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和军事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洋枪洋炮、战舰飞机相继被引进，一些西方军事著作被翻译介绍给国人，西方军事制度也在清军中陆续推行，昔日刀矛相搏的战争被大炮、战舰唱主角的近代战争所代替。面对眼前这一切新鲜的，同时也颇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中国的兵学家们已无法仰仗祖先的兵学遗产来应付现实，也不能像孙武、戚继光那样以毕生的军事实践和理论著述来精心构筑自己的军事学体系。他们被卷人到迅猛的军事思想变革的大潮之中，往往只来得及提出一两个新的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就很快被后来者所否定，被新的思想观点所代替。可以说，中国近代军事思潮兴衰更替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
一、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中国自古为兵学盛国。古代兵学的辉煌成就，令国人陶醉，也令国人自傲。然而它毕竟只是适应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理论。门至18世纪，随着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工业革命的出现，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战争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适应近代战争的新的军事学说也应运而生。由于清政府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欧洲各国的巨变知之甚少，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才惊讶地发现，“天下”之外竟然还存在着一个罕为人知的广阔世界，昔日人们认为荒味不文的“蛮夷”之属，如今已成了船坚炮利的强敌。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努力探求新式火器和战船的原理及制造方法，并把自己的研究心得汇编成册，供当局采撷以为反侵略战争的参考。其中魏源所编写的（海国图志）上书，描绘了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历史地理、民族风情和西方科学技术现状，进而开始重新审识中国的军事地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实际上提出了变革传统兵学的要求。
（一）酝酿发端时期
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为标志，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由此进入其酝酿发端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抱着面向世界的开放态度，先进的西方军事技术、适应近代战争形态的军事理论也开始陆续传人中国。较早尝试引进西方军事理论的是龚振麟、潘仕成、丁拱辰等一些中国军事技术专家。他们大都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的炮火，较为清醒地意识到中西方科技方面的巨大差距，力图通过介绍西方军事技术知识，为闭关锁国、沉闷已极的清朝兵学界带来一丝新意。他们大多在鸦片战争期间与林则徐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共同的志向促使其投身于西洋兵器的制造，写出了《铸炮铁模图说》、《枢机炮架新式图说》、《攻船水雷图说》、《铸炮图说》等一系列军事技术著作，而这些著作大都被林则徐的挚友魏源编人《海国图志》之中。他们的思想观点也汇人到林、魏等人改革中国军事的呐喊声中。但这些人的社会地位都不太高，除魏源做过知州，龚振麟当过县丞，丁拱展当过军机章京外，惟一当过督抚大员的林则徐此时已获罪发配新疆。其思想在崇尚“义理”，轻视“末技”的清朝社会里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作为最先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们对西方军事技术的了解也很有限，对兵器制造原理的阐述多停留在经验总结、现象描述阶段也使得对西方长技的学习无法由技艺上升为科学，由片断、零散的介绍发展成系统、全面的引进。所以鸦片战争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抱残守缺的落后势力仍盘踞着中国的兵学论坛，适用于冷兵器时代的传统军事思想仍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真知灼见很难得到蔑视夷狄的封建士大夫们的认同。一些清代兵学家对迅速发展的西方近代军事理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终日津津乐道于辑录、注释古兵书，沉浸于风角占候等荒诞不经的兵阴阳理论中。就连1845年，俄罗斯政府主动将一批西方近代军事理论书籍送给清廷时，清政府都如同见到了洪水猛兽一样，赶快严密封存起来，免得国人受到异端邪说的蛊惑。至于如何抵御外来侵略，却没有什么像样的办法。
19世纪为年代爆发的那场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将腐朽不堪任战的清代经制兵八旗、绿营打得一败涂地、溃不成军，迫使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不得不改弦更张，组建新的军队来充当镇压农民起义的主力。其中由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建立的湘军，打破清朝的“祖宗成法”，实行“兵归将有”的统兵制度，利用宗族地域纽带来密切官兵关系，通过严格的训练使士兵的身体素质、个人作战技能和战术意识有所加强，从而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清朝统治者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湘军将领在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有关建军、练兵、作战的书牍奏章，被后人辑人其文集之中。胡林翼还主持辑录了古代战略和历代勇将名臣方略的《读史兵略》，左宗棠编有《楚军营制》，朱孙诒撰有《团练事宜》，王鑫撰有《练勇刍言》等军事著作。从他们的著述和言论来看，其选将练兵制度和兵法大多仿效明人戚继光，但他们敢于在募兵选将、部队编制、军事训练和作战战术等领域，冲破清朝祖宗成法另起炉灶的做法，客观上为晚清兵学的变革开通了道路。
（二）初步发展时期
19世纪60至7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在上海与西方军队联合镇压太平军时，已对洋枪洋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担负直隶（其主要辖区为今河北省）地区防务以后，面对列强环伺的严峻局面，深刻地认识到，此“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文忠公会书·奏稿》卷24）；“蛮夷之邦”轮船之速日行千里，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是中国千古未遇之强敌；中国只有认真学习西方军事理论，才可以“攘夷”自立。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位于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翻译馆，由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中国科学家与外国传教士合作，陆续翻译一大批西方军事著作，由原先仅仅探索“利器”制造进而追求“善用利器之法”（《火器略说·前序》）。这些军事译著在介绍西方先进海陆战法，确立新型军语以代替中国传统兵学用语，以新的军事概念来构造近代军事思想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火器略说》（又名《操胜要览》）、《临阵管见》、《船阵图说》（又译《轮船布阵图说》）等一大批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书籍被晚清督抚育官们视为洋务用兵的必读书，言论被引用，观点被采纳。中国的军事理论在国防政策、战略战术等各个层面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70年代的海防大讨论，开始改变了以往“重陆轻海”的传统，确立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战略方针；中法战争前后对援越问题的争论，则给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宗藩”观念带来强烈的冲击。此时，虽然富于东方智慧的谋略思想依然受到人们的重视，但中国传统的兵学体系由于整体上已不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其趋向解体已不可避免。当然，晚清时期中国兵学变革的道路是曲折的。狭隘的“夷夏之防”观念使一些顽固的守旧分子千方百计将学习西方的活动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连在近代战争中久已被证明毫无用处的古代阵法也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迟迟不肯退出战争舞台。李鸿章带领淮军初到上海时，曾“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结果遭到多数部下而能抵制。淮军1868年刊行的《洋枪队大操图》和1871年刊行的《枪炮操练图说》，在采纳西方战术的同时，仍生硬地将其附会在传统阵法上，衍生出许多稀奇古怪的阵势来。就连思想颇为开通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在19世纪80年代仍强调说：“将帅之智略，战士之武勇，堂堂中国有干城腹心，岂能学步他人，别求新法？”故尔对洋操阵势主张“断宜弃之不学”（《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1）。
（三）全面发展阶段
甲午战争前后，许多头脑清醒的爱国志士不能再容忍军事改革缓慢曲折的进程，开始对盛行数千年的古代兵学经典进行深刻的反思，重新估价它们的时代价值。郑观应指出：“夫兵无强弱，而时则异古今；众无多寡，而势则分中外。今之战事非廿一史之战事所有也，今之战术非孙吴兵书中战术可尽也。”陈龙昌也谈到：“中国谈兵家无虑百数，惟《孙子》十三篇、戚氏《纪效新书》至今通行，称为切实。此外欲求所谓折衷戎行，会通今昔守御之要而机宜悉当者，殆不多见。良以数十年来，酉国枪炮盛行战阵之间，旧日成法已难胶执，诚兵事变幻之一大关键也。”（《中西兵略指掌》卷20）1895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仿西法改革军制、创练新军及采用新战法的必要性。徐建寅编写《兵学新书》，广泛搜集西方兵役、编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各方面的资料，打算建立起一个与传统兵学完全不同的新的军事理论体系。而张之洞等人上奏朝廷的“江楚变法三折”，激烈地抨击以往军事改革权及皮毛的错误做法，主张全面采用西方军制战法，采用新的编制体制，改革旧的兵役制度，更新粮响章程，改善官兵经济状况等，实际上是在为大规模引进西方军事学说廓清思想障碍。一些具体从事练兵事宜的官员，如著有《淮军武毅军课程》的聂士成，辑译《自强军西法类编》的沈敦和，曾任天津武备学堂教习的姚锡光。北洋武备学堂官员段棋瑞、冯国璋等，他们或撰《长江炮台刍议》、《筹海军刍议》，对中国的江防海防和海军建设提出建策；或在袁世凯的主持下编撰《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详细记叙了采用西法练兵后所形成的营规条令，具有较为丰富的西方近代军事学内容。在此期间，昔日盛行的湘淮军“稳扎硬打”、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战法被摒弃，转而提倡灵活机动，发扬火力，强调步骑炮兵协同配合的战术。仿西人致富之本，大力发展工商业，以为国防建设基础的思想，建立完善的军事教育体制的思想，实行义务兵役制度的思想等，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清朝统治者对古代兵学中关于专制君主对军队的统率权、军队的服务宗旨、军人的忠孝意识等是决不肯舍弃的。袁世凯所提出的“道必师古，法必因时（《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训练总说》）的训兵原则，便代表了统治阶级对军事改革的这种基本态度。清末，随着军阀势力的恶性膨胀，袁世凯等人更是大肆宣扬军人的忠孝意识，只不过官兵忠诚、孝顺的对象已由封建皇帝偷换成了他们自己。这种充满封建糟粕，带有浓郁的封建私属军队色彩的官兵政治思想灌输方式，直到民国初年仍然存在。
清朝末年，以蔡锷、蒋方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留日学生，开始摒弃古代兵学中的封建糟粕，全面引进西方近代军事学说。这些人在东瀛岛国学习期间，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军事教育，在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上与从未走出国门的那些军事理论家有很大差别。在民族危亡的强烈刺激下，他们已不满足于国内军事理论界对西方军事学说的枝节介绍，而打算全面引入西方近代军事观念和思想体系。为此，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军国民篇》，主张对中国四万万同胞进行军国民主义的教育与训练，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素质，振兴尚武精神。还有人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中国历史上忽视经略海洋的倾向，提倡树立国人的海权观念。这一时期一些西方军事理论名著也被陆续介绍给国人。如“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著作的有关章节，西方军事理论权威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当时译名为《大战学理》）都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印行。同时，针对一些人在介绍西方和日本兵学时表现出强烈的照搬照套倾向，如沈敦和纂集《自强军西法类编》时，力求一字一句务与西书吻合；陈凤翔编写《战法学》，不仅章节层次悉仿日军教程，连其中所谓战争能启人智、振国威，战争能致富等错误说法也照抄不误的现象，蔡锷、蒋方震等人也开始考虑如何不带偏见地汲取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根据中国的国情加以融会贯通，尽管这仍属尝试之举，却也显示出这一代军事理论家不同以往的理论追求，显示出中西军事文化撞击中的中国军事理论独特的发展趋势。
二、近代战争观念与国防思想
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起点，中国国防遇到了“千古未有之变局”，中国人不得不面对既富于侵略性，又拥有近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敌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在“千古未遇”的强敌面前，中国近代国防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列强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且规模越来越大，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这样的局部战争，直至发展到甲午战争这样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列强各国虽然在瓜分领土、攫取权益方面有矛盾，有争斗，但在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这一共同目标上则是一致的，常常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中，列强都联手制华，或组成联军一同人侵中国，1900年甚至出现8个帝国主义国家共组联军人侵中国的情况。这就使中国在进行反侵略战争时，往往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二是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是海陆并举。与中国传统边患主要来自北方边疆不同，近代列强入侵中国很多是从东南沿海方向人侵的。同时，沙俄在东北、西北，英国在西藏，法国在西南的陆路方向也都分别发动了入侵。所以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防威胁是全方位的。三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既是为了割占土地，又是为了掠夺政治、经济权益。它们不仅逐渐蚕食瓜分中国的神圣领土，还一步步将中国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上述国防形势的深刻变化，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军事理论界，迫使人们对战争与国防问题做出新的、更深刻的思考：
（一）改变以往否定战争暴力的倾向，提倡军国民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