是发明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人们开始定居，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有了制陶和纺织等原始手工业。这时，中华民族的远祖已经从采集经济过渡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社会结构方面，母系氏族已走到尽头，父系氏族取而代之。
新石器时代最著名的考古有：
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河南新郑），距今七八千年以上。仰韶文化（河南渑池仰韶村、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距今五六千年，仰韶文化的标志是彩陶，此时开始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大汶口文化（山东泰安大汶口），距今四五千年，也是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时期。龙山文化（山东章丘龙山镇），距今四五千年，开始了轮制陶器，其标志是黑陶，其实以灰陶为主，能制精美黑陶，红陶和白陶极少，这时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在学术界，河南龙山文化被认为是夏文化的源头，山东龙山文化被认为是商文化的前身。
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七千年左右，其特点是“干栏式”建筑，梁柱间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具有相当成熟的木构技术。再就是水稻栽培，还有陶器（黑陶）上广泛应用的绳纹和刻画动植物形象的花纹，显示出一种和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良渚文化（浙江余杭良渚镇），距今四五千年，其特点是黑陶造型规整，在壶、豆、盘、簋等的圈足上有镂孔，有的并饰有匀称的弦纹，有相当发达的农业，良渚文化的许多内容成为商文化的来源。
在东南沿海和华南，也发现有不少新石器早期阶段的遗址，如广东、广西、福建、台湾，以及江西、湖南部分地区，其特点就是大量的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共存，普遍使用器型简单的绳纹粗陶。
在北方地区则有红山文化（辽西、内蒙古一带），其特征是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并存，陶器有细泥的彩陶和带篦纹、划纹的粗陶。
在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存相当复杂，如宁夏、甘肃一带，既有与细石器共存的篦纹陶，又有绳纹陶，还有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影响的陶器。新疆则完全另具特点，西藏则发现有不与陶器共生的细石器。
总之，在神州大地上，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各成系统、平行发展又相互渗透的地区性文化。虽然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是具有地区性特点的原始文化，但在互相交往、斗争中融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都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范畴。前面说的神农、伏羲等神话、传说，就是反映这个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及各地域文化面貌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
学术界将这一过程中的文化群体划分为三大集团：西北华夏集团，包括黄帝、炎帝、颛顼（高阳）、舜（有虞氏）、祝融等族，主要居西北黄土高原一带；东夷集团，其属有太昊、少昊、蚩尤等部族，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三苗集团，由伏羲、女娲、灌兜等部族组成，地处今湖南、湖北、江西一带。
这三大部落集团经过长期交往、斗争，终于融合为一，成为华夏民族，即汉族的前身，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毋庸置疑，在这一过程中，黄河中下游区域的原始文化在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中处于担纲的地位，引导历史发展趋势，最终成为夏、商、周三代中华文化的中坚，并烙下了中华文化在此后发展中的民族印记。
二、中华文化的整合与定型
1.夏、商、周礼制文化与百家争鸣
“尧日中天”时代是在禹（姒文命）的手中结束的。作为姒文命本人来说，他的政绩，他的勤勉，他的为人，使他的统治仍可归于令后人称道的“尧天舜日”的辉煌之下，那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太平盛世。
姒文命最大的功绩，也是最令后人敬仰的，就是他领导人民治洪水。
水，永远是农耕民族手中的一把双刃剑，治理得好，它是水利，是保障人们衣食生存的宝剑；治理不好，它就成为水灾，一把悬在头顶上要命的达摩克利斯剑。治水是华夏民族的第一要务，也是华夏文化的灵魂渊源，是浇铸华夏文化特质的社会模型。
姒文命的父亲崇伯鲧，在舜手下就是个负责治水的官员。但他的运气不好，终生与洪魔搏斗，虽奔波操劳，呕心沥血，却屡战屡败，劳而无功。之所以是这种局面，关键是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对水性没有一个彻底的认识，只是从局部，从表面现象看到了土可以堵水，而没有从更高处，全面地、内在地认识水无所不在的本质。所以，他采取了“堵”的方针治水，虽有小获，但终归失败。失败的事实成为小人的把柄，他们趁机诬告他治水不力，还阴谋发动政治叛乱。舜虽然贤明，但在关系到他统治地位的关键事情上，他采取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派人将鲧杀死于羽山（今山东临沂）。这对姒文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他明智地选择了克制，为了天下大众的利益，他忍辱负重，继续向舜帝表示忠心，并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在自己封地——夏部落治水治农。父亲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他治水、治国的道理。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但在治水中悟出了水性，变堵为疏，实行“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国语》卷三《周语下》），还举一反三，悟出了民性，所以他干得得心应手，他的骄人政绩感动了舜帝。
当中明确表示荐姒文命为自己的接班人，准备“禅让”于他时，舜的儿子商均不服，蓄谋发动叛乱，夺回帝位。为避免不测，姒文命从夏部落（河南禹县）迁往阳城（河南登封东南），所有诸侯皆去朝姒文命，而不拜商均。大势已定，最终，舜帝将统治大权“禅让”于姒文命，是为禹帝，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33年（范文澜《中国通史》说）。
执掌了天下大权的禹帝，没有忘记自己治水的历史使命。为治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终身克勤克俭，为民众操心，终于完成了父亲未竟事业，治好了九条河流，即黄河、渭水、洛水、弱水、济水、淮河、长江、汉水等。
禹在治水的同时也致力于治农。正如韩非子所称道的：“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是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据说他的精神感动了上天，于是派神龟从洛水背负“洪范九畴”传授给大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图洛书”中的“洛书”。
洛书（即九畴），经过后来箕子在《洪范》中的解释、阐述，不仅成为对中国政治影响深远的九条治理国家的大法，而且它从五行、王道、天人关系三方面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可见，禹已经是一个跨入文明门槛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治者了，他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140年，禹将势力沿颍水南下扩张，在淮水中游的塗山（今安徽怀远县）大会夏、夷诸部落众多首领，是为“塗山之会”，以此为标志，夏王朝建立。
禹到晚年时，绝对权威已经建立起来。苗山诸侯大会就是他这种权威的最高展示。当时他召集各诸侯到苗山（今浙江绍兴县、崃县、诸暨、东阳间）开会，计功封爵。大家都听命如期到会，唯有防风部落（今浙江德清县）酋长不把召唤放在心上，姗姗而来。禹认为这是对他权威的冒犯，加上防风部落一贯自恃强悍，桀骜不驯，喜欢攻伐，对自己是个威胁，于是以迟到为借口，将防风酋长捕杀，以儆效尤。此会以后，苗山改名为会稽山，即“会计”的意思。苗山会议既标志着统治者个人绝对权威的形成，部落联盟已经完成向国家过渡，也暗示着舜禹“禅让”的实质。对禹来说，下一步只是完善国家暴力机器和公共管理机能，而最重要的是怎样保证他的国家思想的贯彻与执行，这就必须在继承制度方面来个质的改变。于是他决定打破名存实亡的所谓“禅让”制，要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从此，“天下为公”的思想被“家天下”的思想取代。
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禹大力建设政权的保证——军队。派人用铜做成兵器。为了神化国家政权，还用铜铸成九个大鼎，作为传国宝器。这时他想得更多的是国家政权作为一种个人所有，怎样能在家族保持更久的问题了。有人发明了饮用的酒，献给他尝，他饮用后感叹道：“酒的确是好东西，正因为如此，将来一定会有人因它而国破家亡”。
禹死前，有心将帝位传给儿子启，但当时传统的“禅让”观念还有一定影响，所以有说禹曾仿效帝舜的故事，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挑选了东夷族的皋陶作为帝位继承人，但不陶命运不济，先死了。又另举荐东方偃姓之族的伯益为接班人，于是出现了“益干启位，启杀之”的事件。事实是，禹死后，位子还是传给了儿子姒启。至此，从理论上断了“禅让”观念的根。
所谓“禅让”制，初期其实质是军事民主制下推举部落联盟最高军事首领的一种方式。成为联盟首领者，不但要有很强的能力和实力，要有德性，而且还要通过一定仪式，由众多部落首领共同推举或承认，才能确立。这之间的更替就是“禅让”。“禅让”到了“英雄时代”后期就已经名存实亡，后来成为孔孟学说推崇的一种理想制度。
禹死后埋在会稽之山（《墨子·节葬篇》）。他生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成为夏王朝实际上的第一任帝王。
但夏王朝统治基础的最后确立和国家统治工具的完备工作则是由启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而完成的。为了使世袭王权为各诸侯所认同，夏启在都城阳翟举行了盛大的“钧台之享”，这是继“塗山之会”后又一重要的朝会。这一朝会，“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这就确定了国家制度下的君臣原则。
公元前1979年，姒启因荒淫过度而死。夏王朝历时近500年，从禹算起共历19位帝王。其中属于姒姓家族之内的有17帝，外姓夺取帝位的两人，也有人将此两人在位的40年称为“无王之世”，不列在夏王朝的帝王之内。这两个人，一个是后羿，一个是寒浞。
夏王朝是在原始公社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就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所谓父权制家庭，就是父亲在家庭中“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大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
众邦国组成了夏王朝的天下，所以夏代的国家结构就是王室有“天下”，诸侯国君有“国”，大夫有“家”。在这种由父权制发展而成的国家中，各级贵族组织仍然保持着血缘联系，严格区分姓氏。王室分封诸侯，除保持它出生的姓氏外，又以封国建立新氏，大夫以邑为氏，这就是《左传》所说的“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这样在各级贵族之间，就依据姓氏的区别建立了各自的宗族关系。这种宗族关系的性质就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按其班辈高低和族属亲疏等关系来确定各级贵族的等级地位及其继承关系，这就是宗法制的形成。
在夏王朝里，除了不事劳动的贵族以外，还有“平民”，即一般的自由民，他们属于各级贵族比较疏远的宗族成员。他们有一小块土地，有自由民身份，但没有特权。处在社会底层的是“民”，其中主要的是“黎民”，又称为“庶民”或“庶人”。还有泛称为“众”的，大概是农耕奴隶了。
夏王朝奠基的国家基础和社会结构为后来的商、周王朝继承和发展。
为了维护这种家长制为核心的国家机器的运作，夏王朝不但建立了强大的军队，还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禹刑》。但在对抗的阶级社会中，光靠强硬的暴力工具是行不通的，统治者从中也逐渐认识到了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卷一《周语》上）。因此形成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观念，并且通过礼制来实现国家的协调职能，从而在思想文化方面“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礼记·礼运》），使人们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协调相互关系，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实现“小康”之世。所谓“小康”之世，是古人理想的社会形态之一，是继“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后的“天下为家”的阶段，其基本特点是“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国，礼义以为纪”。
夏王朝建立的礼制文化，现在由于文献不足，难以全知。但从商周的继承关系看，还是可以推测出来的，因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夏王朝最后一位帝王是姒履癸，他被后人称为“桀帝”。“桀”就是凶暴的意思，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聩残暴之君。其妻施妹喜也是个帮助他败家的能手，她喜欢听绸缎撕裂的声音，桀就命令宫女在她身边不停地撕裂绸缎，就在这嘶嘶的碎裂声中，夏王朝崩溃了。
夏商王朝更替是由“武汤革命”完成的。商王朝的建立者汤，姓子名大乙，又名成汤、成唐，甲骨文又称大乙，高祖乙，有的史书还称武汤、武王、天乙等。汤出身商族。商族是个历史悠久的部落，居于黄河下游，其始祖母简狄是有娀氏（古国名，在今山西运城一带）之女，据说她是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下了契，故《诗经》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商朝最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有如下一些：
一是铸造技术高超的青铜器。商代青铜器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礼器、酒器、乐器及其他用具，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
二是商业的发展。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并完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交换加强，出现了专业商人。他们“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阙父母”（《尚书·酒诰》），既是长途贩运、从事商业活动的商贾，以盈利赡养父母，也是旅行家。商业的发达，也就有了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贝。在当时，除了真贝之外，还有骨贝、铜贝。在流通中，以五岁连成一串，合两串为一朋，朋就是比较流行的货币计量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