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以中国之大，养士之久，岂无一二知文明数学之士足以驾西人而上者哉？……而必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此臣之不解者二也。”
“今不思破之之方，御之之术，窃恐中国将来之轮船机器较彼尤精，而用之不得其法，不得其人，未必不徒费钱粮，徒劳人力也。此臣之不解者三也。”
“善政未修于上，实学未讲于下，而尤令舍人事以习天文数学，此臣之不解者四也。”
“有自强之心，无自强之政，而徒震惊于外洋机器、轮船不可制，此臣之不解者五也。”
“夫洋人之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圣贤之大道不修，士林之气概不讲，无一非西学阶之历也。此臣之不解者六也。”
“兹不操出奇之胜算，而为依样之葫芦，此臣之不解者七也。”
“此事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是西教本不行于中国，而总理衙门请皇上导之使行也，此臣之不解者八也。”
“兹惟于同文馆厚廪饩、广升途，何明于此而暗于彼，略其大而举其细也！此臣之不解者九也。”
“是其设立同文馆之初，未尝不明知此事之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而必欲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此臣之不解者十也。”
说了这么一大堆，他的要求就是：请太后收回成命，撤销同文馆，否则天下大乱！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50页。
可以说，奕訢在对付顽固派的挑战时，挺累的，苦口婆心不知说了多少废话。如果最高领导慈禧太后不支持，他肯定要败下阵来。幸运的是，这个时候的嫂嫂还是挺开明挺勇敢的，对这又臭又长的帖子批驳如下：
其一，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
其二，这个折子是不是倭仁授意的？如果是，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
其三，即使不是倭仁授意，那也不好，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干系。中国史学会：《洋务运运·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2页。
这些顽固派固然不是好东西，但是慈禧批折时用的手腕却也不能恭维。折子写得长，就叫荒谬；折子是倭仁授意下写的，就动机不良；折子不是倭仁授意写的，那就是你们党派之间自觉性的呼应了，影响世道人心！反正咋也不对。
不管咋说吧，这次洋务派赢得了胜利。胜利的原因，并不是奕訢等的辩才好，势力强，洋务甚得世道人心，而是老太后坚定地站在了他们一边。
老太后为什么站在奕訢一边呢？一句话，这些洋务内容并没有触及老太后的底线。那老太后的底线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语录里寻找到她的改革主张。
据德龄公主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某一天，因俄国公使夫人勃兰康夫人要来访，老佛爷心有所触，对西方文明发出了诸多评价，下面是太后语录选：
之一：西方礼服也算好看，只是我到底还是不喜欢那个长尾巴，后面拖着恁长的尾巴，拖着这么个东西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德龄公主：《紫禁城的黄昏：德龄公主回忆录》，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之二：她们以为咱们中国人啥都不懂，小瞧咱们。我看呐，她们是自以为文明、懂礼、有教养，其实呢，我们这些她们所认为的野蛮人，反倒比她们要文明有礼得多。同上，第38页。
之三：我知道他们肯定忘不了光绪二十六年的拳民之乱，不过我也不在乎，我还是愿意遵循我们祖上最好的规矩，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采用外国人的方式。德龄公主：《紫禁城的黄昏：德龄公主回忆录》，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之四：我觉着，每样东西在中国都有，不过是生活方式不同罢了。跳舞是怎么回事儿？我听人说，就是两个人手拉着手满屋子蹦跳，要真是这样的话，我看一点也不好玩。要是男人和女人这样一起跳，总归是不大好。我不赞同男人的手围着女孩的腰，那太难看了，我喜欢看女孩子和女孩子一起跳。在中国，女孩子是不准和男人接近的，我知道外国人好像不大讲究这个。这就见得外国人比我们更开放。同上，第74—75页。
之五：听说外国人都不尊敬父母，可以随便打他们，还可以赶他们出去，这是真的吗？同上，第75—76页。
之六：我这样说，好像显得自己很保守，我尊崇祖上的规矩，在我活着的时候不想改变它。同上，第125—126页。
之七：老实说，我很喜欢内田夫人（日本公使夫人）。她总是那么温雅，从不问那些愚蠢的问题。到底还是日本人和我们相像，从不冒失。同上，第126页。
之八：去年，你们那时还没进宫，康格夫人（美国驻中国公使夫人）带着一个女传教士来，建议我在宫中设立一所女子学堂。我不想让她们不快，就说我会慎重考虑她们的建议。现在你们想想，宫里弄出一所学校来，可不是笑话吗？就算办成了，叫我到哪里去找这许多女学生来读书呢？现在这样已经够好的了，我可不想把那些个皇亲国戚的子弟弄到我的宫里来读什么书。同上，第126页。
从老佛爷的这些经典语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主张，那就是，虽然大清不得不改革开放了，但我们的改革与开放都是有限度的，绝对不照搬西方，绝不走西方的邪路，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防止西方和平演变，把大清特色的封建专制制度坚持到底！
当然，啥叫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啥叫大清特色，都是有弹性的、模糊的。还不如这样说，以老太后是否能容忍为度。
事例一：同治十一年（1872），由于洋务派一再的奏请，政府终于同意向国外派遣官派留学生，一派就是三十名。可是到了光绪七年（1881）政府又突然召回所有的留学生，也不管他们学业是否完成。事实上，一百二十名留美学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太后如此不计后果、半途而废，原因很简单，听说这些孩子都给西化了：说洋人的语言，穿洋人的服装，学洋人溜冰打球带扑腾（游泳）；更有甚者，还把辫子剪了，见了中国官员与孔子牌位都不行叩头之礼了，长此以往，这还了得？这不和平演变吗？于是一纸令下，所有的留学生全部撤回。他们中间的著名代表是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詹天佑除了学业有成，棒球与游泳也都呱呱叫，你能说西化后的他比不出国留学、未西化的中国传统士人更不爱国吗？问题是真正的爱国者在中国没有好果子吃，按西方学者的说法，这帮留美学生回国后，“受到一批盛怒的官僚们的极其侮辱的待遇，并被分派到最低级的事务工作上”。（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页。他们落魄待遇的改善，居然是日本人成全的。也就是说，甲午中日战争后，政府才开始重用他们。
事例二：光绪二年（1876），英国人建造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客运铁路，引起众议纷纷，有些中国官员甚至扬言前往卧轨以阻挡火车通行。不能容忍火车本身也就罢了，就是火车轰隆开过的声音，也让爱国贼们不堪忍受：影响风水也就罢了，这不影响地下的祖先们安歇吗？正好出了车祸，火车轧死一个中国人，这下可有理由了，于是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赎回淞沪铁路，拆毁并掷入大海。
事例三：光绪四年（1878），在李鸿章操作下，开平矿务局正式开办，其治下的开平煤矿出煤极旺。问题是运输不便。该矿“总办”唐廷枢给他的上司李鸿章算账如下：开平挖出的煤，每吨成本二两七钱，如果用牲车从矿区把煤运到北塘河岸边的芦台，每吨运费合二两二钱，由芦台用船运到天津，再搬到岸上，每吨约需一两，加上税金，一吨煤到天津市场上，一分钱不赚，已经六两四钱了，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出四钱来。但如果从唐山修一条铁路到芦台，煤炭从这里下船走水路运到天津或上海，每吨成本仅四两……为此，李鸿章禀请政府准许矿务局修筑唐山到北塘口的运煤铁路。由于恭亲王等人的支持，慈禧太后很快就批准了，李鸿章随即聘请开平矿务局工程师、英国人金达负责督修。谁知正在筹办之时，政府突然又不干了。原因很简单，很多官员反对修铁路，纷纷上章弹奏。按英国人肯德在他的《中国铁路发展史》中所说：“凡是人的才智所能设想出来的种种可笑的理由，都在清政府的权贵的看法下产生了。”（英）肯德：《中国铁路发展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4页。
总之，中国官员的才智都体现在保守落后愚昧方面了，他们意见中最不能忽视的一条是影响东陵地气。东陵大家都知道，是大清王朝在关内的皇陵，它远在唐山以北遵化县长城脚下的马兰峪，离所谓的唐胥铁路近百公里呢，问题是对皇家来讲，再远也不能忽视。因为影响百姓庐墓也就罢了，反正你家出不了皇帝，但是影响皇家风水则是万万不可的，大清江山须人家子孙一棒一棒的往下传呢。铁路不让修筑，开平矿务局只好开掘运河运煤。可是运河只能挖到胥各庄，因为胥各庄到矿区那段路地势高陡，河水上不去。矿务局再次请修铁路，这次奏明只修胥各庄到唐山之间的一小段。老太后特批，这条铁路可以建，但有一个条件，铁路修成后不能用轰隆作响的机车作牵引，那用什么牵引呢？牲口！于是计划中45公里的铁路被缩水成了10公里，光绪七年（1881）建成后制造了如此奇迹：一群骡马拉着机车，在铁轨上缓慢爬行！唉，在大清国做牲口都丢人。当然了，这里逻辑有些不对，牲口不是人，咋能叫丢人呢？
事例四：光绪二十四年（1898），袁世凯为慈禧太后贺寿进贡一辆奔驰牌轿车。不料，老佛爷仅试坐一下便将其“打入冷宫”弃置不用了。原来，汽车解决不了“尊卑”问题，司机不但坐在老佛爷的前面，而且还和她“平起平坐”，有伤“体制”和老佛爷尊严，最终被闲置起来。无独有偶，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华，送给中国皇帝两辆当时英国市面上最精美的马车，心底下还窃思，中国马车笨重而没有弹簧，自己的礼物肯定得到中国皇帝欢心。他没想到，乾隆大帝连试坐都没有，还是那个问题，有伤中国皇帝尊严：这马车共备四座，两座在前为御者之座，略高；两座在后为乘者之位，略低。车夫座位高于皇帝座位也就罢了，车夫坐在皇帝前面，给皇帝一个背，成何体统？
总之，中国的事儿不是那么好解释的。郭嵩焘当时就发现了，他给李鸿章写信，译成现代的语言即：
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都因为这个自耻呢，都想办法帮咱禁绝呢。问题是中国的士大夫，甘心做烟鬼，用洋货，可是一闻建电报修铁路，就群起阻难，甚至有见洋人机器而起公愤者。曾纪泽领着家眷乘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士绅起而大哗，数年未息，也不知这些人咋想的。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们啥也不懂，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也奖励曰公论。宋明之亡，都是亡于呱呱叫之徒，俺是楚人，生长于野蛮之乡，又不是与洋人接近的商人，只不过读书观理，历举古今事变而已，就得个“举世非笑”的下场，为求保国制邦之经，我啥也不顾了，只管实话实说，却始终得不到他们的谅解。窜身异域做驻外公使，不到两月，就得到了诸多参劾。我都后悔了，原先说过的言论，都不敢再说了。萧一山：《清代通史·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5— 636页。
这里我们需要对郭嵩焘重墨描述一下。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道光朝进士，曾随曾国藩组建湘勇，后任南书房行走、署理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等。光绪元年（1875），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马嘉理案，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随后的谈判中，清政府很不情愿地答应了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给夷人道歉本身就是丢面子的事了，再去夷国做钦差，那就更丢面子了。这么丢面子的事儿，天朝官员没人干，也干不了。没有办法，政府最后瞄上了以洋务著称的郭氏，郭氏拒绝不得，硬着头皮答应了。这一答应，国内就大哗了，大家普遍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同上，第637页。郭嵩焘的亲朋好友也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这么好的一个人儿，就这样一失足成了千人恨。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郭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家的宅，挖郭家的坟。郭氏没有办法，几次以告病推脱，但政府好不容易逮住这么一个不要脸的人儿，哪舍得放啊，于是他终于光绪二年（1876）从上海登船赴英了。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到达伦敦后，他立即将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从途经十数国的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到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以及“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等作了力所能及的介绍。但总理衙门将此书刊行后，引来顽固守旧者的口诛笔伐，痛斥他“极意夸饰……凡有血气，无不切齿”；“中洋毒，有二心于英国”；“伊为此书，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是何心哉？”萧一山：《清代通史·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7页。总之，众议哄哄之下，大家都认定这个姓郭的要臣事英王了，特大汉奸哉。但由于一时间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没有将他召回，仅下令将此书毁版。
早慧者醒，早醒者哀，诚哉斯言。可以说，刚到英国的郭嵩焘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此间富强之盛，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19页。也就是说，他承认英国的富强与政教，但尚认为中国的文章礼乐要高人一头。但是在英国待了一年之后，他在日记中又写下了这样的话：“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同上，第627页。“三代之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其义者尚无其人，伤哉！”同上，第491页。也就是说，经过一年的近距离观察，郭嵩焘已然发现，中国什么都不如人，已成为无道之国和西方人眼中的野蛮国度，就像我们当年视周边的夷狄一样。只可惜，正如他日记中所言，中国的士大夫无人能达到这个高度，谁达到谁就是汉奸，叫他如何不伤感？
