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戒，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因谓：“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谭云：“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予又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谭云：“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予谓：“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覆告你如何办法。”谭云：“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覆命。”及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仿佛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
大概语意，一若四人请急变法，上设婉词以却之者。予因诘以：“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谭云：“朱谕存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予更知其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谭再三催促，立即决议，以待入奏，几至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云：“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予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谭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予谓：“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谓：“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袁世凯：《戊戌日记》，选自《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70页。
两个版本的记载，我们信哪个？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1898年9月29日），距谭嗣同夜访十一天，距谭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就义一天。也可能正是六君子洒血菜市口让袁世凯产生了动笔的念头，因为他没写过其他日记，只有这么个《戊戌纪略》。《戊戌纪略》为当事人亲笔所记，属于第一手资料，袁世凯信誓旦旦地保证过其真实性：“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自书记后，并交诸子密藏之，以征事实而质诸词。”袁世凯：《戊戌日记》，选自《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的相关情节，当据谭嗣同转述，且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追记，属于第二手资料。而且梁启超二十年后坦承他的《戊戌政变记》并非“信史”，因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有意味的是，后世国人与学者愣是不信这些邪，梁启超自己都说不真，我们偏要信；袁世凯口口声声保证真，我们偏不信。宁信梁启超的“感情”说，不信袁世凯的“真实”说。个中原因很简单，袁世凯称了个帝，就被世人认作大伪。世人的逻辑是，大伪之人必无小诚，所以，袁世凯即使说了真话，大家也不认的。经史学界多方求证，现在终于确认：一、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主要情节可靠，而梁启超有意隐瞒；二、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仅在少数问题上有掩饰和美化。
不管信哪个版本吧，反正历史没有信维新派。维新派信了袁世凯，但是袁世凯不信维新派。或者说，袁世凯更不信自己。康有为这样的书生可以孤注一掷，袁世凯这样的大员却必是谋定后动。
八月初三（9月18日）的白天，谭嗣同夜访之前，袁世凯也没有闲着。他给张之洞发了个电报，大致意思说，后天皇帝接见，他将向皇上推荐张之洞来京主持新政。老谋深算的张之洞立刻回电跟朋友交代，你一定得给我拦住这事儿，“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卷二百二十六·电牍五十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54页。张之洞不愿来北京蹚浑水是一定的，但是他这期间竟然有比维新派还大胆的举动，他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商定了一个合作计划：由日本方面派参谋给中国训练军队、兴办军事及民用企业；中国方面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等。另据日本那边的学者研究，庚子年间老张同志居然也冒出趁乱称王称帝的念头来了。一句话，让张老混水摸鱼还是可以的，但是让他站到混水中由人摸他则是不可以的。大家都是高干，不像康有为那么头脑简单。
这天，袁世凯除了与张之洞拍发电报外，还接到了荣禄发来的电报，声称近来英国船在天津外港大沽口活动频繁，请袁赶紧回天津布防云云。这一切，肯定让袁世凯感觉脊背发凉，两边都跟催命鬼似的。
还是八月初三（9月18日）这天，老太后也没闲着。据时人笔记载，李鸿章亲家、御史杨崇伊试图以危词耸太后听政，具折后谒庆亲王奕劻，祈代奏。一是他不能自行递折给太后，二是太后归政了，颐和园里根本没给她设置奏事处。奕劻不太愿意给他代奏，面呈难色，崇伊就讹上了，说：“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奕劻乃诺之，至颐和园见太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太后犹作犹豫之状曰：“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徐一士：《戊戌政变遗闻》，选自《亦佳庐小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6页。这一看就坏菜了。
为什么呢？
杨崇伊在折子中除了辱骂康有为举办的大同学会和南北强学会不干人事之外，还给太后讲了两条最吓人的：第一，珍妃老师文廷式及康有为等与海外乱党孙中山都是穿一条裤子的，他们外奉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第二，传说皇上要给东洋故相伊藤博文事权呢。“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杨崇伊：《掌广西道监察御使杨崇伊折》，选自《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1页。
真正让太后不安的，可能就是这两条。因为看杨崇伊的折子前，她就听说了一个传闻，说康有为和总理衙门大臣主持外交的张荫桓已经跟日本人讲好了，由巡弋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送上军舰。据说这个计划需要得到伊藤博文的首肯，据说伊藤博文向张荫桓提出的条件是，中国皇帝在接见他伊藤博文时，须亲口向他提出这个要求。这个传闻看起来有些邪门，世界上哪有这样公开搞政变密谋的！但是老太后毕竟是道上混的，特明白防人之心不可以没有，害人之心更不可以没有。何况甲午战前朝鲜就发生过类似的事儿，袁世凯直接把人家朝鲜摄政王大院君逮到了中国。再说了，老太后好歹也是读过些历史的，当年张柬之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迎中宗复位的故事，她也不是不知道。
老太后知道光绪要在八月初五（9月20日）接见伊藤，都经过她批准的，对于日本绑架她的传闻，也可以不信。但是凡事就怕联想。杨崇伊奏折中的两条合并到一块儿，脉络就有了：孙中山正在日本忽悠革命呢，这伊藤博文又是从日本来的。康有为若与孙中山穿了一条裤子，那伊藤博文就值得怀疑了。
伊藤博文，日本明治维新之父，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四任首相。光绪二十四年（1898），辞官赋闲的伊藤博文踏上了访问中国的行程，中经朝鲜，于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到达北京。由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中国宜聘请伊藤做顾问，必要的时候付以事权。所以维新人士提前就造上势了，有御史李岳瑞等上书，请求朝廷聘请伊藤博文做客卿云云。按道理来讲，即使光绪聘请伊藤了，那也相当于现在的球队请个外援或者外教，或者干脆就是模仿战国养士的传统了。可顽固派们不这么想，他们认定李岳瑞是汉奸，伊藤是卧底，所以一干人等密切关注着伊藤的动向！
八月初一（9月16日），康有为曾赴日本使馆拜会过伊藤。伊藤问你们折腾这么长时间了，这变法咋就一直变不动呢？康有为说，老太后掣肘，光绪无权，顽固大臣阻挠，并请伊藤觐见慈禧时给帮忙说合一下，就说光绪皇帝是个好人，我们维新派也都是好人，变了法，才能像日本那样强大等。伊藤答应了。但是康有为亲自拜访伊藤，应该是他变法期间比较臭的一棋，有失无得。怎么说呢？他拜访伊藤，太后不可能不知，这只会更加引起慈禧太后的猜忌。
可惜维新派不明白这一切，他们正在改革的路上末日狂奔呢。伊藤与李提摩太还商量着向康有为建议组建“中美英日合邦”，康有为一听就同意了，他可能是把这个合邦当作战国的合纵连横了吧。总之，帝国的政局在康有为这马首的带动下，确实有些失控的意思。慈禧虽然不可能详知康有为葫芦里所有的药丸，但她的猜忌在杨崇伊奏折的碰撞下，陡然发酵。她当即决定由颐和园还宫。
传统说法，认为慈禧是在八月初六返宫发动政变的。也就是说，是在袁世凯八月初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又于八月初五晚上向太后告密后发生的。除此之外，还有两种非传统说法，一种是八月初四早上返宫，一种是八月初四下午返宫。传统说法基本上被否定了，后两种非传统说法，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吧，总归是杨崇伊的奏折引起了政变。当然也有人认为袁世凯初三后半夜或者初四就在北京告了密。告密的对象可能是世亲王礼铎或者庆亲王奕劻，但因缺少证据而认同者少。
据说慈禧太后八月初四（9月19日）回宫的时候，光绪皇帝正准备赴颐和园请安呢，闻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乃仓皇而返。太后见面就劈头盖脸地骂上了：“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嗫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选自《稗海精粹：落日残照紫禁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
从骂的话里可以发现，太后知道康有为图谋劫持她的传闻，只不过尚无证据罢了。骂过之后，太后即宣布训政。所以八月初四这一天，光绪即丧失了人身自由，只不过待遇还不是很差。其亲政大权，也被剥夺个差不多。之前的亲政虽然需要时时请示，但好多事都是事后汇报。现在一切都变了，太后初五日即“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郑孝胥：《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1页。也就是说，太后回宫的第二天，已经实际性的开始训政了。
八月初五（9月20日），光绪在勤政殿接见伊藤博文。陪同接见的有军机大臣廖寿恒、王文韶、裕禄和总理衙门大臣崇礼、张荫桓（除了张荫桓属帝党，其余都是后党）。当然，慈禧太后坐在屏风后监听。如此训政下，光绪与伊藤也只能相互客套了。据伊藤博文的《谒见清国皇帝陛下始末》载，双方对话如下：
伊：外臣博文，此次来到贵国，原为漫游。今蒙召见，殊为荣耀。窃以为，大皇帝变革旧法，力图富强，其于保全亚东之局面，实为至要。博文一待回国，入奏我大皇帝，我大皇帝必自由衷欣悦。博文敬祝大皇帝圣寿万年。
帝：久闻贵爵高名，今日得见，深感适意。
伊：今辱召见，龙颜咫尺，在臣亦荣幸之至。
帝：贵国大皇帝御体可好？
伊：为今日之漫游，臣曾参内乞暇，龙体甚是安泰。
帝：贵国维新以来之政治，为各国所称许。贵爵之功业，万国亦无不佩服者。
伊：辱驾过奖，惶恐之至。臣不过仰奉我天皇陛下之圣谟，聊尽臣子之职分而已。
光绪帝与庆亲王耳语片刻，说道：贵我两国，同在一洲，居至亲至近之地。今我国正值变法之际，必要处，还欲一闻贵爵之高见。希贵爵深体此意，就变法之顺序、方法等事，详细告知朕之总理衙门之王大臣。
伊：敬领谕旨。王大臣等若屈尊垂问，以臣所见，苟有利于贵国，必当尽心奉陈。
帝：与贵国同心戮力，永保邦交，是朕所至望。
伊：我国天皇陛下之圣意实亦如此。臣确信，由此普及两国之臣民，交谊更易日加亲密。
帝：贵爵滞留此地，还有几日？
伊：预定滞留阙下两个星期，尚有七八日。
帝：贵爵以往到过我国何地？
伊：十四年前曾来北京一次，此后多次途经南方上海等地。
帝：此次还要游历何处？
伊：预定由烟台去上海，再由上海溯游长江一带。
帝：朕望贵爵一路平安。
伊：敬谢大皇帝厚意。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三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5—236页。
诸大臣中唯一懂英语、会翻译的是张荫桓。这家伙光绪十二年至十五年（1886—1889）出任过驻美公使，听说出使俄德荷奥四国大臣洪钧（这家伙出任时随带的小妾就是赛金花，赛金花干脆学会了几国外语）立志学英语且有所成时，他也刻苦上了，不但通晓上了英语且给美国政要写的英文信也是呱呱叫。他与伊藤互用英语交谈。接见前的引导及接见后的告退，都由他主持的。他不但与之握手，还挽其胳膊，虽然这是西式正常的外交礼节了，但在太后眼里，自然有些狐疑了。跟日本鬼子挽手牵臂，嘀嘀咕咕的，是不是真的有劫持密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